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得與親朋好友相約到新加坡的P.S. Cafe用膳。作為國境客，儘管事前小心翼翼在互聯網打探，又提早一個半小時啟程，依然趕不及宛如當地人的外甥女準時。人與食物也講究投緣，熱帶人多喜歡吃辣，但惟得卻受不了刺激，上一晚在意大利餐廳，小心挑選清淡的蝦仁西蘭花米粉，以為萬無一失，卻因紅椒碎而喉嚨不適。人在異地，這或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水土不服。大學畢業後外甥女在多倫多一間證券投資行任要職，經友人介紹，認識新加坡的未來外甥女婿，先通訊後見面，外甥女申請到新加坡一間銀行工作，結婚產子後，索性辭職，專心持家。命途在一念之間，惟得不知道外甥女自己作何感想。吃飽後，夥伴興致勃勃地提到，下午可要繞過羅伯遜碼頭，外甥女聽後大驚失色，說新加坡視惹蘭固哥為家醜，著意掩飾不可外揚，提議他們可別行差踏錯。外甥女趁機岔開話題，將食物分給大家。惟得發現雖身在西餐館，仍不忘華人的習性，一家人分甘同味。

在佛羅倫薩的學院美術館，大衛像吸引了廖子豐駐足欣賞。過程中，了解到米開朗基羅將未完成的作品稱為「囚犯」，因為他透過去除多餘的石材，解放了這些雕塑。大衛像的圓滿源於其剛好的「缺」，這讓他反思自己生活中的缺憾。經歷了中學畢業、留學、疫情和離別，他逐漸理解這些「缺」讓生命更圓滿。他認為，許多人在面對缺失後選擇成長，最終發現自身的完整，欣賞美在於欣賞缺陷，一如大衛像的魅力所在。

黃嘉瀛與「島島共鳴」遠赴蘇格蘭奧克尼群島，當地面積僅約香港一半，多年來卻盛產藝術家，古語有云：「只要你輕刮地面，考古文物就會浮現。」他們參觀最北海岸上的美術館「Pier Arts Centre」，最令人神往的是美術館並不是由財閥巨擘或是政府主導設立，而是由反法西斯、反越戰的作家Margaret Gardiner和藝術家朋友們一起建立，內裡收藏大量現代繪畫和雕塑作品，被認為是英國20世紀藝街最優秀的收藏之一，黃嘉瀛分享其中最喜歡的是Sylvia Wishart的田野景觀畫。

惟得今年夏天遊走於巴黎的巴爾扎克故居紀念館，書房裡的扶手椅與寫字桌並不登對，承載他身軀的背墊和坐墊繡有華麗的花飾，伏案的書桌卻蓬頭垢面，彷彿背負着浮華的花都綺夢，面對的卻是貧瘠得可憐的人生；另一間房盡是巴爾扎克改動過的手稿和排版稿，他的認真成就了可讀性高的文本，讓讀者得益，卻造成自己的財政損失；陳列室擺放著那支名杖，金色旋紐鑲滿青綠色的小花，成為他撰寫《人間喜劇》的寫作靈感。

場景是人來人往的法蘭克福機場，旅客頂多把這裏視作憩腳站，最有興趣還是購物和填飽空肚，突然出現這尊高大威武的人像，穿著另一世紀的服裝，彷彿時空倒錯。歌德的雕塑如山般屹立不倒，冷眼看底下桌椅的人群聚了又散，有人閤上平板電腦，也懶得開口與手提電話交談，食指猛敲塑料套，也不是發送文字，拍一張眼前的照片，上傳到Instagram，面對愈來愈先進而又原始的資訊，不知歌德有什麼高見？

廖子豐當過導賞員，亦是導賞團常客，特別是墳場和死亡相關的導賞。近年他參加了英國倫敦海格特墓地導賞團（Highgate Cemetery Walking Tour）和法國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Walking Tour），分別令他對生死和導賞都有所反思。同樣是當地最有名的墳場，但導賞員的選材和講解帶給他兩個截然不同的感受。參加導賞團的時候，觀賞景點以外，其實導賞也是一門藝術，導的，可以是社區，可以是概念，可以是種生活態度。

