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英國】學習成為倫敦人的過程

其他 | by  何雪瑩 | 2022-12-08

一.


因為很想去旅行,才會明明害怕改變欠缺安全感,卻裸辭踏上三年來的首次旅行吧。可是原本一個月倫敦一個月土耳其的行程腰斬一半,當香港機場擠滿飛往倫敦的移民,我就如一條逆流而上的魚,由倫敦直接回來這個據說令人窒息的城市。


由改機票一刻已覺膽怯,不敢告訴朋友,怕他們將此舉等於敗走──怕別人如此論斷我,只因我正是如此批評自己。想好一堆理由準備搬出來,包括從來百毒不侵的我皮膚敏感,擔心會在土耳其的萬年古城發作;皮膚敏感睡不著就胡思亂想,加上失業無收入無醫療保險等等所以盡快回來檢查比較保險,都是比較冠冕堂皇的擋箭牌。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不是我編撰出來的虛構情節,但有些事我心裡清楚。


選擇在倫敦和土耳其耗兩個月對我來說都是理所當然。在倫敦實地看戰後大規模公共建築和房屋,建立福利國家實現貧有所依的夢;在土耳其追尋各種文明和帝國交匯衝撞的痕跡,踏足推翻了人類定居起源的歷史假設的遺址Gobekli Tepe,第三次踏上伊斯坦堡思考一個偉大城市的生命如何超越多個帝國兩千年的興衰…… 我帶著幾個問題,讀了一些書,在Google Maps點好坐標,想要將從書中讀到的跟眼前所見互相印證。


去過倫敦多次,也就能免俗不到西敏寺塔橋之類的名勝打卡拍照。我逐一走訪那些我從書上讀過的戰後建築,尤其是社會房屋(council housing),有些出自名師手筆,也有些是比較名不經傳、我在路上隨意蹓躂遇上的城市驚喜,但都有著各自的建築和社會意義。旅行的證據,是電子閱讀器顯示每天90分鐘的閱讀時間,和計步器顯示平均日行20000步。


可是到了第三星期,踏遍倫敦大街小巷後,我才意識到朋友客氣地稱我為flaneur,可能不過是另一種走馬看花,只是我打卡的不是大笨鐘西敏寺,而是一幢幢的現代主義建築。看了那麼多書和研究,到目的地繞半小時拍照和放飛思緒,然後再回家讀書。這種旅行習慣持續多年,我第一次懷疑,到底旅行過後,我有沒有變得更有智慧?


回來後不久就讀到出版過精彩遊記的區家麟,被困於這個多重意義上跟寵牢並無二致的城市,如此沉澱上半生的旅行:曾經走過半個地球,才能無憾地仰望愁城的天。


二.


今次訂的airbnb是一間council housing單位,跟另外兩位遊客和屋主共住三房一廳。第一天到埗搭巴士車程前往airbnb,我專注觀看街景。我習慣盡快掌握落腳社區的氣氛、設施和社區肌理。地圖顯示還有十分鐘左右就到目的地,一陣大麻味從窗外飄來,街上畫滿塗鴉,垃圾堆散落一地,上落車的乘客膚色猶如彩虹。高大的年輕男生三五成伙扯高嗓門談天。一個笨拙女子如我心想,出入不走小路不抄捷徑,趁著日長夜短,盡量在夜未央時回家,同時不忘提醒自己運用基本求生智慧之餘,別犯上種族和階級標籤的錯誤,


Cities are where strangers meet。愈大的城市愈吸引五湖四海的人來臨尋找機會。香港、台北、東京和新加坡的低罪案率其實才是異數。每次獨自旅行檢視當地是否令我感覺安全後,需要靜下心自問,所謂感到不安其實是在害怕甚麼?是怕被陌生人搭訕、騷擾、非禮、扒手、搶劫、攻擊、強姦?這樣認真拆解自己的心理狀況,才能將保持警覺和自己嚇自己區別開來。


2010年起的十年間,倫敦的無家者上升兩倍,直至21/22年為了防疫各區盡量提供更多瓦遮頭才開始減少。日常印象中在街上遊蕩、衣著舉止看來不符社會規範的人也更多(我在小心翼翼地選擇用字)。慢慢意識到那些所謂的不安全感,源於太習慣高度同質的香港,一下子來到膚色種族、國籍、宗教、衣著、語言、口音都恍如萬花筒的倫敦,需要一段時間習慣觸目所及的不熟悉。


