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有我》是一個關於精神病、情緒病的展覽，楊秀卓說，他不是研究精神病是甚麼、該怎樣去面對精神病，而是說香港和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隱藏的時代精神面貌。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恐慌之後，楊秀卓隱約感受到香港人多了一種憂患意識。2004年，他在《明周》上看到一則關於抑鬱症的報導，他把報導剪下來，自此他只要在報紙上看到抑鬱症、躁鬱症都會剪下來收藏，20年間儲了厚厚一疊。《病有我》展覽本身便是一整件作品，楊秀卓和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一起把五道大牆髹黑，楊秀卓再以白色、灰色顏料在黑牆上繪畫、寫字。參與這個展覽的學生都很投入，每天放學準時出現，有時髹到晚上六七時才離開。陳上城說，「所以我想，這會否是另一層面的希望？剛才提到的光，其實是盛載在活生生的人裡，而不是畫」。

張煒森傳來楊秀卓個展「病有我」的評論。楊秀卓最近的個展以情緒病為主題，觀察到近年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因此想透過展覽創作回應。展覽以「病有我」為題，跟我們慣常說「我有病」不一樣，我有病」以我作為主體及疾病的載體，而我的世界只有病，相反，「病有我」則將病換成主體，我只有從屬於疾病之中，我（人類）之於病（不正常的狀態）中，實際是相當脆弱渺小，也去除了病以人作為唯一載體的想像。他提及，展覽以情緒病為題，議題在文化層面中被解讀，也是創作無法迴避的問題。疾病在社會層面中，往往會變成隱喻（metaphor），隱喻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這種隱喻與符號，正是楊秀卓創作時直接以感性的表達，讓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家訂立的異質的、擾亂正常秩序的藝術視角，將情緒病的主題成為大眾的「共同語」，成為一種隱喻，藉此聯繫社會的關係。

曾威量導演的《Mongrel》，中文譯名是《白衣蒼狗》，講述来自泰國的外籍勞工為養活老家而來台，非法兼職看護，在道德爭議中掙扎求存的故事。對比起亮麗的影視成就，曾威量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看護著，這也是《白衣蒼狗》的緣起。電影重現了記憶的苦痛，但現實永遠有辦法更加殘酷。在拍攝期間，曾威量親身經歷了意外的亡故。他在過程中不斷叩問自己：電影可以做些什麼呢？「生病的人還在生病，痛苦的人還在痛苦。」他想起，在他那屆金馬學院第一天開學的時候，侯孝賢導演就跟所有學員說，「你的電影就是你的人。」他曾經說他的每一步片都是憤怒，如今在《白衣蒼狗》裡，除了憤怒，還有認份。他提到，那是一種「不妥協的凝視」，不妥協的凝視即是「不讓那種痛苦在空氣裡面盤旋、迴蕩。」就算無法以身替苦更遑論承擔，起碼「我」在看著，一直在看著。

張理晨傳來韓國導演朴贊郁《賽博格之戀》的影評，該片以精神病院為場景，也以精神病患為角色，精準刻劃出韓國社會的病態特徵對人的壓迫。她認為這些病徵的出現不只相互牽連，在2024年看來，仍深具洞見，並深切呼應著東亞社會的現況。張理晨透過分析電影中的精神病患凸顯出社會的五個病態特質，並在受存在問題困擾的男主角奕順和女主角詠君身上，探討在虛無主義瀰漫的當代社會，人們如何面對虛無、存在的理由為何、人類存在的價值為何此三個問題。

關於瘟疫的小說，光是經典知名的部分，就可以列上許多：薄伽丘《十日談》、狄福《大疫年紀事》、卡繆《鼠疫》、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等。台灣作家朱嘉漢認為瘟疫的主題似乎可以迫使作者與讀者面對人性的極致、文明的脆弱、命運的無常，而幾乎不可能看到一個作者不嚴肅處理瘟疫。當他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的《大疫之夜》時，發現故事設定於克里特島與羅德島之間的明格島，令他凝視時會不免想起荷馬史詩《伊里亞德》的瘟疫，並且在這不存在的小島的偽歷史中，更清楚鄂圖曼土耳其在覆滅之前的那段矛盾的歷史氛圍。