眾說紛紜可以令人一時迷惘，今次旅遊倒遇到一個例子，來到阿姆斯特丹，眼睛電影館告訴我，西洋鏡由英國數理學家威廉．喬治．霍納發明，分明記得前天在里斯本的青少年電影館，文字顯示西洋鏡的始創人是奧地利科學家西蒙．馮．斯坦普費爾，手頭上沒有百科全書可以翻查，一時又不方便上網叩問《維基百科》，難免興起「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慨嘆，繼續走下去，對眼睛電影館的資料也有點存疑。公平起見，常設展覽「廣角鏡」倒是經過精心設計，縷述電影史前史，資料旁邊都有儀器示範，桌面的數碼熒幕又詳細解釋器材的結構，另外「捕影網」縱容觀眾追蹤電影，豆莢廂座讓觀眾看過經典片段後參加無獎競猜遊戲，綠幕容許遊人自拍後收入手翻書，寓教育於娛樂，既然踏在荷蘭土壤，不如借眼睛電影館作銀燈，一照荷蘭電影的風采。

樓下就是莫札特的舊宅，站在窗前外望，兩旁的聯排屋，修復到十八世紀的模樣，藍天白雲，倒是宇宙洪荒前的長相，不被時間染指，猛然驚覺，二百多年前，莫札特憑窗眺矚，不就是同樣的景緻？有一個方位，據說莫札特就站著撰寫《費加羅婚禮》序曲，全長四分十秒，剛好是煮熟一隻雞蛋的時間，每被人調侃為「煮蛋計時器」，會不會是莫札特又一個鬼主意？他對海頓卻是真誠的，在自傳裡就說海頓爸爸「對真正的優點有高評價，尊重個人，影響我對藝術作品的判斷。」他撰了六首海頓四重奏獻給恩師，海頓到訪，莫札特兩父子還合奏墨翰淋漓的一首，聽在海頓耳裡盡是天籟。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我一直以為廣島是個陰雨迷濛的灰暗之地，但在親身踏足這片土地後，卻有另一番體會。陽光流瀉的明淨街道、謙恭有禮的行人、時尚而不落俗套的商店、連帶着吸進去的空氣都是明亮的，把我內在潛藏的暗影也點亮了。我尤其喜歡在不疾不徐的路面電車上，坐在與行車方向平行的椅子上看對面窗戶外的風景，隨着電車每下拐彎翻開新頁，如同走進一本體驗式的活繪本。

卡爾維諾的小說集《馬可瓦多》中有一篇〈有毒的兔子〉，描述經濟拮据的主人翁馬可瓦多從醫院中偷走一隻被注射了可怕病菌的兔子，幻想將牠養肥後作為一家人聖誕節的美食，最終美夢隨着兔子身份敗露引來多方圍捕而落空。小說對於兔子面對利誘的心理描寫尤為細緻： 「小動物注意到這些詭計，這些靜悄悄的食物的供應。儘管牠很餓，仍抱持懷疑。因為牠知道每一次人類試圖用食物引誘牠，就會發生一些不知名的和痛苦的事：把一支針管或手術刀插在牠身上；或把牠塞進一件扣扣子的夾克裡；或用一條彩帶拖着脖子走……。這些醜陋的記憶跟牠所承受的體內的痛楚，器官的緩慢變化，和死的預感結合在一起。還有饑餓。但彷佛牠知道所有這些不舒適中只有饑餓是可以被減輕的，並承認這些不可信賴的人類—除了給牠殘忍的折磨外—還能給牠—也是牠所需要—一種保護，一種家庭的溫暖，便決定投降，把自己交托給人類的遊戲：聽天由命吧。」

回說《奪魄驚魂》，霍利斯阿爾珀特最是明察秋毫：「只有當你接受加利格蘭不會作惡的基本觀念，希治閣的反話意味才滲出來。」銀幕下希治閣也會經常說反話，他把瑪蓮德烈治捧成萬能泰斗，從演戲到導演無所不能，其實是希治閣用另一個形式指責她霸道。還是杜魯福說得好：「他最喜歡被人誤解，因為他一生就圍繞著誤解這個課題。」似乎把希治閣說得太過嚴肅了，加利格蘭說：「每天我吹著口哨到片場拍希治閣的電影。」不如就讓我們輕鬆一下，珍納李追憶拍《觸目驚心》的體驗：「…皮膚都揉皺了，淋浴戲拍了七天，幸好他保證水溫還暖。」

