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中淘金，談香港通俗文學之承傳和流變——陳國球 x 黃仲鳴 x 陳惠英「香港通俗文學的歷史」講座紀錄

承接五四文學轉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正處於擺脫傳統文學格局的轉型期，文學風氣亦逐漸走向通俗化，使文學展向更廣的受眾，因而成為通俗文學最蓬勃的年代。回顧上世紀末的文學發展，本年度書展香港貿發局於七月二十日邀請到《香港文學大系》主編陳國球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黃仲鳴博士，及嶺南大學教授陳惠英博士，以《香港通俗文學的歷史》為題，從各自在《香港文學大系》中所負責的研究，對談香港通俗文學於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演變。

香港文學史記：《香港文學大系》

講座先從陳國球教授介紹其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開始，他指適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計劃推出其中《通俗卷》兩卷，因而近日回到香港協助推介，而另外兩位講座正是兩卷的主導者。陳教授指兩人參與的《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此系列主要以五十和六十年代為中心，全書共16卷，將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大系」的概念是源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一詞則源於日本，為「有規模的系列」，具出書的方向和主題，陳教授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於30年代出版後，對後來文學史的書寫形成深遠的影響，甚至不少是參照或根據其框架，所以此《新文學大系》可算是現代文學重要的參照點。」因此在編寫《香港文學大系》時，大體上就是跟據《中國新文學大系》的三個方向，一是「理論類」，以理論的角度讓讀者理解香港文學；二是「創作類」，即是由名家選擇該時期重要的作品編成主體；最後是「史料・索引」，將有關的史料整合，從而帶動文學史的觀念，讓此書具一定的歷史定位。

陳教授指雖然近年香港文學的研究日益漸長，但編寫《大系》時的史料發掘、彙集的難度仍有如開荒。不過《大系》的第一輯《1919-1949》，再加上額外整合的導論集，在亞洲以至外國都有頗佳的迴響，各地的書評、譯本湧現，購藏於各地圖書館，可見香港文學不單在香港舉足輕重，亦可向外推廣。

而現時著手整合就是第二輯《1950-1969》，與《新文學大系》只重純文學不同，《香港文學大系》對於文學的定義相對較廣，當中包括了粵劇卷、歌詞卷，陳教授亦特別強調《評論卷》於了解五、六十年代的人如何理解文學，與現今時人看法的差異有一定重要性。陳國球教授以簡單介紹《香港文學大系》為前奏，接著將由黃仲鳴博士和陳惠英博士講述是次講座圍繞的《通俗文學卷》。

自五十年代的百家爭鳴

來到講座最重要的部分，先由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負責1950年代的黃仲鳴博士講述其在此卷中搜集、整合的資料和內容。黃博士指不論是上一輯《大系》，或現時五十年代的一卷，兩卷通俗文學卷都是他數十年來從其博士時代親自收集而來的獨家資料，從中他發現處於「世變」的五十年代有左、中、右派之分的特色，大量文人湧入使當時文化格局不再一樣，而一向作為「大宗」（產量最多）的通俗文學，其中類型的種類於五十年代尤其多姿多彩，更影響著後來的文學。

第一種是武俠小說，有別於以往粵港派技擊小說，梁羽生於1954年出版的《龍虎鬥京華》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再由翌年金庸出版的《書劍恩仇錄》將其發揚光大。以往的舊派武俠小說以我是山人和朱愚齋為代表，黃博士認為雖然此類純粹武功描寫的技擊小說在當時不受青睞，但由於沿用了中國歷來筆記小說筆法，以及不少是以香港社會為題材，所以仍有一定歷史價值。

第二種是政治小說，因應時局而生左右對壘之說，左派大將有唐人，代表作為記錄蔣介石佚事的《金陵春夢》，右派有郭謙、南郭，偏向以民族資本作題材，更有一位提出左右之外政治觀點的曹聚仁，其《雙城新記》自己亦直認為兩邊都不討好的「挨罵之作」。

