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莫斯科】指認

我稱他為Albert，他長有一副很Albert的臉。並不是因為我有哪個舊友叫Albert。有時你也會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有些人長得極適合某個名字，比如瘦骨嶙峋的叫阿強，沉靜的叫阿龍、沒怎麼存在感的叫Peter。Albert是個中年白人男子，旁邊的是他的妻子Marie與青春期的兒子Dick。老實說Albert長得極像電影Up裡的四方臉男子，黑色粗框眼鏡，往後梳的金髮。本來這個角色叫Carl，但他落入我的敍事裡，那只好委屈一下。

我本來並不預期有Albert的出現。在莫斯科碰過軍人氣質的Nicolai、高傲冷峻的Vladimir、艷美婀娜的Natasha，忽然跑出來一個Albert，就似在毒草蔓藤的紫黑沼澤泥濘不堪的邊旁長出了一株卡通化的鮮綠四葉草。這株草看到我還伸出手來跟我說Hello。隨即他用流利英語問我從哪裡來，在莫斯科幹嘛，坐上這火車又去哪。他說他的名字是某某某，說真的我並不在乎，Albert。我正在把你的存在兌換成日後的談資，如許多索然無味的旅行以致生活，逼使我當下必須構想日後如何記述此情此境。書寫的滲入使得其時相對有趣。當然各人也有各人的觀看角度，Albert是怎樣理解一個忽然登車的黃種人我並不知道，然而我無法開口詢問。問題如此私密。

但Albert的臉實在過於四平八穩，就像打開教科書上如果有一欄叫做「白人生意人」，那就是他的臉。精明，長期掛著成足在胸的微笑，低厚嗓音。我唯有以敍事填滿他的五官，撐破他，毀壞他，讓他的五官逐一爆破然後噴灑出莫斯科的種種風景。譬如倒敍回去，這列離國的火車停靠在白俄羅斯站，我通過冷冽的十二月風，走出托爾斯泰博物館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彼時紅場的克里姆林宮與聖瓦西里大教堂包裹著稍早時抽煙的我，我信步走進列寧墓，特化處理過的共產遺體死成了一個符號，我肅穆地看著它：可惜你的思想沒做好防腐。而數站以外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地鐵站鄰近我下榻的酒店，地鐵站挖得極深，據說是往時可以將之當成防空洞。乘扶手電梯落地底就可看見白牆上巨大的作家畫像，深邃的目光可以穿過我，抵達數日之後我所身處的火車，以及坐在對面的Albert。他問我：莫斯科好玩嗎？我反問：怎麼這裡的地鐵站一句英文標示都沒有？

「會有的，會有的。」他漫不在乎：「今年世界盃在這裡搞，幾個月後就會有英文標示了。何況，俄羅斯人又不需要講英文。」意思是，只有你需要。

Albert不是俄羅斯人，他妻子是。但她長得並不像，只有一副Marie的臉。而且她也不說話，只安靜地坐在一旁。Dick目測十二三歲，躺在火車床上滑手機，經常不必要地爬下床鋪，砰砰砰來回踱步又爬回去，所以他名為Dick。在莫斯科暫留的兩日，我已習慣為一切可以目測而不知其名的物象命名，唯有這樣我才能勉強維持記憶的秩序。

比如在地底通過一個又一個只有俄語標示的地鐵站，在諸多不提供英語餐牌的餐廳之中，碰到無數人簇擁的疑似景點旁邊，不慎走進一個巨大無比的公園散步到懷疑自己闖入了無能離開的結界力場。我都以自創的名字去指認它們，也就是說，除了確切知悉名稱的巨大符號以外，一切物境都需要我自行賦予象徵秩序。比方說魚湯一二三號或迷路公園等等。甚至到了托爾斯泰博物館裡，除了Leo Tolstoy這二字外再無英文，我佇在玻璃櫃前閱讀他的手稿，不得不以我的想像力重新構築出文豪當年究竟書寫甚麼：我們只能知道自己一無所知，這就是人類最高程度的智慧。我覺得我身處俄羅斯的每一天都在與他們的語言進行戰爭，唯有離開或者扭曲才得以和平。

「是的，世界盃。」Albert來自某個過往得過冠軍的國家，說起來就興高采烈，向我描述該局戰況如何精采，當時在朋友家觀球興奮得喝光了兩箱啤酒。Marie顯然興致缺缺，Dick躺在床上戴耳機玩手遊。我並不看足球，但面前一個人如此熱情，也不禁暫時欣賞一下人類其中一個用以取代戰爭的鬥技贗品。資本主義沒能用商品敲開語言之牆，回過身拿起球，窩利一腳世界波掛網將每個地鐵站都多鑄一行字，餐廳多出英語餐牌，路標多寫一句英文拼音，以致不禁猜度，列寧墓前的Ленин多出單字Lenin，那會是多麼淒美的歷史風景。

微雪在車窗外歪斜配落，車速頗快，就不容許雪花黏連在車窗。十二月的莫斯科並不算冷，至少就體感溫度而言，它比北京還要和暖。是的我願意採用和暖這個詞，是由於北京的寒冷幾可蝕骨，將熱能從羽絨大衣中吞蝕殆盡。張開唇舌連第一個詞音也還沒凝聚之時，牙關業已打顫。而莫斯科只是單純外顯的冷，微雪灑滿我的亂髮與肩膀，與無數帶雪的人擦肩而過，進一幢接一幢的建築，坐一程接一程的車。後來終於理解，是在此處毋須張口溝通，暖氣才得以留在體內，始有溫煦錯覺。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站上車，漸次駛過我所命名的街景：雪街、裂紋磚牆、百年枯樹等等使我每每暗夜行路都必須沉默指認。

Albert依然在說他所鐘愛的球員，直至如今我仍無法記認他所描述的究竟有誰與誰，但那對我而言毫不重要。他的名字、行程與故事對我來說也是無關痛癢。他是涉入我的故事裡的其中一抹風景，和著飄雪與車廂暖氣的其中一段音頻。但Albert是怎樣理解一個忽然登車的黃種人我並不知道，然而我無法開口詢問。問題如此私密。

也許日後他也會開始他個人的敍事，說：我稱他為Yang。他長有一副很Yang的臉。並不是我有哪個舊友叫Yang。有時你也會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有些人長得極適合某個名字。比如肥胖面慈的叫Wang，精壯瘦實的Chen、書卷氣味較重的Li。

在離開莫斯科的火車上，Yang出現在我的家庭聚會。他在床底放下看起來足有十多公斤的背包，坐在床鋪上讀小說。中文實在是具有美感的語言，我無法理解那密密麻麻的方塊字到底指涉著甚麼意思，不過他也無法理解我們的意思。我嘗試跟他說足球，他興致缺缺。我對他說，你究竟如何在一個俄文單字也不理解的狀況下在莫斯科撐這麼久。那時他凝視窗景，黝黑迷茫的眼神透出一道冷冽的光，他說：我並不渴求理解，我自製秩序與意義。

我原本想讓這個沉默的黃種青年落入我的敍事圈套，日後兌換成我與朋友們閒時的談資，但始終無效。你怎能讓一個將生命意義扭曲置換得難以辨認的人，伸出食指一個接一個物象命名指認的人，成為你在日常溝通中隨口帶過的角色？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屈服？漫遊者和他的影子？在莫斯科飄起來的，無英語的雪夜裡，我們徐徐移行到了國境之西。在那之後，我們都即將要離開俄語很遠，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