《我想結束這一切》：無奈人生，輾轉反覆也孤伶

「牠們十之八九被預設成這樣了。」
「或許我們全都被預設了，對吧？」

查理荷夫曼（Charlie Kaufman）乃是當代最炙手可熱的荷里活編劇，雖然產量不多，卻每每讓人咋舌。「存在危機」是他創作的母體，透過遊離於意識與潛意識，變態的慾望形成一次次的靈魂冒險。平心而論，查的編劇功力往往是雙面刃。由於劇本蘊藏大量精雕細琢的心理描寫，導致演員發揮空間極大，故此演員往往是極為受益的部分。可是，旨於以影像講故事的導演則陷入難題。畢竟，呈現意識流甚至更誇張的符號，實際執行必會困難重重，即使導演費煞思量的還原，但鏡頭仍然無法達到加乘的效果。

新作《我想結束這一切》（I’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延續查的瘋狂幻想。電影講述男女主角冒著暴風雪，前往男方父母的農場聚會。決意分手的女主角卻不知從何開口。漫漫的旅途中，表面上她如常跟男友對答，內心卻奏出截然不同的內心獨白。到了男友家中，其父母的行徑怪異，像是唸不到字詞、突然大笑等，繼而一連串的場景轉換，如傑克的房間和病重的媽媽，讓人看得一頭霧水。離開農場後，主角光顧一間男主角熟悉的雪糕店，但店內職員不是惶恐就是發姣，店員告誡女主角不要到學校。到了學校，老人與她終於相遇，然後一切顯得完全脫序...

《我》改編自作家伊恩里德（Iain Reid）的暢銷同名小說，電影大抵承繼了小説的敘事邏輯和夢幻質感，而且極少場景和人物亦有助集資的現實考量。若閱讀小說內文，乖戾病態的孤寂猶如癌細胞遊遍通體。回家的路上獨處二人喋喋不休，存在的定義、真實的走向、主體與客體等話題如飄雪般掠過，表面上這是建立角色設定和想法差異的開場，實際上這亦是老人腦內意識的劇場，可見他的矛盾和掙扎。不同的是，小說講述的是最後一次，而電影建構的是千迴萬轉的其中一次，相較於小説，電影顯然更沉鬰與悚然。在這個與那個空間裡，時間怪異地跳躍或回流，透過電影作為媒體的特質，它把願望與絕望、年輕與老邁、真實與幻象擠壓成一個失控的漩渦，一切都被模糊掉，然後重組成那個老人的模樣。

校園清潔工年紀老邁，年少時父母對其疏忽照顧，現在長期獨居，日常苦於口吃和詭異想法，終日以觀看愛情電影聊慰，唯有透過幻想一個虛擬的女友，甚至一個世界，假裝自己還在活着，方可暫時解決自己的寂寞。女人（Jessie Buckley飾）的設定恰好倒模自老人的性格特徵和喜好，作為他的愛情理想對象，「我想結束這一切」的念頭卻使女人產生分手的念頭。所謂的「結束一切」，其實語帶多關。一方面，女主角一直渴望這段關係的結束，另一方面，這亦可意指老人希望殺掉腦內角色代表的怯懦、陰影和焦慮。更可能的是，老人結束的，是自己殘餘的歲月。可是，觀眾對於老人的背景認知，卻是少得可憐。如此一來，《我》形成了相互影響的認知黑洞，一方面眾人距離本體愈走愈遠，另一方面老人的背景空洞愈是擴張。故此，觀眾不得不放棄尋覓電影的內在邏輯，而是徹底投身至「空洞」敘事的虛無狀態。

