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或無家，何地有方？——桑堤艾格曼 Chantal Akerman 回顧展──「眼(有)所見．心(無)所屬」

比利時導演、一代女性主義電影先驅艾格曼離開我們五年了，2014年她的母親逝世，一年後，她也自殺身亡。而今次由百老匯電影中心策劃的回顧展，搜羅她不同年代的作品，佳作紛呈，要研究她的風格及主題，無法一言以蔽之。人們或讚譽其作為女性主義先鋒的貢獻，然而她電影的「母題」，離不開自己的家，不同時期的「家」，還有她最深愛的母親。

地方地方，「地」廣闊無垠，「方」則要有人在場才會成就一個家，或者一個族群。《無家電影》（No Home Movie，2015）藏有兩種從距離到性質都相當極端的影像——公路上遠離人煙的行旅或遷徙影，以及母親在比利時的生活紀錄。前者極端得只有外部世界，荒漠無人，烈風吹拂；後者道出艾格曼的家庭往事，和母親用聊天軟件通訊，則只有家的內在陳設空間，沒有任何家外景象。

艾格曼生於猶太家庭，母親於二戰逃難到比利時，住下來便是大半生。由國族到一個誕生於猶太家庭內的女兒，不若而同探問著「何地有方」。《無家電影》講的是母親與女兒各自在晚年時的距離，反覆出現的線上家庭聚會，長時間靜止於居室一隅的影像，連繫到母親言談裡對兒時艾格曼的種種印象（如不斷要求艾格曼進食），皆旨在呈現母女關係裡或明或暗，一時遙遠一時卻又接近得如鏡頭對準電腦螢幕裡、母親放大到起格而模糊的臉龐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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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女兒，一個遠在他方的女兒，艾格曼同時作為一個女性主義電影導演，她看待母親Natalia既是母親，同時又是一個猶太人大屠殺下的倖存者。隨年歲漸長，種種過去母女關係的裂痕如暗廊迴光，閃爍浮蕩幾度，不滿漸漸趨向圓滿。愛從來複雜，尤其艾格曼必須以鏡頭和母親保持距離，帶有批判目光檢視自身與母親，使得這部「家庭電影」並不那麼「家庭」。

在更早的時間，艾格曼1976的作品《故地來鴻》（Letters from Home）與母親卻是相當不咬弦。她十五歲時看過高達的《狂人彼埃洛》，燃起投身電影事業的欲望。1971年入讀過比利時電影學院，數年後孤身到美國紐約進修電影，來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此時故地比利時的母親，對她來說猶如纏繞背後的幽靈，極欲擺脫，卻一再因故鄉、家庭之名，不得不面對。

《故地來鴻》的構思相當出色。畫面是她流連在紐約拍下的每個地方：地下鐵、街道、城景街景，畫外音是她讀出每封母親寄來的信。從那些信中內容，可以感受到當年艾格曼作為女兒，作為女性導演，面對這份關係不知所措。信中反覆問到艾格曼在紐約的生活，催促她多寫信，反證艾格曼年輕時的叛逆、失語和沉默，而又畫外音與紐約當下的紀實影像相互干涉，形成屠次豐富的閱讀縱深。故地，此地，兩者既是，也都不是艾格曼的地方。

種種不滿、疑惑、憤懣，在艾格曼1975的傳世經典《主婦日誌》（Jeanne Dielman）噴薄而出。緩慢電影與女性主義交會，摒棄傳統電影敘事結構，透過主婦不斷重複的日常，生活化的敘事形成一個當代女性的壓逼空間——家。觀眾無法別過臉去，只可以沉浸其中，體會陰性書寫呈現的延綿不斷的時間，折射出女性在家庭結構當中受難的歷史。

今日我們回顧艾格曼諸多作品，以為她關心的議題、手法多樣而精彩，但其實背後離不開她的原生家庭的組成，以及組成前後所經歷的創傷。而其中一份創傷，多少源於艾格曼在美國找到她真正的自由與建立事業後，與比利時的母親相隔愈來愈久，愈來愈遠。但是歲月揭示了艾格曼出走四十多年後，不得不回望原生家庭的決定性原因——《無家電影》裡母親發現自己的眼眸從深褐退化成透綠——那是一個大屠殺倖存者的歷史，是艾格曼母親的歷史，也將會是艾格曼所繼承的其中一筆女性的歷史。

也許艾格曼發現母親病逝後，她在這個世界探尋了一輩子的「何地有方」。歸屬不在此處又不在彼處。

桑堤艾格曼回顧展門票現已開賣 Tickets available now

「眼(有)所見・心(無)所屬」Looking to (Not) Belong

●18 May to 6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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