日本導演三宅唱新作《長夜盡頭的微光》近日上映，電影改編自瀬尾麻衣子的小說《關於黎明的一切》，石啟峰認為當中所呈現的病症，在生理和心理層面上也略顯單薄。除了尋找合適的環境安放病者之外，關於疾病如何成為生活的本身，電影其實著墨得不算深刻。但它間接向觀眾揭示了心理疾病之所以複雜，是在於患者個人經驗與主觀感受的差異。內隱的發病過程，細微得連患者也未必及時意識得到。何況，痊癒的路大多是曲折而漫長的。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場景，回到那扇門內：姐的乳房，和我有甚麼關係？ 問題其實可以換成：作為女性的，我的乳房和我有甚麼關係？又或，作為女性的，我們的乳房和我們有甚麼關係？ 十一歲那年，在淋浴途中，我忽然摸到胸前有一微微突起的硬塊。那時，我誤把發育的跡象，視作癌症的徵兆，因而感到無比恐慌。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的想法其實並不可笑。哪本書上說的？乳癌的頭號危險因子：擁有乳房。

臉盲症，又稱臉部失認症（英語：prosopagnosia），為一種與臉部知覺相關的認知障礙。患者因負責臉容和身體識別等工作的右腦梭狀回（fusiform gyrus）功能受損或無法運作，導致難以辨識他人容貌，覺得人人差唔多樣，但其視覺處理（如：物體辨識）和智能功能（如：決策能力）則保持完好。早於1890年代已知有視覺失認症，只是未有細分為臉部失認還是地方失認。1872年曾記述一病例，形容一男人中風後右腦後區受損，失去辨識地方和人物的能力，甚至一度不認得太太。1883年，亦有記述病人忽爾認不得自己的臉，無法在鏡中辨認自己的病況。

你的膝蓋不知為何 種在床上 痛楚落地便碎成玻璃的後代 躺回床上你一一領養 眉皺成手術刀

這是一份自我診斷報告。病人姓李，洋名Eason，讀番書，養唐狗。今早上班後出現頭暈、頭痛、嘔心、焦慮、發冷、彷徨、失落、精神痛苦等症狀。初步判斷為錢財衰竭導致唔開心症候群，疑為醫學界新型病毒所感染。現在追蹤過去兩星期重點行程尋找感染源。

黃怡繼而分享了四篇短篇小說，當中有三篇都收錄在《擠》裡。第一篇〈哭泣的女人〉啟發自畢卡索的名畫 ‘Weeping Woman’，講述一名OL隱瞞抑鬱病歷，以失戀掩飾情緒崩潰的故事。黃怡指，哭泣只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才被允許，否則會阻礙日常，帶來社交困擾，偏偏抑鬱引發的哭泣無可避免，為免被公司作個別看待甚或解僱，女主角選擇謊稱失戀。「主角深信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分手是怎樣一回事，對失戀的人抱有必然的憐憫和同情，故哭泣是被容許的。然而，抑鬱是一種長期疾病，主角擔心旁人終有日會覺得她已哭夠，故她再度陷入掙扎，思考是否需要再假裝與新男友分手，甚至抄襲愛情小說的劇情，好讓同事不會追根究底，懷疑她有情緒病。」黃怡補充，這些情節看似荒謬，卻全都源於身邊人的真實分享、在社會中面對的不安與憂慮，黃怡的創作常以這些困擾為起點，書寫人物面對的困境。

時值黃昏。和同事A行駛在北上的高速公路，烏鴉漫天飛旋，鴉叫如潮泛湧入車廂。擋風鏡前的視野過於擁擠，盡是黑黝黝色塊，彷彿再闖入一只鴉，整座州界收費站就會因無法承重而崩塌。

當我從煩躁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我正面臨與格里高爾·薩姆莎相似的處境。我的整個腰部似乎變成一塊鋼板，而那些連接大腿的神經也變成了鋼筋，我盡力起身，卻唯獨只有頭顱揚起。我感受到胸部以下身軀的僵硬，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將被子從我的身上扯去。

