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中的痛感覺醒：記「無遮之鬼，災難之書——社運後女性書寫」座談會
台北國際書展的最後一天，大會邀請了兩位香港作家，謝曉虹和鄧小樺就著「無遮之鬼，災難之書——社運後女性書寫」為題，抒發作為女性作家，在社運之後，如何以當中的觀察為書寫題目，並分享當中虛構與寫實間的平衡處理。本次講座的主持也是一位女性作家——楊佳嫻，三位作家的視野橫跨港台兩地，應可從中帶出兩地作者在不同的處境中，文學觀點和處理上的差異性。
其實女性在現代社會中，已和男性一樣平等地存在，不過兩者總會忽略了對方在同一事情上微妙的差異，例如對同一事情上所著眼的焦點和抒發的內容。這次講座的題目，正好讓我們跟隨三位女性作家的視點，以她們的作品為經緯，遊走在社會事件的歷史洪流中，尋找大家在共同經歷的事件上，有沒有另一種記錄和閱讀的方法。
小說的姿態如浮雕
楊佳嫻先提出了她對謝曉紅《無遮鬼》這部作品書名的看法，她明白「遮」是一個廣東話用語，其所指涉的就是我們下雨時會撐起的傘子。當楊佳嫻剛看到這本作品的名字時，她覺得它給予讀者多元的想像空間：「我會思考無遮的鬼是指沒有打傘的鬼嗎？鬼又是不是等於幽靈呢？另外，我也感興趣的是究竟甚麼力量搶走了鬼的傘子呢？而人又是因何事而變成鬼的呢？」
楊佳嫻繼而提出再深一層的想法：「每一部作品都難以跟社會狀況完全撇清關係，那麼，謝曉虹的這部作品，能否聯繫香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狀況呢？例如小說真的只是單純地跟香港八十、九十年代的鬼片有關？還是跟社會情況等題目有聯繫？如她的故事真的跟社會狀況有關聯，那麼作為作者，她書寫時應如何讓作品的想像空間和現實保持一個恰當的距離？而作為一個女性作者，又應該如何以女性思考的模式去看待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以之作為聯想基礎去創作呢？那是作為讀者，很想去深入了解的事情。」
謝曉虹認為她不覺得自己合乎女性作家的定義和標準：「我期望我的作品應該以浮雕的姿態表現多元的、交錯的意念，而不會只有單一的詮釋。因此書中的意識，不是單單從女性角色的視點去呈現，裡面包括了整個現實狀況中的不同角色，例如故事中會有性工作者，有本來平常不過又生活在安全狀況中的『師奶』，也有很普通的小女孩。」
「主要角色只是剛好都是女性，她們都有各自關心的問題，而她們所執起的，都是很生活化的東西。這些女性角色各自的取向，亦反映了她們對當時社會事件的理解。」
男女作家焦點分走兩極
鄧小樺回應女性參與的情形，她認為在香港近年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實際參與中，男女性別的差異已變得模糊，因是全民參與。但男性跟女性看待這件事情的角度還是很不同：「就我的觀察，以理性的角度和用評論之筆去分析事件的，大多是男性，他們多數選擇以學者式的評論文字為書寫載體。而女性則會以故事式的文藝文字，去呈現現實所見的內容與感受，例如小說和散文。那種文筆相對男性的書寫而言，會比較感性柔軟，而且較為敏感，她們偏向談論更多受傷害時的感覺與反應。」
「女性作家的作品都有一種現象：她們會更鮮明地提起身體受創傷時的感受，例如梁莉姿的作品，她比男性作家的書寫更強調身體傷害時的動態細節和痛楚的感覺。這裡面的原因是梁的作品有一種脆弱性，其角色表現出的痛感強烈，而且她寫出很多種關係的變化，例如年輕人跟家人在社會事件中所產生的決裂情況，裡面包含關係上和溝通上的分歧所造成的傷口，這是比較貼近現實的，帶痛感的描述。」
「相對而言，看謝曉虹以前的作品，如《好黑》，她雖然也會寫身體的傷害，不過當中的感受是無痛的，就算寫身體上的肢離狀況，其感受跟痛楚有一大段距離，焦點不是放在現實的苦痛上。不過到寫《無遮鬼》時，描寫傷害時，痛感便出來了，她作品處理上的差異是在社會狀態的變化中提煉出來的。」
謝曉虹於《無遮鬼》中的故事角色有一種特別的取向，就是男和女在能量上，有很大的分野，而且是女性比男性強。男性角色如家庭中的爸爸，就如傳統中嚴肅內斂的父親形象，其存在感模糊，於推進情節中沒有積極的作用，而面對社會事件時更欠缺反應，顯得可有可無。謝曉虹覺得她筆下的女孩是很有力量的：「我覺得女性在傳統描述中都處於較弱小的定位上，因為她們弱小、要受人保護的一面會較易使人看得明白。但如把她們寫成強大的一方，這種表現方式反而在傳統上較少出現，這種思維上的反差也較為邊緣，較難令一般人明白。不過我就是想寫出女性也有強悍的一面，因為我相信當中的感染力會比其弱小的一面更強大。」
