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烏克蘭】利維夫的大眾音樂

1.
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巴士站，我差點趕不上前往烏克蘭利維夫（Lviv）的巴士。在趕上了那刻，巴士公司的職員跟我說，我的結他要多付十歐元才能運送。「沒辦法，是巴士公司對樂器行李的規定。」於是，一場「音樂之旅」就是如此展開。

利維夫是一個音樂之都。在我逗留的那段時間，剛好又遇上了莫札特音樂節（LvivMozArt），因而有幸聽了幾場音樂演奏會。利維夫之所以會定期舉辦音樂節（或特別是跟莫札特有關的音樂節），主要是因為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克薩韋爾．莫札特（Franz Xaver Mozart）。在莫札特的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男孩沒有夭折，而當中就只有弗朗茲跟父親一樣，是音樂家。

或許，我們都很少留意到小莫札特的音樂才華。更不會知道，為了賺取生活所需，他有三十年的時間待在了當時還屬波蘭的利維夫。小莫札特其中一件讓人傳頌的事，是在這裡的聖喬治主教座堂（St. George's Cathedral）指揮了他父親的最後遺作──《D小調安魂曲》（Requiem in D minor），以紀念他父親逝世三十五週年。據歷史記載，當時教堂門外擠滿了特意前來的馬車。

多年後的今天，應莫札特音樂節主辦單位之邀，名指揮家奧克薩娜．莉麗芙（Oksana Lyniv）在同一場景再次演譯了《D小調安魂曲》，以紀念小莫札特在這裡的貢獻。當天的群眾絕不可能比當年少，要不是我提早一個小時到達，恐怕就要像大多數人一樣，站著欣賞了。音樂是屬於大眾的，本就應該是免費物品，但沒想到，當聽眾擠滿了整座教堂之際，就連空氣都快要變成值錢的稀有品。有一刻，我甚至感覺到一陣缺氧的暈眩。

還是，只是音樂過於震撼，使人忘記呼吸？

聽著《D小調安魂曲》，我總是想起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的《莫札特傳》（Amadeus）。小莫札特在利維夫生活多年，對這裡有所貢獻，但最終，他為人所讚頌的，是在這裡指揮了父親的最後名作。或許，在莫札特面前，所有人都是庸才。電影所講的，正是對莫札特的才華所照出的陰影……

故事的起首，已年邁的意大利作曲家薩列里（Antonio Salieri）向神父告解，說起自己與莫札特的往事。薩列里畢生為音樂奉獻，是上帝忠誠的僕人，但偏要在中年遇上年少幼稚而無禮、卻才華洋溢的莫札特。莫札特的存在讓他陷入對才華與宗教的反思。上帝何以偏要寵愛橫蠻幼稚的莫札特？難道，這就是祂對忠心僕人的回應嗎？漸漸地，他的信仰完全崩塌了，繼而萌生了向上帝報復的念頭。

報復的方式既精密又簡單：假如上帝偏要愛莫札特，就只好從上帝手中奪去他的所有。於真實歷史的記載，一位匿名者要求莫札特創作一首安魂曲，而直到他病世時，這首曲只完全了一半。此曲當然是《D小調安魂曲》了。

這個神秘人的真正身份曾是歷史上的一個謎團，電影《莫札特傳》便以此謎團為創作的基石，把它說成是薩列里精心策劃的報復的一環。結果當然以諷刺的悲劇收場。薩列里想要借莫札特的才華創作，繼而把一切功名據為己有；但上帝寧可把莫札特殺死，也不讓薩列里得逞。

2.
音樂是屬於大眾的，音樂還是大眾的語言。

某天傍晚，聽完一場音樂會，正在離開教堂，天就下起了大雨。我沒有帶傘，一時只好躲在大樹下，靜待著。

正在感到無聊之際，耳邊突然傳來熟悉的普通話──有人在讀李白的《靜夜思》，然後用簡單的英文解釋當中的音樂性。是一對中國夫婦和一個烏克蘭家庭的對話。我偷聽了一會，見雨未有停意，便決定上前搭訕幾句。原來，他們也聽了剛才的那場音樂會。那對中國夫婦得知我來自香港，便似乎馬上當了我是親人似的，熱情地邀請我一起到附近的茶室喝茶。

至今，我仍不太了解那個烏克蘭家庭的結構。只知道，看上去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似乎是一男一女的父親，和兩個小男孩的外公。老頭子是心理學教授，不久前才到過中國辦過演講，講心理學與音樂的連結；那對中國夫婦是特意前來拜訪他的學生。在茶聚的中途，正當我還在忙著搞清楚各人的關係時，又多了一個男人加入對話。「噢，他是孩子的父親。」──我是如此被告知的。那對中國夫婦的英語不太靈光，我在這裡，一時便擔當了翻譯的角色。其後雨停了，他們又邀請我到他們家坐坐。

到了他們家，姐弟兩人便開始彈奏起了鋼琴，頃刻間，外界的一切似乎都跟他們不再相關──音樂變成了兩個人的私人語言，一道場域的屏障。兩個孩子也開始在地上玩起了爆旋陀螺，又是另一個場域。「他們是這樣的了。」老頭子嘆氣道。我們便繼續談音樂和心理學。假如我不作翻譯，我跟老頭子便又在另一個場域的屏障之中了。

然後，我發現家的角落放了一些樂器，其中還有結他。「我可以試彈一下嗎？」我問老頭子。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我便拿起了結他，嘗試理解姐弟二人的音樂場域。

漸漸地，他們也開始聽到我的存在，便展開了伴奏的語調，似乎是想要邀請我加入「對話」。這時候，姐姐站了起來，拿起了小提琴，交到了「孩子的父親」的手裡，又拿起了非洲鼓，交到了老頭子手中；而她自己則拿起了四弦琴。一場五個人的對話便如此展開，就連不懂樂器的中國夫婦也以舞蹈的方式加入了我們。

音樂是大眾的語言，我們就這樣玩耍了一個多小時，過了一個美麗的傍晚。

臨別時，我留了自己的Facebook，作為聯絡方式。可是，中國大陸不用Facebook，我又沒微信，我便沒辦法再聯繫這對中國夫婦了。這個音樂家庭屬於浪跡天涯、與世無爭那種，根本也不用Facebook。因此，只有姐弟中的姐姐能連繫上。那時我才知道她叫莎奇瑪。

「孩子的父親」堅持要駕車送我回家，說那是他回家會經過的路。小孩二人的其中一人也坐上了車的後座。沿路上，我們談到了烏克蘭本地的政治狀況，以及政治形勢對烏克蘭語的影響。「在幾年前的革命後，烏克蘭語慢慢開始取代俄語了。」他指的是烏克蘭東部地區的狀況。我便不禁想，如果一個國家一直處於兩種語言、兩種意識形態的競爭之中，會是怎麼？但很快地，我又發現，其實根本不太用想像，類似的情況其實一直發生在我自己出身的地方。只是，競爭的形式有點不同；只是，我再也沒有回去過……

3.
只要有緣，千里都能相會的。

幾天後，我就搭上了火車，橫跨了半個烏克蘭，到了首都基輔。在這個有近三百萬人的大城市中遊走，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你在一生中只見一面的陌生人。但就在市中心茫茫的人海中，我竟然跟莎奇瑪遇上了──她剛好也來了基輔參加一場音樂會。我們見面便忍不住相擁了起來。「我就知道我們會再見的。」她說。

對的。我甚至知道，之後我們還會再見。只要這個世界還有音樂，我們還是會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