說到底，張郎究竟有咩好怕？我也不清楚。某年夜半，廁所門外，耳背風聲作響，狀若蜂鳴，飛物掠頭而過，稍觸髮梢，先落牆邊一角，數足齊動，潛伏雪櫃底端。目光依循而去，只見背翅油光，雙鬚並動，非為蜂類，實為張郎，其探出半身，似為別有圖謀。突然之間，San值驟降，好像直視一頭克蘇魯怪物，頓生「無以名狀的恐怖」。凝視僵持，無限沉思， 幸好想起殺蟲水，對著大致範圍噴射，不用精準命中，也很快失足反肚，危機解除。但殺蟲的不是我，也沒有大團圓結局。因為郎君遊子，浮雲白日，久不久就會舊地重遊。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階段，生而在世，疾病總是無可避免。疾病令我們感到未知、恐懼與創傷，但同時亦是驅使我們認識、調節自己的一個過程。經歷三年疫情，香港人對疾病都不會陌生，它既是這個社會的表徵，同時又是揭示深層社會面貌的隱喻。本年度文學季以「別來無恙」為主題，由作家袁兆昌主持的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更邀得藝術家白雙全、作家蔣曉薇及洛楓，與讀者分享疾病與創作之間的微妙關係，如何透過創作療癒傷痛。

2023年是詩人鍾國強的豐收之年，除了小說集《動物家族》外，還有在中國大陸出版了由其翻譯的《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及《煙與鋼﹕桑德堡詩選》，然後是去年年底字花出版詩歌評論集《默讀餘溫》，我反覆閱讀當中一些文章，這些文章，或為鍾閱讀詩歌、翻譯外國詩的筆記，或為闡述對本土詩或年輕一代詩歌創作的看法而寫的短文。

每年《無形》會有一期，全本承載香港文學季的主題創作，讓參加者可於展場即場閱讀作品。今期《無形》收錄今屆香港文學季「別來無恙」的焦點展覽「灰白質留言」七個新創作文本，探索記憶之病。

風暴前枝葉最茂的樹先被鋸斷 斷肢裝滿一斗 剩光禿禿的主幹站立 失去機能站立

首先是手的剪影，偽裝一隻鳥 秘密寄到遠方 薄暮蹲伏，我們擲出的話語 悉數撞落一片透明的沉默 像羽毛般清晰稀薄

那些孤獨的曠野亦偶然進入我的隱喻 攀援無從，涉水艱難，那些湍流 無人銘刻。風過度苛烈 我獨自叫喊如狼嘷 我記得激越是如何召喚了畏縮 星辰冷漠的光從頭頂降下

奧本默默 卿何海默 愛因斯坦就這麼個樣子 望了我一眼 並幽我 於一默 量子中 一個梗

我們曾想過 從此太空漫遊 恰如在夏日溫暖的水療中 你從未失足 左肘下一瞬的落空，不過是 跟我開玩笑的假動作

心臟被超聲波入侵 城市被捲進十級風暴 血管長在心臟裡面 城市的喉管被翻在外面 從此我們失去了自主跳動的脈搏

深夜亮燈，發現他正獨自坐在原來的位置上讀報。你不再相信箴言；但不想錯過機會：「阿公過了身；但我們都不會去拜他。媽精神狀態不好，搬出了和弟一起住。姐一家即將要移民。你的孫子在房間裡睡。他像你⋯⋯」

早前在〈以最大的熱情灌溉其中——與董啟章談NFT書〉談過《心》以NFT書出版的理由，以及傳統紙本書的局限，比較過兩者分別。回到創作本身，《心》是董啟章一部重要的作品，因為它以真實的血與肉構築而成，是作家談坦率剖開自己的心，讓讀者探入其中。

本年度文學季「別來無恙」於12月初開幕，請來洛楓、白雙全及蔣曉薇出席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文學館總編輯鄧小樺在開幕時越洋致辭，她覺得疾病是一個身體內外連繫的反應，「是個認識及調節自己的過程，甚至能為創作提供養分，從這方面看，其實疾病並不是太負面。」洛楓、白雙全及蔣曉薇亦在講座上娓娓道來他們如何思考疾病與創作的關係。

正如洛楓的疏理提醒了我們，原來已經有那麼大批的香港作家，以華文書寫紀錄過新冠期間的疾病經驗，我們知道這些作家所記下的香港的經驗，不單是在覆寫現代文學，且延續著香港自身的疾病書寫傳統。若我們承認這些香港書寫中旳「疾病」隱喻，所承載的，像蔣曉薇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盲目的絕望與希望，像傳染病似的負面情感，我們似乎需要進一步肯定的，就是積累這些疾病的人文思考和文藝隱喻的過程，必須建基在一個，從來未曾被香港大專的中文教育和學科研究體制，甚至是所謂「疾病書寫」的研究範疇，所承認和涵蓋的，一直更多歸屬於香港中學和特殊學校的視藝教育，又或今日，所謂共融藝術的發展脈絡裡。它有助我們思考，不專心檔案庫這個概念，不單是描繪「健視」老師和「殘疾」學生共同享有的「創作」時刻，它還涵蓋著更廣泛的，隱沒在隱喻的意義以外 ，記錄不同社區、社群「失能」身體的創意潛能。