第三種是借殼小說，此小說在晚清時期已出現，當時是將古時人物或書名搬至當代的另一地方，將場景置換以重新鋪排故事，而此類小說亦有二分，一是借古代先人或人物，二是穿越式寫法，代表人物有陳霞子、高雄等。

第四種為社會傳奇，這種連載小說當時盛行以日記形式書寫，當中的內容不僅言情，更重要的是文隨世變地反映社會，如其中一位重要作家傑克，其作品中雖包含情愛部分，但更多是以小說的形式寄寓他自己的思想和對時局的看法，黃博士更指「我們說通俗小說，不能不寫傑克，他的通俗小說與一般流行小說不同，流行未必是通俗，可以是硬文學、嚴肅文學，但通俗文學也不一定是流行小說，兩者關係有待商榷，但傑克的作品既是通俗，也是流行文學，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家。」

最後一種為三毫子小說，黃博士指其為五十年最特別的小說形態，有別於以往的「廉紙小說」，良好印刷和精美插圖使人改觀，黃博士說：「剛才說的都是類型，這個三毫子小說就是一個載體，可載通俗甚至淫賤，亦可作承載雅正、嚴肅的文學。」

中西混雜、新舊交替的六十年代

承接黃博士對於通俗文學於五十年代基本發展的論述，陳惠英博士最後的部分將透過回望其編寫《通俗篇》的過程，簡單回顧此類文學在六十年代的進程。在編寫過程方面，陳博士分享到自己以此為離開職場的告別作，初期對於整合六十年代的作品亦感到吃力，正由於不如黃博士坐擁大量私藏資料，陳博士形容自己需如衛斯理般追尋相關的線索，她提到其中在八十年代時藝術中心舉辦一個有關香港六十年代的展覽，發現當時正處於媒體如廣告、廣播、電影、歌曲，開始在城市出現。

另外在文字上的線索上，她指：「黃博士於前輯的感言：『範兒群出、新人攻壘、宿儒掙扎、粵派樹幟下，卻相容並包的社會』，陳冠中先生提到「半唐番」的一種香港風格，及2019年倪匡先生的展覽，都是一些文字上的線索，幫助我去建構六十年代。」陳博士亦指自五十年代三、四毫子小說的出現，此類小說成為了當時名家如西西、亦舒的收入來源。她發現《中國學生周報》談到四毫子小說非一般消閒作品，當中的敘事角度眾多並新穎，而當時的報章多以武俠小說為重，其他連載小說為次的版面，晚報為當時最主要的消閒娛樂於收音機等電子媒體出現時亦收到影響，可見六十年代正處於中西混雜、新舊交替的時代。

另一方面，陳博士提到五十年代獨樹一幟的「三及第」於六十年代亦開始流行，以口語切入文青世界，形成不同的面貌。其次，她指當時相當暢銷的南國電影在影視、明星外亦有連載短篇小說，因此成為了她作為視覺影像的線索。再者，陳博士指六十年代為武俠、江湖世界的巔峰，她引到梁羽生先生講到自己與金庸二人的武俠小說受歡迎的原因，是由於其作品是打破傳統的道德形象，和建立一種合時、愛情模式，讓其不再只是消閒，更著重人性的刻畫。

陳博士最後講述自己的選篇過程，歷經四年，別於黃博士將自己已有之物重新展現，她主要是以歸納法，以「廣受注意的成名作」、「具開拓精神」及「反映當時大眾閱讀趣味」為選篇準則，其中與黃博士有十一位作家重疊，可見他們在文學界影響之深遠，她亦發現就算同一位作家，所寫的作品在兩個時代都可能大相逕庭，不過仍呈現良好的延續性，她回想訪問黃霑先生的經歷，曾言：「於新一代而言，懷舊的『舊』亦是『新』。」自己在編寫過程中回望六十年代的作品亦有另一番趣味，以寄寓後人看待或研究歷史和舊有文化保持好奇之心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