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英文書店辰衝結業，本以為會引來大眾懷緬，誰料一些文化人卻並未留戀，反認為辰衝早應走進歷史。彭依仁指出辰衝營銷策略無法與時並進，難以吸引年輕讀者；茹國烈則記下年輕時「拜訪」辰衝的經驗，講述那時曾經尋獲的好書；虛詞編輯部則在辰衝結業當天，為書店最後一天作紀錄。

命中註定，你哨牙炳拿的就是一把爛牌。可是，爛牌又怎樣呢？

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香港這些年也算拿了爛牌，不吝是連續三把鴛鴦六七四，更壞的可能還在後頭。馬家輝說，堅強的要素有三：「選擇、善良、意志」

讀這小說，實際上讀的就是陳冠中對中國的一種判斷。

究竟，我們為甚麼還要看高達？以晚年高達的作品為重心的「高達．電影．歷史」課程剛圓滿結束，第二部分預計將於今年年尾面世。《虛詞》訪問了負責籌備及執行該次課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王勛先生以及資深影評人朗天先生，嘗試好好地回答這道重要的問題。放開懷抱感受影像的力量，是欣賞晚期高達的首要條件，而這亦是課程的重點之一。

當一個個時代的見證人逝去，異議聲音漸漸失去，我們該從何處找回那段被埋葬的歷史？後人從書本、報章、電影，甚至遊戲等媒體裡所「看到」的歷史，能否讓我們理解到歷史的全貌及重量？在此為大家送上《返校》小輯，由查映嵐分析《返校》的電影原型：赤觸遊戲的敘事手法，亦有朗天評論遊戲與電影兩種新舊媒體的優點與不足，以及陳子雲指出《返校》作為歷史電影，導演在改編上的掙扎和權宜的後果。

獨自在恐怖中徘徊，拼命想尋找出路和答案，卻處處碰到上鎖的門，玩家漸漸累積的焦躁與疲累，正好映照主角靈魂的質地。

懂得與人互動溝通、多元協作及處理複雜人際關係明顯是 21 世紀年輕人必須掌握的「應用技能」／軟技能（soft skills），而適當的口語溝通訓練，絕對是當中的關鍵要務。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

我們被告知，因為我們是宇人，所以我們的名字都以宀為部首。以宀為部首的文字只有四十九個，扣除保留作公職名號和制度稱謂的用字，作為個人名字的選擇十分有限。聽說很久以前，情況不是這樣的，不過自從某個詞被刪除後，我們對於從前的事便愈來愈模糊了。我知道的最久以前的事，是我的祖父母叫寬和容。這是我父母告訴我的。關於祖父母和他們的時代的其他，我一概都不知道了。至於我對父母的記憶，也開始漸漸淡忘，但我記得母親叫做安，父親叫做定。

「嫁他那天我就有不好的預感。」帶喜嫁他那天突然提早來潮，男家慌亂了，結婚來潮是大忌，他們唯有從船頭至船尾鋪上紅布，帶喜上他家的船時，和一眾女眷唱嘆歌，咒詛自己家︰「你紅我重紅，你騎馬我 騎龍，我富貴你外家窮！」帶喜自此兩條小辮挽成髮髻，心事重重。有次出海，颱風要來，帆給霍霍亂吹，鶴佬人的大哥給飛揚的帆繩割掉後腦，就在帶喜面前，頭就飛掉落海，自此帶喜甚麼也不怕。後來她沒處可逃，在起霧的夜跳海，髮絲紛亂像她小時聽過的水鬼，起霧船就不敢航行，鶴佬人當她死了最好，一家都說帶喜入門後帶來厄運，早死早著。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

原本已著手安排逃走路線的人，得殖民宗主國恩賜，面前多了一道敞開的閘門。 我們一家四口受惠於居英權計劃，獲得英國國籍，最終卻沒有選擇落戶英國。1993年底，我們展開了超過二萬五千公里的長征︰從啟德機場出發，經洛杉磯、三藩市、夏威夷，再去溫哥華。我父系一支多半在美國，所以我們一家也申請了綠卡；母親有親朋在加拿大；但我們又從溫哥華飛越半個地球來到南半球，取道新西蘭，最終在澳洲悉尼落腳。其後爸爸回港繼續工作和學業，像那年代很多已婚男人一樣，展開「太空人」生涯；我們姐弟二人則換上新的校服，在一月的炎夏開展新的校園生活。

日本收納女王山下英子提出「斷捨離」，多少人將其奉為人生真諦；從衣服到傢俱，清減裝備成為一種生活態度，相關的潮文也是日日湧現。一篇名為〈斷捨離你首先要扔掉的一百件物品〉的文章，就強有力地告誡大家——速速扔掉舊課本、不再翻看的書，因為「你要承認自己已經長大了」，也因為「那些東西留著真的沒任何用處」。

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主辦的「第十二屆香港書獎」頒獎禮今天（6月20日）於香港電台廣播大廈舉辦，十一本獲獎書籍包括《西西研究資料》（一至四冊）、黃碧雲《盧麒之死》、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等。 綜觀獲獎書籍，大部分都與不同範疇的香港歷史有關，包括文學、政治、足球、霓虹燈等。著書立說，除了說明香港有著豐富的歷史，也是為當下建造更厚實的基礎。因為歷史仍在發生，我們都活在歷史裡。

自從戴卓爾夫人摔了一跤，然後一夜間獅子和獨角獸變成了一朵本土的白花，紅色成了香港的大背景。這面區旗是紅色的，這次又是用哪裡的鮮血提醒香港人怎樣的歷史？是雨傘運動，還是6.12暴動，不，我弄錯了歷史。

