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母就聽得多，咁小說之母你又有無聽過？點解董生會話紫式部嘅《源氏物語》超越咗古代嘅物語形式，接通咗十九、二十世紀嘅現代小說？而呢本講渣男光源氏玩女嘅小說，最後居然會完成女性自我的實現？想知呢本嚟自一千年前女性手筆嘅個人獨創長篇敍事到底講咩，咁就要CLS（Like、comment、share），同董生一齊回到一千年前嘅平安時代啦！

成日都話「笑死」，原來「笑」反而可以對抗「死」？到底薄伽丘係《十日談》入面既開心群組（無感染），點用講故仔大笑嚟抗疫？走入呢部「中產階級嘅史詩」，到底薄伽丘點幫助為情所困嘅女性讀者，令佢地嘅心靈得到慰藉？想知呢套「10日」x「10人」既故事集講緊咩，咁就要CLS（Like、comment、share），等大家可以同董啟章仲有Wolfson一齊做開心群組（睇好書）！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問題是，這種愛偉大得有點過頭，接近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化的愛，甚至有點簡單化了精神病這個嚴肅又現實的議題。

著有經典女權作品《第二性》，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思想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生前一直未有出版的小說《形影不離》（Les inséparables／英譯：The Inseparables）將於今年面世。

細描也許是一種老套的方法，甚至可以馬上使人聯想到無聊與瑣碎，但在《誰是葛里歐》裡卻能變化出另外一種味道，那是意外之喜。

香港作家韓麗珠新近出版的小說集《人皮刺繡》，是尺寸如日本文庫本、可以藏進口袋裡的輕巧小書。故事所承載的重量卻與之相反，由開篇〈種植上帝〉開始，到同題作〈人皮刺繡〉，關係所換來的傷害始終環繞著角色，如書中所言，「身上被一團灰霧似的影子所籠罩」。

韓國早前爆出「N號房事件」，男犯人涉嫌威逼女性攝製淫穢影像，並以匿名方式在社交媒體軟件 Telegram 招收近26萬會員付費觀看。虛詞編輯部挑選相關書籍，作者來自不同國家，種類橫跨文學、理論，藉書本與知識深化讀者對各地性暴力和女性處境的了解。

法國女同志電影《浴火的少女畫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不是那種依靠快速剪接、誇張情節吸引眼球的電影，不，其實很多出色的電影都不是。它是一部極需要專注的電影，得假想自己正在凝視一幅浮動的畫作，或是戀人那親愛的臉龐，非常專注地留意每一個細節，才能把握電影使觀眾動情的地方。

近期正在上映的《金智英》，揭示韓國女性如何在生活裡受壓迫，尤其是30歲年齡層育有兒女的母親們。當然，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中面對的性別不公問題，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面對的艱苦不只沒有誇大，甚至存在跨文化的共通特質，仍待我們好好面對。或許正如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提到，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才華相當的妹妹，她最後也只會因為社會對女性的抑壓，無法發揮所長，最後自盡而死。

「嫁他那天我就有不好的預感。」帶喜嫁他那天突然提早來潮，男家慌亂了，結婚來潮是大忌，他們唯有從船頭至船尾鋪上紅布，帶喜上他家的船時，和一眾女眷唱嘆歌，咒詛自己家︰「你紅我重紅，你騎馬我 騎龍，我富貴你外家窮！」帶喜自此兩條小辮挽成髮髻，心事重重。有次出海，颱風要來，帆給霍霍亂吹，鶴佬人的大哥給飛揚的帆繩割掉後腦，就在帶喜面前，頭就飛掉落海，自此帶喜甚麼也不怕。後來她沒處可逃，在起霧的夜跳海，髮絲紛亂像她小時聽過的水鬼，起霧船就不敢航行，鶴佬人當她死了最好，一家都說帶喜入門後帶來厄運，早死早著。

王爾德的名聲在當時好壞參半，他雖靠著出版《詩集》打響了名堂，但花枝招展的他亦是不少人的攻擊目標。雜誌Punch刊登過一系列漫畫和文章諷刺這位唯美主義信徒，他們的編輯柏南德（F.C. Burnand）更以王爾德為原型創作諷刺劇作《上校》（The Colonel）。 結了婚，生了孩子，花花公子王爾德，也不得不為生活躊躇。靠著在《蓓爾美街報》（Pall Mall Gazette）與《戲劇評論》寫書評和劇評的微薄稿費，似乎不足以支撐他一家開銷，幸好這時有人邀請他當雜誌編輯。

小妹（曾美慧孜飾）連場粗鄙不倫的性愛場面大膽衝擊觀眾道德底線，同時陳果和紀陶合寫的劇本玩盡香港符號，好像向各路影評人挑機：「有種你就給我解讀哩！」當然陳果不會給予任何答案，訪問中只會說「你看到甚麼，那就是甚麼」，是深藏不露留下詮釋空間，抑或故弄玄虛？以下整理電影的各方評論要點以供讀者思考。

作家Jenny Zhang和Intan Paramaditha對「性」和「身體」的描寫——不論聲音、氣味和質感——均有深刻見解 。在這講座，二人會與主持人Emily Ridge分享她們如何在文學處理「性」的話題、讀者不同甚至強烈的反應，以及女性作家書寫女性身體涉及的性別政治。

龍榆生稱她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英斂之讚其「能闢新理想，思破舊錮蔽，欲拯二萬萬女同胞出之幽閉羈絆黑暗地獄」，如今人們卻只為她冠上「民國剩女」的名號。倘若對呂碧城的了解再多一點，恐怕要覺得羞愧不已——這位二十歲就籌設「北洋女子公學」，三十五歲開始遊歷歐美各國，四十餘歲皈依佛門、完成不少佛學著作的神奇女性，又怎可能是被「剩下」的呢？

過往到越南旅行，申請簽證是一大挑戰，雖然近年簽證費下調了，但要額外準備簽證的功夫，還是令人卻步。除非很想到越南品嘗正宗道地的越南咖啡，否則為了享受陽光與海灘、甚或異國情調的話，除了峴港，其實布吉、芭堤雅及聖陶沙等地，已經是很不錯的選擇。

人為甚麼要到外國去？在藝術上，多數是為了吸收新的元素，故而許多藝術家都會尋找駐場（residence）的機會。黃碧琪和毛維兩位獨立舞蹈家，受到西九文化區邀請，參加「Creative Meeting Point」的海外藝術家駐留計劃，將在三年之內訪問西班牙巴塞隆拿三次。今年是第一年，兩位舞蹈家將有兩星期，去自由探索和發掘自己感興趣的題目。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近兩三年，死去的朋友、名人太多，有幸亦有不幸，像更早前張愛玲、近期邵氏影后李菁，屍臭才知，俗稱不幸；算屬親好的井莉、林燕妮，我挺傷感，思維挺受刺激；約兩個月就去一次喪禮，那些年逾八十的（例如費明儀、于粦、方逸華、雷震就不在唏噓之列了）。大家都在說：「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到底終結到幾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