公元前1550年，在埃及的《埃伯斯紙莎草紙》醫學文獻中，記載一病的症狀表現為尿頻及體重異常減輕，據說當時的建議療法是要連續四天吃一鍋由骨頭、麥類、殼類與泥土煮成的鍋物。千年過後，希臘醫師阿瑞蒂亞斯將此病命名為「diabetes」，希臘文解「篩」，因病人沒完沒了的口渴與排尿，彷彿人體就像個「篩子」，而此病為不治之症。

的確曾有統計指出，酒精能「促進想像力和內在感知力」，血液酒精濃度達 0.07％ 時就是「創作力的旺盛點」（1）——只是，一旦超出這個量，足以導致嗜睡、視力模糊，到了0.25%以上，就會導致意識不清、嘔吐，而超越0.35%，更會引發可能致命的酒精中毒。回看文章開首那句說話，那絕對是侮辱了血液就是酒的海明威，他真正說的是：「酒精唯一對你沒好處的時候，就是寫作或者打架。這兩件事情都得清醒著來。」海明威正是堅持把工作和喝酒分開的那一派。 所謂小飲怡情，酗酒亂性。酗酒，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所載，正式診斷分類為酒精使用疾患，或酒精依賴，具體病症包括：長期大量飲酒後難以減量、為取得酒精及飲用花費大量時間，而後產生問題、戒酒時會發生酒精戒斷症候群等等；另外，根據美國成癮藥物協會的說法，酒精依賴者不但會「思維混亂」，更會「非常固執地否認自己酗酒」。過量飲酒會導致所有器官系統都遭受損害，尤其會影響到大腦、心臟、肝臟、胰臟、以及免疫系統，引發多種併發症，在社會層面上，酗酒的人常被聯想為缺乏自控能力、有暴力傾向、情緒不穩的「失敗者」。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多年來深耕東亞文學研究，自2014年起，舉辦多屆台日韓作家跨國研討會，在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後，今年3月以「疾病與文學」為主題，邀請多位台日韓作家與會。曾以《最後一個人》獲「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翻譯書」的韓國小說家金息也在受邀之列，Openbook閱讀誌特別摘錄研討會中，金息與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台灣小說家何致和及張亦絢四人的對談菁華，現由文學媒體「虛詞」轉載，以饗讀者。

起碼只是肚子，後來變成手臂、手肘，再到腳。隨著痕癢程度增加，皮膚也開始染了紅，蔓延到脖子，最後是臉。所以，她不往家中住，暫時避開。一方面是因為怕日漸失控的脾氣會嚇壞兒女，另一方面又怕裝出笑臉的可信性都失去。衣服能夠蓋住的地方，她都可以戲一句「眼不見為淨」，然而口罩以外的額頭，會使別人流露詫異的神色，她清楚看見。 因此受不來。被人看見不夠得體的話，會丢臉，既丢自己的臉，也是丢丈夫的那一張，街坊鄰居的口亦如眼睛。 神奇地，在朋友家寄住的那幾天，母親身上的紅印慢慢減退，痕癢的感覺慢慢攤涼。因此，她才回家。她如此驚訝，皮膚好了一點之後，她的第一個想法是：回家，不過，只隨便買菜。

大腸癌泛指結腸癌（Colon Cancer）與直腸癌（Rectal Cancer）兩種，通常都是從原本無害的良性「息肉」或稱腺瘤性息肉（Adenomatous Polyps）癌變而造成。醫學界對大腸癌的成因尚未有定論，但據統計其成因或與飲食習慣有關：吃過多動物性脂肪、蛋白質，而少吃植物纖維，有可能增加患大腸癌的風險。此外，肥胖、缺乏運動、吸煙、飲酒也可能增加風險。​​大腸癌第一期存活率高達 90%，但初期不易察覺，拖到末期，最多只能活兩年，相當危險。