為哲學家尼采和海德格作傳的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最近寫成了《時間之書》，似乎不單要用婦嫗可解的文字解說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中的概念，也要爬梳德國哲學、文學、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時間 概念。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學工科的普通學生，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還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全新的天地。

港台節目《五夜講場》不知不覺經已是第三輯，新一輯集數增至四十集，至今已開播差不多一個月。兩季過去，既成香港學術清談節目的雛形，吸引更多學人帶著不同的主題來到觀眾面前，如新一季由經濟升級到社科的「學人串社科」；也有繼續作出新嘗試的，如「哲學有偈傾」增設的「哲學二打六」環節。新一輯《五夜講場》有甚麼要講？記者訪問監製及不同節目的主持，一探來季新動向。

這次想談的是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我姑且稱之為「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如何不以時間而以空間為主軸去思考歷史書寫？

到了利維夫，為了寫一篇探討波蘭翼騎兵的軍事美學文章，我專程去了有名的兵工廠博物館。不過，它的名氣其實並不在於博物館本身，而是它的底層部份。底層原先是鑄造兵器的地方，現在它保存了兵工廠的架構和模樣，改建成一家主題餐廳。

或許一人之力無足輕重，大家也厭倦種族隔閡這道沉重課題，Sally Mann相信藝術足以面對歷史的闇影，提供跨越異己的觀點，試圖鬆開剪不斷理還亂的心結。2018年，她的回顧展「路千重」（A Thousand Crossings）檢視其創作與家鄉土地的牽繫，邀請觀眾一同正視無法改變的過去，進而勾劃過去無法想像的未來。

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其常設展「同一陣地︰社群之心」（Common Ground: The Heart of Community）串連尋常舊物、口述歷史訪談與政府檔案，描述困乏與白眼煎熬之下，個人如何安整頓起居作息、一針一線重頭編織出守望相助的社區網絡。

父親身為最後一個尼安德塔人，與母親過的婚姻生活並不長久，期間充滿認知差異帶來的困擾，像是肉食最佳熟度是幾分熟一類的意見分歧。但在母親心中，這樣的時光大概還是有美滿難得之處。畢竟父親二十六歲因為重感冒（他體內的免疫資訊過時了三萬年）過世的時候，崩潰的母親，才終於無法繼續招架探索頻道拍攝小組的採訪要求。在那之前的母親，如冰河般排拒一切，無視各種穿鑿或熱情。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

「對倒」是集郵術語，指兩個相連而上下顛倒的郵票，劉以鬯先生以「對倒」作為小說形式，以雙線結構，交錯地敍述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少女亞杏的故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的城市景觀；於九十年代，董啟章先生寫出〈對倒《對倒》〉，以一男一女的故事與《對倒》進行對話，二十年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創作的《對倒．時光》，結合了多個劉以鬯的小說文本與董啟章〈對倒《對倒》〉，與劉以鬯及董啟章的文本產生多重對話的關係。

小時候蹲於廁格之中，也想像一番天地出來：這是住屋、那是籃球場、垃圾桶就是主題公園的巨型滑梯……而如今每天都在各種空間裡穿梭，小到房間、家宅，大至樓宇、社區、都市，不自覺間，卻把觀察空間的好奇心擱在一旁，因而錯失了不少有趣的發現。

藝術家丹尼爾．克諾（Daniel Knorr）生於羅馬尼亞，九十年代於慕尼黑美術學院畢業後，他移往柏林居住、開始創作；至今作品已被世界各地藝術館收藏。他的持續性計劃「藝術家的書」（Artist Book）於2007年開展，至今已為世界十一個不同地方，包括新西蘭、愛爾蘭、瑞士、洛杉磯等地，製作出獨有的書籍。今年他應油街實現邀請來到香港，為「藝術家的書」製作第十二號作品。

畢竟萍水相逢的人不可能有這麼大仇恨，但是種族可以令我們有諸多「良好又合適」的理由憎恨一個陌生人。來到法庭戲主導之後，法庭上有兩個主角、他們的家人與朋友、雙方律師原來是父女對陣、加上法庭最外緣的軍人與記者，層層疊合成一宗已經不再純粹、也不應純粹的審訊。

酒店的玻璃茶几上放著一張紙，上面是劉霞寫給劉曉波的《無題》——馬建應該剛讀完不久。曾在天安門廣場目睹一切發生，當時的馬建帶著相機，採訪過劉曉波、學生領袖與當時的參與者等人。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後來陸續出版過《拉麵者》與《北京植物人》等以六四為題的小說。六四發生後的第二十九年，遠居英國的流亡作家馬建仍然無法相信︰當年活生生的現實，現在竟然成為了歷史。

父親愛講舊時，每次我只有聽的份，畢竟他的回憶我並不在場。當他說起曾經在新蒲崗下班，暴動時被警察打傷。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六七暴動」，以父親的回憶。而我無法想像那種痛楚，警棍是甚麼？藤牌是甚麼？直到雨傘運動以後，才找到些許連結。

《盧麒》的書寫方式不易為人接受，引述的檔案也往往偏離讀者期望。你以為翻開這部檔案組成的小說就有歷史真相，那注定是一次錯許。就連選擇書寫六六動亂的青年盧麒，也是一次錯位——六六之後，六七之前，街上風平浪靜。他的死沒有引來甚麼香港大變化，相對開首引述的新聞而言平平無奇，相較四月五日香港大洪水、九龍暴動而言何其輕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