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創世者》排遣恐懼的戰爭

科幻片一向具備想像未來的意涵，所呈現的構想大多是根植於當下的現實世界。《A.I. 創世者》跟許多以人工智能為題材的電影相似，聚焦社會對這項科技高速發展（或失控）所產生的不安與焦慮，透過「人機大戰」的形式將這些情感具象化，同時亦引發觀眾反思人類與機械人的存在。

對於追求出色的視聽體驗的觀眾來說，這部電影大概不會讓人失望。雖然原創劇本成功建立出一個頗完整的世界觀，但不論在科技題材、父女逃亡的劇情或是Cyberpunk的風格方面，電影不禁讓人聯想起其他同類型的作品，難免予人新瓶舊酒的觀感。

近十年來，人工智能的風潮逐漸普及，亦成為許多科幻劇集和電影的招牌題材之一，《A.I. 創世者》裡的「人機大戰」也不例外。故事背景設定在洛杉磯被核彈摧毀後，西方世界將這次災難歸咎於人工智能，並下令禁絕及消滅所有機械人。相較之下，新亞洲（一個揉合各種東方元素而成的國度）則主張人類與機械人共融，但卻被西方世界描繪成恐怖份子的藏身之地。

於是，戰爭順理成章地成為貫穿電影的一個主要元素。

回顧世界歷史，戰爭大多源於宗教、政治和利益衝突，波及的人事範圍極廣，必然牽涉公義和道德議題，與此同時，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卻是相對且流動的，難以一概而論。不過，《A.I. 創世者》簡化了現實戰爭的複雜性，所刻劃的善惡界線因此非常清晰。一開始，西方軍隊以「國家安全」為旗幟，義正辭嚴地狙擊新亞洲的機械人和他們的創造者，但每次行動都使新亞洲哀鴻遍野，農民和孩子們更是無辜受害。相反，機械人和仿生人卻願意犧牲自己來保護手無寸鐵的孩子。電影通過勾畫人類粗暴殘酷的好戰行為，凸顯了機械人的善良和人性。面對善惡立場的鮮明對比，觀眾更傾向對機械人一方產生共情。

除了軍事戰爭的對立，電影的衝突點還體現在兩極化的意識形態，其中爭議較明顯的在於機械人是否該被視為「人類」。

早在人工智能誕生之初，倫理議題和其隱憂一直備受關注。近年，人工智能的強大已延伸到藝術及文學創作領域。當我們試圖探索人工智能的無限可能性，不少討論著眼於人類可能被取代的後果，結論往往側重肯定人類的獨特性。某程度上，即使是純屬虛構的科幻電影，角色思路亦離不開這種技術恐懼（technophobia）的狀態，與現實社會可謂如出一轍。

《A.I. 創世者》中所描繪的戰爭衝突正是人類內心恐懼的象徵。隨著戰事持續，這促使觀眾與主角們由執著於人類獨一無二的價值，慢慢轉為思考機械人的存在意義。

電影中，西方世界的美軍刻意將機械人非人化（dehumanization）。他們堅持以死物代名詞「它（it）」稱呼機械人和仿生人，又將殺死機械人的動作說成「關機」，僅僅視它們為程式而已 。相比盲從命令的軍人，新亞洲的機械人和仿生人反而更能展現人類的自由色彩。電影後段的其中一幕，身穿袈裟的機械人和仿生人，從容地坐在槍口前，安然接受被處決的命運。這個信仰堅定的畫面，令我想起越南的殉教僧侶釋廣德。

機械人除了主動尋求宗教和靈性修養之外，機械人的創造者也目睹過他們因為無法忍受哀悼的傷痛而選擇自行關機。這些自主行為其實與自殺無異。當我們假設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無法感知生理痛楚時，電影卻將這些想像推向更深層次——如果他們能夠感受心理痛苦，並因此作出自主的選擇，這種特質和意志是否足以使他們與人類平等並列呢？

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曾以一條法則具分人類與物體——「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他以剪刀為例，指出剪刀的本質是剪裁工具，如果沒有這個本質，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本質」是個體的出現和存在的理由。物體先有本質，然後才有存在；而人類則是相反，我們生於世上，沒有預設和固定的本質，需要透過後天的自由選擇和行為建構出來。

有趣的是，電影中的機械小孩艾菲最初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對抗美軍巨型戰機「遊牧號」。她的「本質」顯而易見，亦是先於自身存在。及至電影後段，她開始展現出超越本質的選擇和行為，最終亦成功完成了她原本的使命。她凝望象徵對立的遊牧號變成碎片，彷彿察覺到在「本質」之外，還有跟創世者一樣宏大的生命意義。要是她實現了「存在先於本質」的條件，那是否意味著她的意識能與人類的意識並稱？

《A.I. 創世者》的題材雖談不上新穎，但對於這個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哲學命題，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置於這些哲學論述或藩籬內，或許可以帶來新的啟示。當我們辯論人工智能會否取代人類時，不妨再次由起點出發：作為人工智能（或是所有科學理論）的創造者，我們是否就有充分的資格去界定人類的定義，甚至是非人類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