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研究大家陳國球教授傳來文章，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通行中譯中將 “Obsession with China” 譯作「感時憂國」偏離原文的批判意味，夏氏意在批判現代作家目光偏狹，沉溺於中國精神病態，而非頌揚愛國情操，故建議正名為「情迷中國」。陳國球亦追溯夏志清與漢學家普實克的筆戰及夏濟安的思想啟迪，闡述交鋒如何深化其文學史觀。〈情迷中國〉不僅為《小說史》補足系統架構，釐清文學背負的「道德重擔」，更彰顯夏氏在犀利批判下，對普世「人性尊嚴」的執著與堅持。

卡加里大學客座副教授鍾夢婷傳來陳國球的《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書評，該書重新審視現代中國文學形成的制度條件、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藉此探究「文學」、「文學史」以及「（現代）中國文學」究竟是什麼？鍾夢婷認為，此書並非意在解構文學史，陳氏實以「香港文學」為隱性核心，藉由重估非典型作史法，為未來香港文學史尋找一種更理想的方法，並探索其邊界拓展的可能。

汪精衛作為歷史上備受爭議，陳國球在其詩詞中看到他最深情、最癡絕的一面。汪棈衛以「新亭淚」寄寓國事憂思，以「風帆無情」抒發與妻子陳璧君的離別之痛，字裡行間都流淌著其對時代變遷的感慨與對命運的叩問。令陳國球認為文學上的汪精衛比歷史上的汪精衛，更動人，形容他是「癡絕的精衛」。

承接五四文學轉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正處於擺脫傳統文學格局的轉型期，文學風氣亦逐漸走向通俗化，使文學展向更廣的受眾，因而成為通俗文學最蓬勃的年代。回顧上世紀末的文學發展，本年度書展邀請到《香港文學大系》主編陳國球教授、黃仲鳴博士，及陳惠英博士，以《香港通俗文學的歷史》為題，從各自在《香港文學大系》中所負責的研究，對談香港通俗文學於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演變。

上星期在臺北「窩窩咖啡」舉行的西西朗讀追思會，感傷者都是因為西西的美好與舉重若輕，與自身面對的困難起了共鳴。因為都是讀者，發言者之間亦多對話交流，都是西西繼續帶給我們的事物。本次追思會的特色是，朗讀會中許多人都沒有見過西西本人，這個真人並未識荊、卻在作品中得到心靈的重要組成之形式，或者恰恰證明了文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