愛滋病，全稱後天免疫力缺乏綜合症﹐是由於免疫系統因受到愛滋病毒（HIV）感染後而逐漸衰弱所引發出的多種疾病，患者多與帶有愛滋病病毒的人有直接性接觸而感染，共用染有愛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工具或個人物品，又或帶有愛滋病病毒的母親在懷孕或分娩時將病毒傳染給嬰兒。 愛滋病病毒帶菌者可能毫無病徵，患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後，潛伏期可達 10 至 15 年。受感染初期，患者可能會出現感冒似的徵狀、發燒、體重下降、疲倦、淋巴腺腫脹等。經過長時間後，患者的免疫系統會受到嚴重的破壞，逐漸失去抵抗嚴重疾病的能力。病者會患上較罕見的肺炎及皮膚癌等「機會性感染」，最終會導致患者死亡。 80 年代以降愛滋病席捲世界各地，其中在紐約、愛丁堡等城市的同性戀社區瞬速擴散，一夕間奪走了許多名人和藝術家的性命。預防愛滋，「要有一套」，採取安全性行為是減低受感染風險的最佳方法。現時愛滋病仍是一種無法根治的傳染病，但卻可以透過治療控制病情。患者可服用處方藥物，降低血液中的病毒含量，減慢病毒惡化，延長及改善生活質素。

乳癌是全世界婦女，也是香港婦女最常見的癌病，發病率隨年齡上升，香港每年有三千五百多宗乳癌新症，現時本港乳癌患者年齡中位數為五十四歲。乳房是一個腺體的器官，由乳腺組織、脂肪、結締組織組成，當婦女懷孕時，乳腺可以製造和分泌乳汁喂哺嬰兒，但當乳腺細胞失控分裂和生長，就會形成腫瘤，乳房內的惡性腫瘤就是乳癌。乳癌會侵襲乳房組織，擴散至腋下淋巴腺，以至身體其他部位如肺部﹑骨骼﹑肝臟甚至腦部，損害受感染器官的功能，更會威脅患者生命。手術可說是治療乳癌的關鍵元素，包括全乳切除術（mastectomy）、局部乳房腫瘤切除術（lumpectomy）等。女士在接受全乳切除後，可在術後立即進行乳房重建手術。今期介紹的三位女作家，正正經歷過切除乳房的手術，然而乳癌並非末日，她們無不憑強大的求生意志戰勝癌魔。

痔瘡，後病也，英名 haemorrhoids 來自古希臘字 「haima」（出血）和「rhoos」（流出）。痔墊是位於肛管的血管組織，在正常情形下可協助控制排便，當它腫脹或發炎時便會變成痔瘡。痔瘡困繞人間後庭二千年，約 50% 至 66% 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一時期會罹患痔瘡，且男女罹患比例相當，民間甚至有「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的說法，不過由於生病的部位比較尷尬，很多人都避免宣之於口，是為隱疾，但其實有不少文人雅士也身受其害，甚至將其視為寫作的題材，包括為人熟知的酒鬼蘇軾、風流民國才子胡適，以及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也難以對抗這種「pain in the ass」。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有了一隻新錶。這隻錶比較特別，不在鐘錶鋪買，不是朋友送我，它不請而來，由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在傍晚連著一個膠明袋子親自送上門。錶是塑膠製的，沒有美感可言，陌生人給我戴上手腕，錶帶有幾個孔扣鬆扣緊沒多大關係，就是這段期間你要天天戴著，陌生人上門送錶前還先來個電話，叫我在手機裡下載一個程式，他給我戴上新的塑膠手錶後就在那程式上點了點，拍了一張照⋯⋯「不用怕，我全家人都中過。早中好過遲中。你中了現在就等於多打一針。」

早在 1906 年，由德國精神學家與病理學家愛羅斯阿茲海默首先提出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直到今日仍然是無法根治，發病成因不明，具有相當濃厚神秘色彩的遺傳學病症。近代醫學界一直致力從基因修改工程入手，期望找到抑制、消除此病的方法，但始終未有具體成果，普遍認為能於早期發現並診斷，將有助於改善失智情況。而美國麻省總醫院心理評估中心最近便有一個跟文學作品息息相關的發現⋯⋯

「異色瞳」現象主要是來自名叫虹膜異色症的基因異變，雖然此病變對人體幾乎無害，但人對於賴以視物的眼睛一直附帶許多迷信與想像，而「異色瞳」之獨特，從亞歷山大帝的英雄神格、女巫的邪惡之眼，以至近代樂壇變色龍大衛寶兒的不對稱異色眼眸，都在人類社會千百年間產生了大量關乎美感、靈性、超自然的神話式猜想。