阿海從布拉格走到波蘭的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行走於街道上有如穿越不同的歷史維度，在遊訪維利奇卡鹽礦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更見逼真的歷史，由此勾起他對宗教與戰爭的思考。旅行本應輕鬆，但他認為與世界的歷史時間相接成為了這趟旅行的意義。

從萊比錫火車站步行到巴赫紀念館，惟得沿途碰口碰面的，都是巴赫晚年的肖像，在書店、在廣場、在聖湯瑪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假髮下一張圓臉，生命的最後二十七年巴赫在萊比錫工作，惟得由此談及巴赫的古典音樂創作，借用音樂的對位法，自小到老，巴赫都是音樂的頑童。

1967年被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委任為主題展覽製作人的藝術家岡本太郎，透過鮮明狂放的風格創造象徵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萬物能量的太陽之塔，陳韻紅乘大阪單軌電車至「萬博紀念公園站」，順著站外的斜坡走向寛廣之地，流瀉的豔陽滙聚成旋渦狀的光流，為她傾注能量迎接將這趟朝聖之旅。

座落波羅的海的法羅島，憑海蝕柱馳名，是海蝕柱在瑞典境內最集中的地方，惟得專誠從斯德哥爾摩輾轉到維斯比，租車後出發航向法羅島的輪渡，訪尋英瑪褒曼在法羅島取景拍攝電影的足跡。

人類自認有智慧，但他們的智慧有限，無法聯想到智慧可以以與自身不同的其他模式出現。人從不明白群是一種生命體。單一隻蟻和蜜蜂稱不上有智慧，但它的群落呈現了智慧的模式。這些昆蟲無智慧，但它自身成為了智慧體的一部分。正如你說一條柱，本身的筆直堅挺是沒有意義的；若把它置入一座大樓，它就消失在整體建築物當中，成為支撐整座建築物的原件。廢墟的樑柱有意義，因為我們聯想得到它們曾經是建築物的一部分，是尚未被海面淹沒的孤島。我們去看一座已經圮塌的東西，所謂宏偉，只是一種個人的情懷。

裸辭踏上三年來的首次旅行，何雪瑩反思，看了那麼多書和研究，到目的地繞半小時拍照和放飛思緒，然後再回家讀書。這種旅行習慣持續多年，第一次懷疑有沒有變得更有智慧？書寫倫敦的人愛倫敦，但愛的並不盡是英倫文化的優雅與大度，恨的也不必是黨報藍絲KOL臚列的破落與缺憾。跨過從書本讀到的倫敦，學著與不同膚色、種族、階層的人寒暄共存，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和巴士上流淚，一切都是我學習成為倫敦人的過程。

位於南歐中心的薩拉熱窩，在宗教與文化上卻是歐洲與亞洲之間，戰爭的痕跡一直存活在這個城市，這裡在克羅地亞族的天主教徒，有塞爾維亞族的東正教徒，有波斯尼亞族的穆斯林，他們信仰不同的神，但當他們要說不用客氣或請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說：「我祈禱。」這彷彿是語言對人們的譏笑。

軒尼詩道是一條嘈雜而又日常的街道，不過每年到了某幾個大日子，軒尼詩道都會變成行人路，沒有了汽車聲和電車聲，只剩下沸騰的人聲。2019年香港經歷大變，攝影記者陳朗熹在軒尼詩道留下了不少回憶。

奧尼爾兩夫婦似乎嚮往異國風情，多於深切了解中國文化，庭院的黑漆木門，鐵鑄的「道大墅別」四個字已經顛倒乾坤，客廳火爐柴架插著「大別」、「道墅」的兩塊標籤，更是秩序大亂。奧尼爾屢獲殊榮，是戲劇界的泰斗，到底是血肉之軀，知識也有極限，成名後也沾染了上流社會的虛榮，既然聖人也會出錯，我們也就心安理得繼續做凡人。

第二天，郭振純來到放風場，按著丁窈窕的指示，戰戰兢兢地找著了她的香菸盒。一打開，心上炸開了一個洞——輕輕的香菸盒，有一段訣別的話，和一撮細細的、絲絲的，她的頭髮。