《我》看似毫無關連的「非線性」三幕敍事，實際上編劇已埋下多條伏線。四名角色相互分配他的特質，相互成長。老人意圖以終極幻想掩飾殘缺的肉體和悲觀的心態，希望虛實混雜的記憶碎片拼湊一段浪漫故事，填補內心空白處。可是，他始終無法編寫理想的結果。縱然《我》的設定是一場鬰夢，但編劇對於「現實之於敍事」賦予了絕對的影響力甚至價值。老人幻想女人首次探訪自己的父母，即使他把她設計成完美的女友，他卻無法肯定甚麼時候才是最佳時機，導致父母的容貌、性格、身體狀態一再改變。老人以為妄想已經成為人生的全部，「現實」除了成為劇情推演的絆腳石，也是主角本人的一大困厄。

《我》建基於虛構角色的回憶、慾望與恐懼。老人每日遊走於校園各個角落，他感受到年輕人的嘲弄，也意識到髮鬢蒼白的象徵，唯有透過幻想不同人物，他才能暫時逃出這個殘破的軀體。可是隨著故事推演，主角們均自行作出決定和發展獨立的心理狀態，導致老人迎來二次失敗。如此一來，所有角色服膺於這個老人的意識，與此同時，角色們的行為亦解離成各自的自我意識，正如途中看到簇新的鞦韆，或是雪糕店的女士們。如此一來，究竟角色自身逐漸形成了主體性，還是角色仍然受到老人不同的意識拉扯，造成性格的轉變？

由此延宕，《我》人物的主體性與客體性是模糊不清的。《我》充斥著大量的引據，由《景觀世界》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從寶綝凱爾（Pauline Kael）到約翰奈許（John Nash），老人對自己的想像都是來自別人的創作、對別人創作的見解也是來自別人的評論，人物似是不經消化般的朗讀不同文本，藉此產生了突兀感。即使老人是整個幻想的始創者，但他的一切都是來自別人的。老人一直希望成為知識份子，卻無法洞悉自己力有不逮的現實。如此一來，《我》基本上沒有真正的主體，只有互相影響的客體。「空洞」的人物設定和喋喋不休的對話與背誦，不過是一再呈現我們的寂寞和焦慮而已。

回歸技術層面，《我》大抵承襲了查的電影特色。除卻查以外，電影攝影師卡斯薩爾（Łukasz Żal）也是大有來頭。作為彭維彭域高斯基（Pawel Pawlikowski）黑白作品時期的攝影師，卡擅以4:3的銀幕比例，並且把鏡頭稍向上直搖，形成頭頂上更大的空間（Dead Space）。由於《我》強調角色的神秘身份，這樣的構圖處理的確更能呈現他們各自的精神焦慮和懷疑。可是，《我》刻意突顯飽滿色彩的美術設計卻抵消掉黑白影像的空靈感，而且喋喋不休的對話形成過度剪接的節奏，導致主創團隊構想的影像未能配合，事倍功半。

若回顧查的過往作品，《我》可謂《玩謝麥高維治》（Being John Malkovich，1999）和《腦作大業》（Synecdoche New York，2008）的合成及延宕。《玩》透過不斷消減慾望，讓自我意識進入一個又一個的身體，從而延續生命。《腦》充斥著劇作家主角對於身體、家人、伴侶和創作的各種猜疑，唯有以建成模仿紐約的劇場場景，才能抵消自己的焦慮。事實上，我們每日營營役役的工作，努力扮演作為「我」這個角色，藉此換取食物、住所、娛樂、性愛、精神慰藉。我們既是演員，也是導演。一場名為「生命」的劇場，各人自主的表演，箇中呈現的孤獨和絕望是否真實？世界不過是一齣舞台劇或電影，它是戲劇，同樣是現實。到頭來，即使《我》貌似供出一個較樂觀的結局，查仍然是重述著一個故事。每個角色均可窺見他作為編劇和（自認失敗的）中年人的焦慮。縱然處於虛幻的人物和故事中，一個終生孤獨的人唱著《Oklahoma》一曲，仍然真摯動人的。幻想既是其唯一和擅長的逃脫計劃，但繼而產生的空虛感來襲，迎來更難耐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