「另一方面，所謂無遮鬼，不論所指的是冤魂還是女鬼，都屬於鬼魂，即是他們沒有真的死去，仍在世上某個空間存在。我想為被傷害的人留一絲希望，令人知道他們仍保存了出人意表的力量，在某一天返回人間。」她笑著補充：「我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就算是小人物如家庭主婦，廣東話稱之為：『師奶』，她們手執煮食用具和保鮮膜，形象還是很強悍的！另外，小說中的主角小妹妹，她本是最應受保護的人，但當她有必須保護的東西時，她也可很反叛，很有爆發力地從被保護的圈子中跳出來。」
女性從柔弱定位中突圍
楊佳嫻就著謝曉虹寫下的角色分析：「謝曉虹寫下的女角的確很有力量，但想深一層，參加社運的小妹妹，以及在她身旁的人都只是還在上學的學生，即使說她們幼小、弱小，其實也很合情理，因為那根本就是角色背景上的潛台詞，所以並不是刻意的弱化。」
鄧小樺補充「他者」的主題：「我因為很少當老師，因此在以前，要進入校園演說才能近距離接觸到學生，而且他們都是語文能力較佳的一批學生，能接觸的層面較為單一。但在社會事件中，我見到更多不到類型的學生，他們有男有女，有成績好的，也有本身成績較遜，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而我在社運背景下跟他們可以作更深刻的溝通。」她認為學生和她有了共同目標，在溝通上事半功倍，而這種關係也算是一種緣份。「學生和本身有血緣關係的家人有對立的情況，而我和他們雖然沒有血緣的關係，但在共同的經歷中卻產生了家長和子女的情誼，大家都有互相信任，互相照顧的感覺。對我來說，這種互相關心的結構是重新認識跟他者聯結的生活歷程，這一點對我來說本是極其困難，因我不易跟人有深入的連繫。我會用散文記下和年輕人相處過程中所得到的啟發，這種對生活的認知很複雜，以文學方法作紀錄，有助梳理當中的理想與悲傷。我希望這種方法也能令更多人理解當中的意義。」
楊佳嫻也分享她在台灣所看到的共同經驗：「這種情感很有趣，很值得以文學方式去書寫。年輕人在成長中被家人驅逐，或者本身欲擺脫家庭的規範，最終卻在其他地方找回家人的感覺，這過程在很多地方也是共通的，以前也已經有作品寫過。白先勇的《孽子》中的主角阿青也是因性取向不被家人理解而給趕了出來，之後輾轉在新公園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那裡建立起新的家人關係。」
為共通的故事作紀錄
謝曉虹分析香港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在觀察和書寫的過程中，我其實有部分想法是正面的，因我感受到改變的力量的。香港人一向不喜歡大敘述，他們都不喜歡觸碰沉重的思考，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說不多人看，大家都傾向看周星馳式的喜劇。但經歷近年的社會事件後，我感覺到大家在痛感中有觀念上的醒覺，我想那是邁向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而近年我以文學記述的事件，雖然題目是關於香港的，但當中的苦難對很多地方來說是共通的。」
鄧小樺則認為近三年香港社會狀況變化急速，2020年出版的作品中所描述的世界，跟之後一年寫的已是不同，而當中的題目也很難寫完。「今年我的2046出版社出版了周蜜蜜的新作《亂世孤魂》，內容也跟香港歷史上很多社會事件有關，我們就是為了記錄和留存香港的故事，而出版這本作品。」
楊佳嫻最後肯定兩位女作家把香港的真實留存下來的工作：「我覺得香港作者對社會事件的描述，為台灣讀者留下相當多的想像空間。有些事情本來是遠超之前所能想像的，但香港作者卻以平實的呈現方式去表現，令原本難以想像的東西，都變得合情合理了，這是一個奇異的現象和閱讀經驗。文學處理跟事件所保持的距離，和用新聞報導方式去直述的距離存在很大的差異，卻產生了另一股力量。而文字之外的空白，正是我們要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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