十分鐘——朝夕分隔的政治受難者和家人要在短短時間內把心聲盡訴，加上話筒裡的對話會受到監控，囚犯有時會把要說的話寫在手板上，偷偷給家屬看。

在倫敦地鐵站看到大字寫著「Dreams」的海報，茹國烈以為是鼓勵年輕人創新和夢想，查找後得知是市政府防治持刀罪案的宣傳。發夢和帶刀，哪個更危險？城市本來就是極大量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互相碰撞，可爆發出新想法，也可產生衝突。與其相信著城市頌歌，茹國烈更感城市是正邪交戰的所在。倫敦也好，香港也好，何嘗不是一座座的葛咸城？

寓所在三樓，走出地下室需要攀登蟠龍似的樓梯蜿蜒而上，讓我想起杜氏命途多舛，他的前半生本來風平浪靜，因為結交朋黨，閱讀被禁文書，突被官兵拘捕，判處槍斃，子彈橫飛的一剎那，沙皇改變主意，判處充軍西伯利亞，五分鐘的轉折，生命彷彿從有限到無限，應該怎樣善用「永恆的時光」，成為杜氏後半生不斷思索的課題。

兩米多寬的翅膀，飛在比高原更高的天空，牠們從天上聞到食物的香氣，來，履行上天給予的義務。兩顆凸出的眼睛帶著貪婪，看到地上的幾個金點，他們來了，而牠們也該降落了。看！那穿著衣服的東西是有味道的，就是牠了！從金點慢慢放大直到金色的三角與白色的圓柱下，高僧大德念起靈肉分割的咒語，天葬師拿起刀解開身上最後一層衣服，然後用大錘剁碎最後的骨頭……

我相信因果。只是並非完全明白，因果的運作方式。所謂因果業報，並非今天給了行乞者十元，明天便中了六合彩之類的快速簡單模式。每天都發生那麼多的事情，業在身語意之間迅速運轉，寄生在每個人身上的因果，就有更複雜的醞釀、成熟和誕生的路徑。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深不見底的扶手電梯，宮殿式的建築和裝飾佈滿整個莫斯科的鐵路網絡，那地鐵一進來時如颱風來襲，多次嘗試在車廂內和友人交談，卻是被那地鐵轆過車軌的聲音掩蓋。在地鐵中每個乘客都極奇安靜，不少人拿上書本品讀，而且裡頭基本上無法接收訊號，乘客甚少沉迷電話，車廂寧靜得聽到當下的心跳。那時旅客少，只有我不斷在研究俄語發音的車站名和轉換路線的程序，分辦顏色、字形、讀音成了我解讀鐵路站的法門，避免過了站和坐了調頭車的失誤。

利維夫是一個音樂之都。在我逗留的那段時間，剛好又遇上了莫札特音樂節（LvivMozArt），因而有幸聽了幾場音樂演奏會。利維夫之所以會定期舉辦音樂節（或特別是跟莫札特有關的音樂節），主要是因為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克薩韋爾．莫札特（Franz Xaver Mozart）。在莫札特的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男孩沒有夭折，而當中就只有弗朗茲跟父親一樣，是音樂家。

天色漸暗，警方在沒有預示的情況下，攻擊了我們，每個人都痛之入骨，只是我們並沒有選擇逃離現場，大家都做了約定，要把我們的家園，要帶著整個香港，逃離腐敗的未來，我沒有名字，我只是示威遊行的一份子。

自從戴卓爾夫人摔了一跤，然後一夜間獅子和獨角獸變成了一朵本土的白花，紅色成了香港的大背景。這面區旗是紅色的，這次又是用哪裡的鮮血提醒香港人怎樣的歷史？是雨傘運動，還是6.12暴動，不，我弄錯了歷史。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法國大革命高舉的「自由、平等、友愛」，我們的社會沒有平等，也快將失去自由，所以請大家一定一定要更加珍視友愛，那真的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武器。

或者，大家以為，真的有一百萬人上街了，引起國際關注了，政府就會撤回修訂了。其實，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董建華說了幾天早晨後，高調出來宣布，會如期立法23條，當時大部分市民已經準備在7月9日包圍立法會。但因為田北俊的自由黨臨陣倒戈，拒絕支持，董建華才急急出來宣布：尊重民意，暫緩立法。但誰都知道，他尊重民意個屁，只是不夠票而已。