後來是一些零零碎碎、沒有深層意義的日常交集,融化了我的不安。在街上等巴士時,我和一位穿罩袍的女士逗著一位白人媽媽的寶寶玩,媽媽對寶寶說: 「You have so many friends!」;社區的士多便利店多是棕色人口開店看店,一邊付錢一邊開展無意義的寒暄;巴士上不時遇到年長、行動不便的乘客,上下車時向他們自然伸出手扶著;甚至是大肚腩醉酒佬坐車上跌倒,跟其他幾名車乘客合力把他扶起幫他坐好;跟在地下單位花園乘涼的鄰居婆婆點頭;回家後打開窗,聽不同膚色的小孩在草地上玩耍的笑聲……


有次巴士上一位瘦弱的白人中年女子皺著眉沒間斷地喃喃自語和搣手指,她身旁安坐著一位黑人女士,二人中間一如其他乘客保持適當距離,沒更多也沒更少。一天黃昏在Liverpool Street車站旁等巴士,一位提著幾個大膠袋的中年漢隔著花槽,跟坐在酒吧露天坐的女子對話。我定神看了幾分鐘,才意識到他們並不認識。然後中年漢在滿佈垃圾煙頭的花槽,摘下一株半乾枯的花遞給女子,女子微笑收下。他們二人道別,我看著男子攜著大包小包,在車站的階梯前坐下。


想起從小到大被叮嚀要經常留意身邊途人是否神色打扮是否有異,不要走近以免招來意外(例如等車時被推出馬路或路軌)。在倫敦每天,都看得見這些被我視為跟社會主流不一樣的人。倫敦人對於跟自己膚色、衣著、國籍、語言、口音、宗教不同的人共處的自在,不只包容了遊蕩者,更包容了我這個自以為是的黃皮膚女子。我實在沒好氣解釋為何英語如此準確流利口音卻不地道,殖民地教育如何規範我以英語作為學習和工作語言的歷史(在倫敦以外我重覆過這故事好多次),這樣我就可以隨時隱沒在人海中消失不見。


三.


他出Stratford火車站我第一句話就是抱歉:你這麼忙,竟坐個半小時火車,翻過整個Greater London來我住的區看我。他說:你可是橫越歐亞大陸。我事先告訴他這個大站只有一個出口,特意用跑的到車站比他早到,在閘外看著他出閘前停下來,抬頭尋找方向。


明明在倫敦定居的是他,我竟然給他帶了一個導賞團,介紹2012年倫敦奧運如何改變Stratford,穿過號稱全歐洲最大的商場Westfield,在綠意盎然的Queen Elizabeth Park散步,走近由廢棄倉庫改建成的藝術家工作室,想像20年前的工業面貌。Stratford的更新,其實正是因工業革命攀上世界高峰的帝國首都,戰後去工業化轉型的典型例子。往日運河船載的除了是原材料和貨物更是白花花的鈔票,後來工業淪為城市衰敗的象徵,要靠辦國際盛事、文化創意產業來華麗轉身。我也想不到這些年來讀了一堆關於倫敦建築和城市研究的書,這些nerdy的冷知識在生活中無用武之地,卻都深藏於記憶中。他說,你來倒好,帶我到處走走,否則我兩年來都是宅在家工作。一位在倫敦當建築師的朋友說,你平均每兩、三年在倫敦停留一個月,每天往不同社區鑽,留低的腳毛可能比在倫敦工作兩年的人還多。


我們變熟是他離港後的事。2016年起有時我飛過去,有時他來,在同一個城市時總會嘗試碰上一面,一年下來竟然也有三、四次。對上一次見面是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烽煙之間他港幾天。當天他說,今晚街頭應該平靜,去喝酒吧。那晚我應該喝了8 pint 啤酒,喝到尿頻。去年他由亞洲搬到更遠的倫敦,後來發生了一些事再也不能踏足香港。於是2019年11月25日凌晨尖沙咀街頭搭Uber 回家一段路,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香港街頭一起散步。


