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lor Swift的女性主義精神:從音樂作品到行業生存》

其他 | by  colorfrank | 2024-03-13

Taylor Swift是當今音樂產業強大的女性主義符號。在她巨大的成就下,無論是媒體還是她的音樂愛好者,都開始頻繁運用女性主義的話語來解釋她的音樂以及其成功的意義。而事實上,無論是歌曲內容、商業話語、職業策略,以至粉絲們之間的話題,Taylor的出現確實響應了當代女權主義者的心理與平權需求。所以在這個「藝術三月」,Taylor雖然沒能來港演出,但我們不妨一邊免費食著軟雪糕,一邊看看她如何在這個性別處境仍舊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受害者」形象與道德正當性


還記得2009年,在MTV音樂錄影帶獎(簡稱「VMA」)上,Taylor獲得年度女歌手MV獎項。這是鄉村音樂出身的她最早進入流行樂領域的里程碑。當她準備發表自己的獲獎感言時,嘻哈音樂人 Kanye West卻闖到舞台上說:「Beyonce的MV是有史以來最棒的」他為 Beyonce 沒能獲頒這個獎憤憤不平,而Taylor只能無助地佇立在舞台上。幸好,當晚Beyonce就拿下「年度MV」大獎,她還主動邀請Taylor上台補回感言,結果這場「搶咪事件」成為了當年最爆的話題,同時也讓大家都記得Taylor這位年輕的鄉村音樂才女,以及被男性前輩歌手「霸凌」的無助形象。


往後,受害者敘事在Taylor的歌曲中一直存在,儘管隨著她的成長愈發淡化、隱蔽。圍繞受害者敘事,她展開了她的邊緣者贊歌,從首張專輯開始便積極鋪陳自己的代言道路。她是〈Our Song〉、〈Long Live〉中的青少年代言人;〈Change〉中白手起家的夢想家;〈Ours〉、〈Mean〉中堅強面對大眾敵意的聰慧女性;〈Shake It Off〉、〈Blank Space〉中從容面對行業惡意與蕩婦羞辱的魅力巨星;還有〈Anti-hero〉中自省和自強的頂尖女性。Taylor 一步步建立起她的精神王國,而強大的受害者敘事則為這個精神王國提供了商業人設和音樂人格的道德正當性。


Taylor 的受害者敘事達成了三個效果,分別是以弱勢的姿態「進攻」、引發聽眾的情感共鳴甚至是上位者的憐憫,或者是讓聽眾代入上位者的角色滿足自尊,以及佔據道德高地,使到任何指責她的行為,都可以性別道德的名義作出反擊——你是不是看不得女歌手成功,就這麼喜歡替男歌手辯解嗎?你是不是為資本家跪久了,為甚麼要攻擊她為音樂人抗爭的行動?這也是粉絲能夠死心塌地的原因之一。因為Taylor成為了正義的化身,所以喜歡她也能給自己的生命冠以高尚的道德帽子。然而這也有著巨大的風險——一旦她本人出現道德危機,給人表裡不一的感覺,那麼這套佔據道德高位的情感認同和成功敘事就不再成立了。


2016年,Taylor與Kanye West的錄音事件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也正是這件事情讓Taylor和她的團隊充分意識到:在自己的道德敘事裡不能有任何漏洞!於是在2018年,Taylor 首次表露了她的政治傾向,並且開始利用身份政治的話語來包裝自己作為女性的事業合法性,引領少數群體意見。2019年,她和原唱片公司Big Machine Records的衝突公開化,開啓了重新錄製(下稱「重錄」)曾在Big Machine發行過的6張專輯的計劃,並將其經營成了全樂壇進行多年、盛勢未減的浩大行動。她是因事業成功被攻擊的女性,被資本家剝削的才女。直到2022年,她仍在MV扮演著灰姑娘的角色。



挑戰男性霸權地位


Taylor最早的女性主義啟蒙與她的情感書寫有著密切關係。歌曲中至情至性的女性在感情中摸爬滾打、付出真心卻被辜負的心情佔據了她早年作品的大量篇幅。她的突破性在於,她鮮少將感情失敗的原因歸到自己身上,基本都是男性的問題(除了〈Back to December〉這樣的道歉歌曲),從對感情不真誠、變心、薄情寡義,到壓制她作為女性的自主意識,無一不是男性造成的。對於男性的指責,構成了Taylor反思性別結構的起點——為甚麼受傷的總是女性,明明女性付出了一切,但男性卻一直在犯錯?


上述的拷問在Taylor的作品發行後,引發了新的問題——當女性為自己的傷痛發聲時,為甚麼周圍的環境並沒有肯定這種發聲的勇氣,而是首先採取惡毒的貶低言語作為回應,說她矯情、說她的歌曲沒有格局呢?在她成功最初的幾年裡,媒體從2009年「搶咪事件」的同情立場,逐漸轉為指責她扮演受害者角色並拿感情經歷「炒作」,這是媒體和社會輿論對於女性的結構性壓迫——當女性表露出真實的、受傷的感情時,她得到的第一反應通常是敵意,優秀的女性創作者如Fiona AppleTori AmosAdele等人,均曾因真誠披露內心傷痛而被攻擊為「矯情」,而 Taylor則一如既往地記錄她在感情中的弱勢,其真情付出自然具有了女性主義的解放意義——女性的心聲可以被正視,可以有巨大的商業力量,同時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社會的霸權在於在話語層面規定價值體系,將你的意志歸為不重要,而 Taylor 用其實質的行動,讓人無法忽略這種書寫的重要性。