我不是那種「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主義者，不會整天在發be yourself的語錄。事實上，我很渴望同大家一樣，我很想做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睇YouTube、Netflix、煲韓劇。

我這一代香港人，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我最感受到武力張狂的時候，應是二零一四年雨傘期間。當時我每星期有一門夜課，課室窗外是尖沙嘴警署附近的大馬路，授課中途，常有警車出動，「嗚嗚」笛鳴與刺眼紅光闖進課堂中，我和同學都沉默下來，望出窗，想像警車要往何處去，將要發生甚麼。那些日子的課堂，與現實生活是平行時空。

我們從墨西哥坎昆做落地簽再飛往夏灣拿，但託運的行李箱卻不幸被滯留在了出發的三藩市，需要等待數日才能運到夏灣拿。心中忐忑，必須做好最壞打算，找不回一整箱的行李，要做減法，從零開始「生活」。

巴黎就是這樣浪漫的城市，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太有趣，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令你不禁想像，法國以至一整個歐洲是怎樣走來，直到今天。

第二天清晨，天未光我嘗試抵著冷風騎機車去爬佛塔。因為2016年大地震後佛塔群嚴重受損，政府勒令把通往塔頂梯子前的塔門鎖上，現在可以爬的塔便愈來愈少，進出的門前都有鏽跡斑駁的鐵閘。那個清晨找到的，是一些遊人已經爬上卻無名的塔，他們大多都有嚮導伴著前來爬塔。

這座未抵步先敬畏的教堂，本身建築不是金壁輝煌，但其所在的環境已經夠震懾人心。我在找埃塞俄比亞的資料，看到YouTube上一段BBC的影片，提到朝拜者如何爬上教堂，上教堂所在的聖山前要脫鞋，在幾近垂直的切面上，用腳趾插在石縫之間攀爬而行。最心驚的路徑，是通往教堂正殿的最後一段，只能容納單人而行的峽路。峽路旁邊是甚麼呢？是垂直四百米的深淵！風聲颯颯，單看影片已覺手心冒汗，完全不能相信在公元五世紀，有人居然會想到崖頂建教堂。

平日下雨天都撐蘋果雨傘，黃絲帶太沉重太著跡，雨傘有實際功能，剛剛好。昨天路上一路有人從後敲傘，問我雨傘的來歷，是不是非賣品，建議不如儲報頭送雨傘，或者登入10次可以特價換取，有幾次甚至一群人討論起來，大家都覺得這傘很有意思，有人豎起姆指，最後就是一句「蘋果你哋要撐住呀！」

幾年前，本書作者去聖母院參觀，更確切地說是追蹤覓跡，在兩座鐘樓之間的暗角牆壁上，發現這樣一個手刻的詞︰ANARKIA。這幾個大寫的希臘文字母，由歲月侵蝕而發黑，深深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筆勢，不知如何借鑑了歌德字體的特徵，彷彿是為了昭示這是中世紀人寫下的，其中所包含的難逃定數的命運，尤令作者凜然心驚。

在曼德勒的街上，要碰到華人並不困難。曼德勒的華僑沒像仰光的經歷過大規模排華事件，或許正是如此，感覺他們較不怕炫富，外貌上也較易分辨出來。也有一些華人，到中年或退休以後才由中國內地或台灣到緬甸來，經營各類型的生意……

薩格勒布（Zagreb，克羅地亞首都）到處都是博物館，我喜歡在旅行時晃逛博物館汲取精神食糧，每行兩步就是美術館或博物館的薩格勒布，正是一個會讓旅者們覺得飽足的地方。

緬甸，予人的印象是，翡翠柚木黃金毒品，被挖掘的挖掘開採的開採。「要來的人來，要走的人都走了。」「都是流轉的投機者。」幾年前到仰光定居至今、投資科技產業的港人跟我說，緬甸近年的經濟沒有變好，甚至開始轉差，正如在曼德勒開民宿的華僑大哥談到現時情況：「這幾年昂山的政黨上台後有好了嗎？牽著政府走的可是三個巨頭啊，要誰聽誰的。」

