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ie 芭比》娃娃看天下

只有粉紅色的世界，終於在大銀幕上誕生。電影《Barbie 芭比》由Greta Gerwig擔任導演及聯合編劇。她以往的作品，例如 《不得鳥小姐》和《小婦人》，一向抽繪女性故事為主。顧名思義，這部電影以芭比娃娃的女性視角出發，探討的主題並不浮淺。除了性別平等的議題之外，還包括了無生命的玩偶對存在意義和自主權的反思。導演利用天真可愛的喜劇元素，傳遞這些深刻的意涵，實在妙趣橫生。

故事以經典形象的芭比（Margot Robbie飾）為主角。芭比和肯尼們一直在幻想世界裡度過歡樂的生活。直到某天，她突然產生了對死亡的好奇，隨著日復日的生活出現種種岔子，最終使她和肯尼（Ryan Gosling飾）闖入真實世界，開始質疑他們所處的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意義。

兩性角力批評父權意識

自從芭比娃娃在全球玩具市場佔據一席之地以來，它在不同文化語境中一直備受爭議。其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一直為人詬病，但同時也在消費文化、身體政治和女性主義的領域上蘊含豐富的符號意義。當今世代，多元的覺醒文化盛行，《Barbie 芭比》可算是處於性別議題的風口浪尖。導演如何運用狂想喜劇的形式，探討具相當重量的話題？

在電影中，幻想世界裡的芭比們擁有總統、醫生、大法官和諾貝爾獎得主等身份，佔據了主導社會的地位。而肯尼們則永遠是芭比身旁的配角，除了在沙灘上待著，甚麼都不懂得做。在這樣的設定下，他們一直以為女性主導才是社會常態，但怎料到現實中男女地位卻是完全相悖。

芭比一進入真實世界，她便迎面遇到男性凝視、物化和低俗的性騷擾行為，而肯尼則親身體驗了男性的社會優勢。他一嚐甜頭，就再也回不去了，甚至將自己對父權意識形態的一知半解帶入幻想世界，將芭比的世界拙劣地改造成肯尼的王國。

電影續以誇張而滑稽的畫面呈現兩性之間的角力和拉扯。這體現了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揭示了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她曾寫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概括了女性於男性主導的社會上被塑造成「他者」（Other）。一般而言，男性會被預設為主體，女性則處於從屬地位，也會不自覺地依從了既定的陰柔特質或行為模式。由此，女性作出任何選擇時，不得不考慮社會規範、生理或是文化因素，因而遭遇較多內在和外在限制，甚至陷入矛盾。

電影中最精彩的一幕莫過於芭比的主人（America Ferrera 飾演）的獨白。她從小就迷上芭比娃娃，即使已為人母，仍然不捨得拋棄陪伴她多年的玩具。她的獨白擲地有聲，道盡現代女性在社會中所面對的抉擇和窘境，揭示身體外貌、姊妹情誼（sisterhood）、人際關係和職場生涯等問題，而這些掙扎往往只有女性才需要面對。坦白說，我認為男性觀眾不可能透徹地理解這段獨白，幸得同行友人跟我娓娓道來，在生活看似瑣碎卻又複雜的事情上，她是怎樣的身同感受。

此外，電影亦有將焦點放在男性身上。除了上述的精彩獨白，所有觀眾都可以從肯尼大戰的一幕中反思兩性的文化經驗，導演鮮活地呈現了陽剛特質的男性如何建構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並與女性的做法作出對比，場景畫面饒有趣味。同時，這也澄清了大眾對於女權思想的誤解，它所批評的不是男性本身，而是父權意識下所建構的權力系統和價值觀。

根據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理論，美國性別研究學者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性別展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這個概念指出，社會預先設定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就像劇本一樣，讓人們按照這些指令行事、說話和思考，這樣就展演了性別概念，同時也加強了性別定型的社會現象。可惜的是，這部電影試圖批評父權的意識形態時，脈絡略嫌流於表面，只聚焦於兩性之間的整體分野。雖然電影看似改寫了性別展演的劇本，觀眾最後可以看到肯尼去除了陽剛特質的一面，使男女的權力再次互換，但它實際上繞過了更深層次的討論，例如性別認同、表達和多元性，最終未能逾越傳統的二元對立性別框架。

人神對話探究存在主義

當觀眾以為批評父權陋習是電影的唯一要旨，導演的豪情壯志並不止於此。及至電影後半部分，這邊廂為性別議題下了一個總結，那邊廂亟欲揭示另一偌大的主題——人生意義。

這部電影與《反斗奇兵》系列的電影有一些相似之處，兩者同樣賦予了玩具生命，但肯尼和芭比們跟胡迪不同，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在現實世界的真正定位。直至芭比進入真實世界，親身見識到人類的衰病和複雜情感，她才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意義。肯尼隨即掙脫「芭比和肯尼」這個廣告口號，繼而尋找自己在芭比故事以外的定位和意義。

後來，芭比與自己的創造者（Rhea Perlman飾）穿越到另一個維度對話，呈現了一種人類與造物主之間的象徵意義。芭比不甘願只擔當一個刻板印象的概念，因此向創造者詢問如何探索自己作為人類的可能性和存在意義，這既是請求，也是叩問。創造者接著回答了生而為人的種種難題，並向她展示了女性由出生到衰老的人生片段。儘管如此，芭比仍然果敢地選擇成為人類，展現了她對自主權的堅持。

這種探索存在意義的主題與西蒙·波娃的存在主義哲學相似。在她的另一本著作《模糊性的道德》中，她探討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在根本上是模糊不清的，既是自由的主體，又是被社會預設的客體。這種模糊性同樣造就了自由和壓迫。唯有接受它，人類才能認清道德生命正是存在意義所在。

芭比原是一個玩偶，本質上是受制於生產商和玩家的非生命體。隨著故事發展，她逐漸建立了自我意識。她明知道人間粗礪而複雜，卻仍然矢志成為人類，與其說是克服，不如說是主動地接納了人性的模糊性（或矛盾性）。這個結局彷彿與存在主義哲學的論述產生了共鳴。最後，芭比約見了婦科醫生，雖然並沒有明言約見目的，但在我看來，這似乎意味著自由的人生抉擇，又暗示了女性於社會上獨一無二的生育意義。

粉紅色的幻想世界不再只是為女性而設，如同《Barbie 芭比》一樣，電影標誌了性別觀念的另一知識進程。男女觀眾都值得細味這部幽默之作，潤澤我們對人類生活經驗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