根據統計，約 12 名男性中就有一位患有色盲。色盲患者分不清顏色，在駕駛、從事軍事或藝術工作方面比常人遭遇到更多困難。有研究推測梵高可能是紅綠色盲，還有大導演路蘭、作家錢鍾書、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等等，往往能突破視力障礙取得個人成就。因此色盲的世界，也可以很精彩。

疫情之下，坐困愁城，無止境的如此不斷循環，看不見曙光，也找不到出路，城內眾人彷彿早已鬱到病，大家都想尋獲那顆除卻人生痛苦的解藥。今期《無形》邀請作者以「藥」為題，將各款中藥西藥共冶一爐，從文學角度為讀者開出一帖逆境下的藥方。

著名影星布斯韋利士（Bruce Willis）證實患上失語症（Aphasia），悄然淡出影壇。各界震驚和感慨之餘，網絡上也激起了大量關於失語症的討論。源自大腦損傷的失語症並不常見，不過，醫學以外的「失語」作為某種文化現象的隱喻則很普遍，常見於以非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的移民作家，有時更被視為來自移居地文化霸權的後遺症，是一種更難「言說」的深層焦慮。

口吃，廣東話又稱漏口，常被形容跟心虛、撒謊有關，但其實最主要是因為語言表達能力跟不上思維。翻查古今中外的口吃名人，作家、思想家、政治家幾乎佔了最大比例，或者就是因為不擅言辭，讓他們更潛心專注寫作，或雕琢出一套更有力量的完整論述，以文字整理無法口頭一言以蔽之的靈感，不鳴則已，一鳴，則換來更不凡的成就。

長期從事低頭伏案工作的人，脊椎關節特別容易退化，尤其坐姿不良，更容易久坐成疾，但有哪個創作人不是長年累月低頭伏案呢？日本神級拖稿漫畫家冨樫義博，台灣愛情小說「教母」瓊瑤，美國文學代表《白鯨記》的作者梅爾維爾，都有一條捱壞與磨蝕的脊骨，這可能是換取心血傑作的必須條件。

精神病，如今已普遍被現代社會接受是一種醫學上的病症，但直到百多年之前，都仍然與社會忌諱扯上關係，以病之名，引伸到宗教迷信、巫術與邪異之說。在那個誤診、歧視和社會忌諱仍然普遍的瘋人院年代裡，卻孕育出許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神奇畫家。譬如畫出《吶喊》的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抬頭看見不一樣星夜的文森梵高（Vincent Van Gogh），以及深深墮進了迷幻貓世界的路易斯韋恩（Louis Wain）。

躁鬱症好比一種天才病，是詩人德雷頓 （Michael Drayton）筆下一種「美妙的瘋狂」。綜合研究顯示，詩人、作家、作曲家、畫家罹患躁鬱症的比例為一般人的 20 倍，是政治家、科學家等人的 3 倍。迅捷的腦袋，敏銳的內心，令藝術家比常人更容易陷入情緒的漩渦中無法自拔，坐上鞦韆搖盪於躁與鬱的兩極周期之中。對他們來說，躁鬱症是「迷人但致命的敵人和伙伴」，躁狂時期恰好是創作的最佳時期︰思緒猶如被火觸碰，靈思潮湧如萬馬奔騰，留下更真摯更深刻的創作，迸發出生命最悲壯的變奏。

「你有無食過新豬肉？」在病榻中，草食女蘇麗真寫下新詩，送給一名在醫院外日夜守候的肉食男，希望天天寫信給他，他終有一天會被打動，成為真正的素人……。

腦癱患者常被誤會，他們不是真的大腦癱瘓，而是腦神經受損，導致患者無法控制身體肌肉。所以，癱的往往只是四肢，感官亦可能會喪失，頭腦卻仍然是清晰、健全和自由的。腦癱無疑限制了身體活動能力，但還是有穿過大半生都不認命，用意志活下去的音樂家、作家和詩人。

萬人迷奇諾李維斯終於回信，在今年12月22日迎來第四度復活。華納兄弟和華高斯基姊妹沒讓影迷失望，在香港時間9月9日晚上9時全球首映首條完整版預告，在60年代迷幻搖滾史詩《White Rabbit》的引領下，睽違18年，Neo和Trinity再次在文明的終端重遇——是夢，是病，還是真？

懷才不遇的寫作人很多，但即使寂寂無名，都至少不缺胃病相伴，有些自然是因為捱更抵夜持續寫作，飲食不定時，結果捱出嚴重胃疾，即使是有名作家如夏目漱石、莫言、朱自清，也長期遭受胃痛煎熬，而且病因各異，過著他們腸穿胃爛的三種人生。