在巴黎清真寺（Grande Mosquée de Paris）喝過一杯清涼的薄荷茶，乘坐地鐵前往藝術殿堂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拜訪由公元前七世紀跨越到十九世紀的珍貴藝術品。除了那幅尺寸僅大於A2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名畫《蒙羅麗莎》展區擠滿了遊客外，其他展區的人流相對比較疏落，由於地方實在太大，讓人有足夠空間細心欣賞每幅名畫和雕像。

珍貴的事情宜於筆端記下，似珠子穿起來掛一掛，有心時拿出來賞玩。古岡州，今新會，無意中走到其會館，漫行數小時。四層樓，有議事大廳，亦有講武堂，戲舞台，拜神拜佛處。橫批來自張之洞筆書，也曾出如名人梁思成，梁思禮，陳垣等我亦知之者。而其會館曾大力作為互助庇護處，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薪也令人讚歎。

地車轉眼從荒原駛入隧道，而從80年代風格的車站走到大街，卻發現索菲亞甚或比我居住的鹿城熱鬧，步行街上盡是食店，眼見當中十之八九都是本地人，遊客店舖只零丁數間，而包裝尚是樸實得幾近拙劣，至於平常西歐各大城市一式一樣的連鎖店一律欠奉，心中不禁暗喜，大概這年在西歐，早被那些倒模的街道悶壞，飛過大半歐洲大陸，終於有望擺脫街道風景的霸權。

在〈日本東北木人偶之旅〉一文中，介紹過日本民藝木人偶こけし（kokeshi，雖偶有寫作「木形字」、「小芥子」等同音漢字，其字源並非來自漢字，公式寫法是平假名「こけし」），如果第一次去宮城縣鳴子溫泉泡湯加看（買）kokeshi是淺酌，那麼特地在九月第一個星期跑到鳴子去看「全國kokeshi祭」（http://kokeshimatsuri.com/about/），就是中毒漸深的徵狀。那兩天兩夜進入了連自己也要變成kokeshi的瘋癲狀態。

昂熱很小，徒步一天可走完市中心。昂熱城堡位處火車站附近的曼恩河畔（La Maine），收留我的主人家Eddie住在相反方向的東北邊，我從他家裡出來，徐徐穿過市中心高低起伏、保留了中世紀格局和少量木骨架建築的窄小密集街巷，來到城的另一邊山岩頂上的昂熱城堡，也不過30分鐘光景。跟其他大部份如文藝復興風格的盧瓦爾河谷城堡（Châteaux de la Loire）不同的是，昂熱城堡屬中世紀風格且兼具軍事功能，這從其高居臨下的位置以及仍然聳立的城牆和高塔可看出來。

航空公司前年開設了香港直航石垣的航線，剛巧那時廉航爭相劈價，冷手執個熱煎埋，三百多元就搶到了到石垣的連稅機票。在石垣，我認識了日本女孩Tomoe。

說到英國名著，隨機抽問任何一個人，可能普遍只會立即想到莎士比亞、珍．奧斯汀和哈利波特？就算沒有看過原著，也一定看過改編的電影或電視劇。然後當我再問到 Eyelyn Waugh（伊夫林．沃）於 1945年發表的小說《Brideshead Revisited》（《故園風雨後》），身邊所有人皆搖頭皺眉說沒有聽過。

每趟旅行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近年因參展而到過巴黎、柏林、溫哥華等地，算是較熱門的旅遊城市，容易在出發前編排行程，知道哪裡有展覽，哪裡有自己喜歡的時裝店，哪裡有朋友推薦的餐廳。但在剛剛過去的炎夏，我即興走訪了一個以往從未踏足過的國家——俄羅斯。原因只有一個：我覺得人生最少要現場睇一次世界盃！

自高雄市區出發，經過旗山、甲仙等城鎮，公車便駛進了截然不同的維度，平地減少，兩旁的岩壁、叢林漸漸向公路靠攏，方才遙遠的山巒赫然出現，緊緊地貼在車旁，平坦河道成了險要溪流，圍繞著山腳的弧線，在這天然障壁下，人類不能恣意拉直道路，只好藉橋樑跨越峽谷，穿插在楠梓仙溪的迂迴曲流。