後來的Taylor 部分從這個狀態中進化出來,開始犀利的反擊。在《1989》這張專輯中,她以高調幽默的方式諷刺了外界對她的批評,並且浩浩蕩蕩地宣告自己的存在。這是一種內心尚未成熟的壯膽模式。於是,她開始拉攏行業內的各種力量,將巡演變成Taylor的名人「建交」現場;憑著〈Bad Blood〉拿下了第一座VMA「年度MV」,更讓「泰勒小隊」(The Squad)一時顯赫。


然而好景不長,「錄音事件」發生了。面對2016年的輿論危機,Taylor採取了以退為進的方式,減少曝光度,專注於音樂,沈潛蓄勢。其間她不斷涉獵各種社會議題,從〈The Man〉對厭女的直白反擊,到觸及心理疾病的〈This is me trying〉等歌曲均顯示出其日益鮮明的文化意識。到了重錄時期,她重回高調的商業爆光路線,也在重錄專輯中展現其心境的成長。例如〈Slut!〉有著更為直接的女性主義宣言意味,反抗對女性的蕩婦羞辱,而這種羞辱更伴隨了她的成名始終。


但比起〈Slut!〉的直白,我認為更為重要的體現是Taylor在2021年發行的〈All Too Well10分鐘版。在這首歌中,以成長多年後的心態重新看待在這個父權制度下受害又作惡的普通男性形象;同時她還進一步脫離乖乖女形象,盡情展露出自己歇斯底里、遠離社會對女性傳統規訓的特質。結果,這首歌完成了Taylor多年來的性別解放;使她和中森明菜等女歌手一樣,從男女之間的情感關係對父權、男權釜底抽薪。當然,光從情感層面挑戰男權還不夠,她採取了更為激烈的姿態。在政治、商業、文化等各方面採取鮮明強硬的態度,是對話語權的捍衛和行使。在她身上最可貴的實際上從來不是公關一般的口號(以《Lover》時期的幾首單曲為負面案例),而是她在感情中爭取真心和自我的複雜心路歷程,她不是(至少在音樂中不是)一個絕情的、只顧利益的女性,她時刻都在爭取事業和情感的生存最優解,步步為營,試圖平衡一切、體諒一切。



轉型的自我成長敘事與成功至上的價值底色


至於最為粉絲津津樂道的轉型,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不是曲風的多變性或者商業成績的屢創新高,而是在於首先它給Taylor的音樂人格灌注了非常重要的優勢——注入了成功價值觀的自我進化成長敘事。轉型背後的銳意進取與屢屢取得成功的壯舉,成為其明星光環的重要組成。她是一個不斷成長的女性,在行業和情感中爭取生存,渴求幸福、尊重和成就。所以Taylor音樂生涯呈現出極強的韌性,當她早年的專輯隨著風潮的變化和其代表的年齡階段思考變得過時的時候,她的最新作品能夠體現女性最新的成長階段,且能和前面的時段聯繫在一起形成更為強大的成長敘事。《The New York Times》的專欄作者 Taffy Brodesser-Akner2023)評價,Taylor Swift 代表了一個普通女性(實際上至少是白人中產階級)的成長軌跡,你可以在她的音樂中感受到青春的懵懂和心碎,也可以看到她如何一點點成長。《The Eras Tour》演唱會電影更加深了這種成長軌跡,從巡演的命名便體現出串聯各個專輯時期、貢獻出一套強大連續的成長敘事的意圖。成長敘事能夠讓她持續應對樂壇風向的變幻,並且讓自己的作品無論發生怎樣的風格變化,均能有一條穩定的線索供粉絲解讀與形成認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機制能夠發揮作用,非常依賴於她耀眼的成功——這一強大的形象可以讓個體投射自我,增強自身的精神力量,甚至頗帶睥睨眾生的爽文色彩。她持續的成功體現出的是當代女性以及邊緣群體的訴求和焦慮,個體有被世俗壓的喘不過氣的時候,卻在長期的社會規訓下非常畏懼「叛逆」的代價,而她代表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她勇敢做自己的努力居然可以如此成功。所以,在粉絲捍衛Taylor的底色中,女性的成長、音樂的進步、演唱能力這些對於音樂人乃至個體非常重要的專業和人格特質,都次於她如此成功的世俗光環,個體通過細數家珍的方式「洗腦故事」一般地傳頌她的各項商業和獎項成就,獲得內在滿足的同時賦予自身道德高位,一套完美的心理敘事就此形成並持續激勵粉絲。


Taylor的成功背後離不開其粉絲深厚的情感黏性與動員能力。粉絲積極運用女性主義的話語辯護著Taylor的成功,但同時也將的貢獻矮化成基於受害者視角下的道德制高點,與成功至上的爽文心理,對任何非絕對正面的評價進行強烈的進攻,造成了惡劣的粉絲圈生態。與其他女性主義色彩濃厚的音樂人相比,Taylor的優勢在於將有限的生命體驗,用極具感染力又接地氣的方式表達出來,深入挖掘情感濃度的同時便於大多數人理解,追求受眾的廣度而非內容的絕對深度。這樣的好處是能夠充分擴大其女性主義精神的影響範圍,更好地積聚起撼動行業資本結構與社會性別文化的力量,儘管在一定程度犧牲了其作品的深度與其創作才華的潛力挖掘。但她持續對抗時間之於女性生命與成功的拖累與限制,不斷在變換卻仍然凶險的環境中獲得長久穩定的生存,的確給予了聽眾持續的精神鼓勵。這或許就是Taylor最可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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