我離開倫敦以前,他已因公飛到大西洋另一端。我問他,


打算定居倫敦嗎?他說,沒意外的話這樣。之後我才發現我的問題有點彆扭,他不能再以香港為家,但我問不出倫敦是否就是他的家。


在無數關於倫敦的著作中(Peter Ackroyd的倫敦史、Iain Sinclair獨樹一家的城市小說/散文體),一直最愛Craig Taylor寫的《Londoners》。作者是一位加拿大記者,在倫敦居住七年間訪問了200位倫敦人。誰是倫敦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前來倫敦尋找機會或安身之地。根據人口普查,37%的倫敦常住人口出生地為英國以外地方。有人說「真正的」倫敦人都不在倫敦,他們都屆退休年齡受不了倫敦的污煙瘴氣,搬到英國南方的海邊小鎮。Craig Taylor最後認為:「If a person could get there, could stay there by whatever means possible, they could be a Londoner. 」


有天在市中心Fitzrovia走著,一位NGO籌款者攔路問:「Hello, are you from London?」這個聽來直接的問題,我想了很久亦無法簡單回答。在Fitzrovia你可能碰上從歐洲其他國家來英國工作十多年的銀行家,也許是亞洲的留學生,也許是祖父輩已落戶倫敦的第三代移民,不僅從肉眼無法分辨對方是否來自倫敦,就算三言兩語亦無法解釋。「來自倫敦」四個字,本身已經充滿歧義。後來我想,這籌款者真正在乎的並非是否來自倫敦,而是一個可以申請捐款自動轉帳的英國銀行戶口。


這件小事令我想起2016年的另一件小事。那天是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我跟朋友走在街上用廣東話聊天,一位留歐陣營義工上前向我們拉票,我就開心:感謝你沒有以膚色和語言來判斷我有沒有投票權,判斷我是否來自倫敦。感謝你在那一瞬間把我視為倫敦人。


不以倫敦為家,卻無礙成為倫敦人。


朋友說,最後他決定乾脆來我下榻的Stratford找我,因為要比我知道更多關於倫敦的事真係好難,那不如我來帶他散步。我總是有意識扮成倫敦人,例如在比麵條更糾纏的倫敦公共交通網絡中穿梭,盡量瞄一眼citymapper就把路線它記在心中,不再盯著手機或指示牌看;避免穿風衣在泰晤士河畔上的橋拍照停留;有些路走過幾遍就故意選不熟悉的小路捷徑。


後來我在倫敦跟另外幾位朋友見面,他們既睿智又幽默,餐桌上的食物和酒都無可挑剔。只是每次一道別大腦就一片空白,無法想起剛才的晚餐發生過甚麼事。好幾次我在回程巴士上流淚,想起已經飛往大西洋另一端的他。這世上再沒有人會這般道破我的聰明與軟弱,接納然後找到看顧的方式,而一切竟是出於我們是截然不同的人。他以絕對理性來包容在極端感性和和極端理性之間無法調和的我,他也實在不必如此。闊別兩年零九個月,僅有的三次見面不夠追回那些我錯過了他的過去,還有幻想不知何時再次交會的未來。忍住的眼淚決堤之後就奔流一個月,在火車上、在熱狗巴士上、在第一天開幕的藝術館展覽,眼淚被34度高溫蒸發,濕潤久旱的大氣。狂倫敦西邊,我走近泰晤士河畔流淚,幻想淚流進河裡就能逆流而上,把我帶到靠近他的地方。


開頭說到腰斬旅行的原因,說穿了就是寂寞。書寫倫敦的人愛倫敦,但愛的並不盡是英倫文化的優雅與大度,恨的也不必是黨報藍絲KOL臚列的破落與缺憾。Craig Taylor說:「I regularly felt lonely, duped, underprepared, faceless, friendless。」卻無礙倫敦烙在他它的心底。倫敦給我最大的禮物,始終是不曾過問彼此從哪裡來、冷漠而安靜的距離。跨過從書本讀到的倫敦,學著與不同膚色、種族、階層的人寒暄共存,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和巴士上流淚,一切都是我學習成為倫敦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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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

從事記者、編輯等文字工作,文章刊於《明報》、《端傳媒》、《信報》、《立場新聞》、《號外》等中文媒體。關注城市、廣義的文化、大歷史與小故事的連結。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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