甘疏堡壘是座淡黃的建築，方方正正像個沙堡，中庭放了一些沙發和植物，孤獨的鸚鵡在籠子間中哼叫兩聲。我們隨穿著整齊的侍者走一圈，翻新過的牆壁，幾件古典裝飾，讓人無法分辨年代，只是酒吧和餐廳還有殘留的殖民味道，妻說，那些沉重的木椅，跟舊時澳門古堡酒店一樣，而又或者，殖民是我們的記憶。

在去長沙之前，我讀了一篇背景設在長沙的中篇偵探小說，故事中有著酷熱而遲緩的天氣，頹喪的地下青年，權錢與財色糾葛，和少女在夏夜腐爛的屍體……

這年暑假，遊了捷克幾個地方，其中一處是布拉格。在布拉格逗留了五天，住在老城區的公寓裡，因此每次出入定必經過老城廣場（又名布拉格廣場或胡斯廣場）。老城廣場是布拉格老城區的心臟，始建於10世紀，廣場中央有一座胡斯紀念碑，圍繞廣場四周有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物，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洛可可、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等建築風格都包羅其中，而舊市政廳、天文鐘、提恩教堂、聖尼古拉教堂、火藥塔等著名建築物都在附近，因此站在廣場中間，單看建築藝術也足以令人流連忘返。

凡爾賽宮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傑作，他將全國的主要貴族都集中於此居住，他這樣做，無非是君主專制、政治集權的手段之一。裡裡外外，凡爾賽宮都展現出令人不敢迫視的金碧輝煌。遊巴黎固然不能錯過凡爾賽宮，但要認識真正的法國，我想說的，其實是楓丹白露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

已經到了這種狀態：以一種利落到自己都吃驚的效率，下飛機從酒店出來，到達永康街呂桑食堂，在入口處先點吃的，一開口就說，糕渣。

第二次來花蓮時，天氣仍然是陰沉沉的，人心中不禁暗疑：這是受到中央山脈永恆的庇蔭嗎？然而彼時狀況連連，一下子切斷了感動的思緒：我與大熊剛從一家八字不合的旅舍落荒而逃，拖著大包小包站在馬路口，「累累若喪家之狗」，望著工作日下午空曠異常的馬路，才知什麼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過往到越南旅行，申請簽證是一大挑戰，雖然近年簽證費下調了，但要額外準備簽證的功夫，還是令人卻步。除非很想到越南品嘗正宗道地的越南咖啡，否則為了享受陽光與海灘、甚或異國情調的話，除了峴港，其實布吉、芭堤雅及聖陶沙等地，已經是很不錯的選擇。

在土耳其語中，「博斯普魯斯」跟「咽喉」是同一個字，這道長長的咽喉默默地貫穿伊斯坦堡，一左一右地將其切開，令伊斯坦堡成為世界上惟一跨越歐亞兩洲的城市。小時候的帕慕克，有年冬天跟哥哥同時患上百日咳，母親閒時就帶他們到博斯普魯斯來趟海上遊，呼吸新鮮空氣；自此之後，博斯普魯斯進入了帕慕克的生命，後來，他還視博斯普魯斯為伊斯坦堡生命與力量之源。

一九……年，德國小說家古斯塔夫．馮．阿申巴赫被發現死於威尼斯麗都，一個浴場大飯店住客專用海灘的一張躺椅上，死因被認為是被政府當局刻意隱瞞、為免影響旅遊事業和各種商機的一場霍亂疫症，然而，如果要窮究他為何會死（或為何而死），那我們必須弄清楚這位受人景仰、從來過著嚴謹、規律的寫作生活的德國作家，為甚麼會去了威尼斯。

但其實賞花成為國民活動並不是源遠流長的，賞花最初只是貴族之間流行的高雅活動，直到江戶時期德川吉宗將軍在位期間（1716-1745）鼓勵平民賞花，才開始了這個風潮。

巴黎第二天，花都五月天天氣晴，還未想把自己關進不見天日的博物館裡，來回看著谷高地圖，心血來潮，想不如去蒙馬特（Montmartre）找愛美麗。乘地鐵二號線，過了法比安上校站（Colonel Fabien）後，眼前忽地豁然開朗：原來在不覺間，地下列車已爬上了地面，騎在二十世紀初風格的架空鋼橋上了。

