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文學對電影的逆襲

近來，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以短片導演的身份出席了第八十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帶上了片長41分鐘的新作《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The Wonderful Story of Henry Sugar）。電影講述一個化名為「亨利・休格」（Henry Sugar）的夢想家無意在圖書館讀到一本奇怪的著作，著作裡一位老者從另一位被尊稱為「偉大瑜珈士」的大師身上學得了透視之術。休格因此跟從書中的指引，日夜苦練，能從撲克牌的背面得知牌面的圖案。他亦因此成為富翁。

故事當然沒有在此終結。事實上，電影的敘事者不斷向觀眾強調，故事並不會像傳統般，在某些看似應當終結的地方作結。這裡電影展示了一種三層敘事的視覺：向讀者講述亨利・休格的敘事者，休格的故事，和休格所讀的故事。這種處理手法，是要向觀眾展示一種新敘事的可能性。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的原著者是英國童書作家，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而安德森亦並非第一次把他的小說改編，搬到大銀幕上。早期作品《狐狸先生無得頂》（Fantastic Mr. Fox）就出自達爾的手筆。這次的《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連同另外三部短篇在Netflix 上發放，可被視為安德森的一次轉型。

電影鏡頭運用、場景佈置和色調的調節，自然保留了他一貫的拍攝風格；不同的大膽嘗試，在於演員的表演，和對白的實踐。在電影裡，一名演員總肩負了敘事者的角色，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向觀眾如實報道。本來電影之所以有別於文學作品，是因為電影能透過影像語言，取代一切文字的描述。但這裡安德森決定來一場文學的逆襲，把大量文學獨有的敘事元素，以電影的方式呈現。挑戰了好些藝術家們對藝術形式的固有理解。

在美學上，這裡涉及到所有媒介特異性（medium specificity）的問題。作為電影媒介，把藝術品製作得像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對這種媒介的善用？安德森顯然是透過《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以及另外三部短作品，證明電影作為經過百多年發展，成熟且獨立的一種藝術媒介，其範圍可以比大眾所想像的更闊。

文字的運用是安德森這系列作想要處理的問題，作為改篇，他在自己的神來之筆。以當中的《毒》（Poison）為例，其對白並非一字一句跟隨原著，有導演本人的、戲劇式的詮釋。故事講述一個男子在床上閱讀，發現一條毒蛇悄悄走進了被窩，男子因不想驚動毒蛇，只好躺着不動，靜待敘事者和醫生設法營救。這時男子認為蛇就在自己的肚皮上，只能用不合文法的簡短句子求救。如此，觀眾被迫反思文字的本質問題。

又或者，在《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導演刻意要和觀眾展示休格所讀的故事書，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符號指涉意味。電影以這種方法，把自身以至觀眾帶到文學，但同時文學的介入又使人不得不反思電影的本身。是文學的一場逆襲，也是藝術形式的一種突破。作為愈趨公式化的荷里活的一員，安德森的嘗試不但大膽，而且尖銳而對題。

自電影發明至今，經多年的藝術化，它對文學寫作有顯見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實情是，不少作家開展了一種以電影視角為本位的寫作方法學。但看電影本身，它作為主流媒介，自身作出的變化並不好。因此，從制度的必要性去看，一切電影的實驗都是值得鼓勵的。

又或許，經歷今次試驗，安德森能以長片的方式把電影和文學作有機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