在經典神劇《Breaking Bad》裡，一直懷才不遇，任職高中化學老師的男主角，突然被診斷出患上末期肺癌。為解決家庭的財政危機，他鋌而走險，利用其化學知識製作及販賣冰毒賺錢，最終由顧家的「好好先生」，變成眾叛親離的駭人罪犯。

屢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波蘭著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因病離世，成名於六十年代的他，曾積極投入「波蘭新浪潮運動」，911恐襲後也創作了不少相關主題的詩作，對於其離世消息，本地詩人紛表哀悼。

肺與生命氣息的傳統想像，以及此病的「消耗」性質，將死亡推向神聖超然的境界。據《牛津英文辭典》，「consumption」（消耗）一詞最早被當作肺結核同義詞使用。結核病是分解性的、發熱性的、流失性的「體液病」，讓身體變成痰、黏液、唾沫，最終變成血。當患者的呼吸愈發薄弱，身體愈發被消耗，便愈發脫離塵世，最終得以消解粗俗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因此亦被稱為「靈魂病」。

奧立佛．薩克斯曾在〈幸得愛神病〉裡紀錄了一位梅毒病患者的病例，九十歲的患者娜塔莎在感染梅毒七十多年後，突然又再發病，有趣的是，她並未感受到梅毒引起的不適，反而陶醉於梅毒造成的大腦知覺改變，並說，「我知道這是一種病，但是它讓我心情愉快……這個病讓我覺得比二十歲時更精力充沛、活力十足。」錢鐘書甚至在《圍城》裡更直接寫道，「梅毒在遺傳上產生白痴、瘋狂和殘疾，但據說也能刺激天才。」

在瑞蒙卡佛的〈大教堂〉裡，主角的妻子有一個通訊頻密的盲人知己，主角因而對他十分反感。可是，當這位盲人來家中作客時，卻看出了主角精神的空虛，最終他捉著主角的手，讓主角閉眼畫了一座大教堂，因著「盲目」，主角獲得感受世界的新方式，由此走向更自由廣闊的精神境界。

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陳木勝雖是動作片大導，卻不拘泥於特定形式，而是回歸根本的場面調度和官感刺激。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問題是，這種愛偉大得有點過頭，接近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化的愛，甚至有點簡單化了精神病這個嚴肅又現實的議題。

疫症書單嚟到第三本，今次已讀不回BOOK CHANNEL走出文學，走入人文學。由Serrini再次講故，同大家分享被《華盛頓郵報書評》評為「每一位大學生必讀之經典」既《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點解今日既世界會係由白人主導？原來小小既病菌係形成今日世界局勢既關鍵？奇怪的知識又要增加了！

何福仁續談《石頭記》，還藉著最近肆虐的肺炎疫情，說起書裡眾「丫頭」當中，他覺得寫得最傳神，又最富於反叛精神的角色晴雯。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最終會因為承受不了自身矛盾而崩潰。很多左翼學者都將這一預言視為充滿彌賽亞式降臨色彩，就像我們說起「支爆」即將降臨的契機。

瘟疫當前，何福仁寫下五首與疫症相關的詩。賦閒在家，百無聊賴，寫詩讀詩，給予我們抵抗疫症的力量，繼續前行。

肺炎圍城，政府無道，中國億元票房大片紛紛擱淺之際，正好換來一部關於中國的小品電影《別告訴她》（The Farewell）。世故之人總能體會，有些謊言是出於善意的，然而，有些善意，湊近看來像一塊裹屍布，包覆著虛偽、畏縮和野蠻的惡臭。紅眼這篇影評以此觀照今日嚴峻疫情，正好反映一個見微知著的中國社會生態。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人面前，病毒卻不平等。曾經參與預防愛滋病計劃的性教育工作者梁偉怡，將它與近期肆虐的武漢肺炎作比較。愛滋病毒天生倒霉，初登場時已處處被小心提防；武漢肺炎則得天獨厚，先有中國政府保佑俏俏出場，再有WHO和一眾著名醫學專家為它護駕，有此非凡待遇，一切皆因含著「金」鎖匙出世－它的防控與「錢」和其近親「政權」相關。