到北京時已入深夜，寒冷迫人提起精神。尾隨一對對曲折的雙腿進了末班車，車行至天通苑北站，剎停了，才意識到眼前是北京人口最稠密的景點——這裡每天早上都有螻蟻般人群，擠在鐵馬圍成的隊伍裡，蔚為大觀。而此時所有人都已下班，那些擠兌著彼此的騰騰殺氣，現在都歸回到一扇扇窗戶裡，臨時化解了。

富士山每年只有七月至九月開放，山上的民宿只於此兩月接待客人，其餘時間除了預先向日本政府提交計劃書之許可人士外，一律禁止登山。

那年初夏至深冬，不論年輕老少，圍著孜廓而走的信眾，看來是歷年之最。當時政府想不出對策，只好眼巴巴看著一班人去磕長頭。

我在拉薩生活十年有多，有外地朋友問我西藏人的特點，這些問題很難答，說到外貌或性格，又容易給人單一的錯覺。倒是有一個西藏人常見的行為，不論是城市人或農村民，都特別偏愛一種活動，就是走路，即轉經、轉山、轉寺，而且總會加上一些宗教原由。

還是我披著社畜皮的日子，在一個下雨的晚上，邀約了一個有成癮問題的朋友做訪問。那是我第一次直面一種真實的「癮」，不斷被拷問著，因著這種癮而從根部開始腐爛的內心。記得他說，當「癮」發作的時候，他會不斷買一切關於網球的東西，如球拍、雜誌、諸如此類的網球裝備，並因此欠下百多萬卡數。

所謂「斐濟時間」，不是具體的時區或時間觀念，而是斐濟人獨有的一套生活態度。下大雨了，車子被困在泥濘之中，「Fiji Time!」；航班誤點了，不知要delay到甚麼時候，「Fiji Time!」；晨早要趕行程？「Fiji Time!」不慌不忙，不急不趕，所謂「活在當下」，聽就聽得多，但真正明白的香港人，應該很少。

左拉筆下的日落是印象主義式的日落，納博科夫的則是一個死亡視野下的日落。而我的呢？我看了六年巴黎的日落，它象徵著我的青蔥歲月，我們沒有錢，就這樣在日落前聚在一起，大笑大叫，就像海明威的句子所說的那樣：「那時候我們很窮，卻很快樂。」

在倫敦的每條街道，總會看到一個紅色的電話亭。就像在香港看到的電話亭一樣，無用，冷清，或僅僅作為一個WI-FI熱點，事實是，除了旅客，應該也沒多少人使用。只是電話亭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就像某件重要但無甚作用的紀念物，只有一直存在，才讓人們覺得這個城市是完整的。

如果你要假裝離開地球、來一趟便宜的旅行，香港來回冰島的機票，淡季六千五元就辦得到了。但冰島畢竟不是一個適合香港人旅行的地方，當地全年氣溫徘徊在十度之間，不時下著微微細雨，永遠充滿清明節氣氛，老是覺得「沾寒沾凍」的香港人，或是只喜歡泰國天氣的鬼佬，絕不適宜前往。我遇過住在雷克雅未克的冰島人，要求我幫忙從外地寄到冰島的，是Uniqlo的薄羽絨外套；她說自己曾有一件，但拉鏈壞了想替換，「夏天戶外穿最好」，可想而知冰島是甚麼天氣。

現在富豪娶媳婦，大可省掉煮鮑魚的功夫。我建議向東洋取經，只向候選媳婦（或女婿）端上一碗抹茶、一碟和菓子，便能探其底蘊。

我本來並不預期有Albert的出現。在莫斯科碰過軍人氣質的Nicolai、高傲冷峻的Vladimir、艷美婀娜的Natasha，忽然跑出來一個Albert，就似在毒草蔓藤的紫黑沼澤泥濘不堪的邊旁長出了一株卡通化的鮮綠四葉草。

如果你同時有收集癖、購物癖、分類癖、尋根問柢癖（以上與火車迷巴士迷異曲同工），若果同時具備些許童真和幽默感（當然也需要若干銀根），那麼日本民藝木人偶こけし（kokeshi）就和你相當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