一覺醒來，你望出窗外，對面所有大廈一夜之間人去樓空。你走進廁所，想起上星期才取笑那些搶購廁紙的人有「盲搶炎」，但此時的你卻也鬼上身地，只敢撕下半格來用。你餓了，家裡的米所剩無幾，你很想衝出大街，你不怕駐守門外的童軍，對，是警察的話，用光口罩的你早已衝出去了。忍無可忍之下，你打開垃圾桶蓋，把最後一支通渠水通通倒進垃圾桶裡，直到裡面的隔離手環完全腐爛，那短暫的十多秒，你久違地笑了。你知道你已經走進了電影的場景裡，然而你無法知道，自己是否那個不死的主角。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一隻蛭鑽進身體，體節開始微微漲縮，對血渴求。如果無力制止，它就張牙舞爪，背後靈一樣纏縛附體，變成吸血鬼，把聲音連景象轟隆地扭曲起來。有時，先是聽見耳骨中的顫音，慢慢，眼前世界就像一張過度曝光的相片：人影，建築物，成像四周都有白晃晃的光暈圍住，糊掉層次，無法看穿，無處著力，一種非常實在的空。

雖然成年後從未在北京長居，但我自認是不怕霧霾的。我生在北京南城，在工廠大院附近長到七八歲。也許兒時習慣了空氣裡的某些元素，我至今分辨不出空氣質量的優劣——在瑞士不覺得空氣多鮮甜，在北京也不覺得空氣多凝滯。再者說了，如今定居在紐約，那裡的空氣也不見得有多好。

自家胰臟罷工，外來的胰島素總是不夠貼心，有時食量或運動量不定，血糖便飄忽起來。護士教我和父母預估食量和運動，自行調節該打多少度胰島素。一開始我拿來紙跟筆做算數，老是算錯，後來我算著算著就悟了：所謂預估，重點不在猜測事物如何發展，而是找個法子使事物朝著自己預估的方向發展。

人際關係是一種無法根治的傳染病，任何人都會患上而不能痊癒，例如我不認識他，但他認識她，而她又認識妳，妳剛好跟我是朋友，便會無由來捲入洩密的網結中，像蜘蛛巢城，危機四伏，沒有人知道消息原本是甚麼模樣，除了假裝老練而世故的聆聽，沒有人能夠拒絕參與。

三個口，一座山，病部。像在吞噬，在擠壓。恍若日子寫照。 被時間磨過以後，日子更碎更裂。復發，轉移，滲透骨髓，但我卻還在。因為我的身體總是先於我，存在。每當我吞下五角形的藥，便對苦味更加敏感，但它們只是在口裡，再溶進身體裡——已經發生了，已經吞下了，如此而已。

很多人以為濕疹小孩是會被欺凌的，的確有時候是會的，但是別人也只是實話實說，也不知道歧視。我記得在玩「狐狸小姐幾多點」的時候因為皮膚是紅紅的，於是總是被要求充當「狐狸」的角色。

與董啟章見面的地方是中大的Cafe330，他看上去身體好像還不錯——至少不像傳言說的那樣差。《愛妻》（又名《浮生》）未出版前已經頗受關注，既是鍾曉陽經典《愛妻》的重寫，又是「精神史」三部曲的壓軸一部，不少讀者都攜著對《心》和《神》的疑問，寄望透過《愛妻》了解一下董啟章近年發生的改變。

成為素食者，並不是我的決定，而是身體給我的訊息，或，設定的界限，但，也有可能，那只是遵從另類療法，給長了腫瘤的人的建議——腫瘤擅於汲取蛋白質，戒掉肉類是遏抑腫瘤生長的必然方法。

的確，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隨手掉的單據，竟有如斯份量，甚或如斯重要。除非，你曾經是其中一份子，游離於某個看似與「外邊」互不相干或互不打擾的角落。那麼，2016至2017的七一前後，歷經三百六十五日幾乎年中無休的「介入」，藝術家會否由outsider變insider？從旁觀到交心？當馬玉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不會廣東話所以不敢開口，我就明白了——Empathy出自心底Calling。2014年移居香港，遊魂野鬼半夜三更遇上在自家城市「流放」的人，因「同病相憐」而凝聚，孤絕個體因心靈無處安放而結連。有病的，自是導致孤絕的源頭，這座城市的管治者／操縱空間權力之人。年中有休，因馬玉江當時仍得每三個月回山東老家辦一次簽證。四季如常的等待，從他／她們手上拿取單據的行為，亦逐漸變得有點公式化。藝術，也不是醒來送上三文治的NGO。單據上幾隻手寫字慰藉，讓來自北方的人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