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自然香】愈美麗的肺結核愈不可碰：卡夫卡、濟慈……魯迅？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1-03-18
肺結核病人，或許是疾病史裡最美麗的病人。那是《茶花女》裡的瑪格麗特，也是《紅樓夢》裡的林黛玉，她們纖細嬴弱，肌膚蒼白近乎透明，但由於頻繁低燒的緣故，臉頰與雙唇卻粉嫩紅潤，瞳孔渙散，雙眼發亮，既純潔又誘人。一口鮮血吐在手帕上，更彷是吐出了壓抑已久的熱情，那朵血花綻放的是生命，是愛欲，也是死亡。
對肺結核的浪漫想像，源於人們對它一無所知。肺結核是一種古老疾病，最早可溯至新石器時代，到了工業革命時期則成為流行病，然而它的病因及治療方法一直無人知曉，直到1882年，醫學界才發現結核桿菌為結核病的元兇，通常影響肺部，亦即肺結核病。肺結核可透過空氣傳播，病徵包括慢性咳嗽、咳血、發燒、夜間潮熱，以及體重減輕。長久以來，這些病徵都被視作美麗的象徵，肺結核的隱喻亦曖昧繁複，有說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染上肺結核，有說肺結核患者集純潔與放蕩、壓抑與熱情於一身，有說死於肺結核的人具有浪漫氣質，拜倫便曾自言希望死於此病。
肺與生命氣息的傳統想像，以及此病的「消耗」性質，將死亡推向神聖超然的境界。據《牛津英文辭典》，「consumption」（消耗）一詞最早被當作肺結核同義詞使用。結核病是分解性的、發熱性的、流失性的「體液病」，讓身體變成痰、黏液、唾沫，最終變成血。當患者的呼吸愈發薄弱，身體愈發被消耗，便愈發脫離塵世，最終得以消解粗俗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因此亦被稱為「靈魂病」。
愈致命愈美麗，愈沉重愈輕盈，對真正的患者而言，這究竟是折磨還是安慰？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裡這樣形容肺結核：「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脫俗。」
最瘦的人卡夫卡：不是肺病，是心病
曾有一次在社交媒體看到卡夫卡微笑的照片，圖下配以一句「Kafka was able to smile」，馬上就憋不住笑。只是，與卡夫卡錯配的不只是微笑，還有運動。曾有一段時間，卡夫卡為求改善體格，每天都會做15分鐘的裸體健身操，可惜最終徒勞無功，他還是很瘦，而且愈來愈瘦，因為後來他患上了肺結核。
1907年卡夫卡參加工作時，醫生給他的診斷是：虛弱，身高6英尺以下，體重61公斤，鎖骨似「鼓棍狀」，肺尖上有輕微的陰影，這是由於患過佝僂病的緣故。那時他還未被診斷患有肺結核，但自卡夫卡出生以來，他一直弱不禁風，對此他相當介懷。在這些橫跨卡夫卡童年、少年至臨終的日記及書信裡，他都反覆強調自己的瘦弱：「我又瘦，又弱，又細；你（卡夫卡的父親）又壯，又高，又寬。在更衣室裡我已經自慚形穢……」；「確實如此，像我這麼瘦，而我是我認識的人中最瘦的……」；「我的身子虛弱夠久了，沒有丁點脂肪足以產生幸福的溫暖、保存內心之火，沒有脂肪為精神帶來偶然的滋養……」
這些文字處處流露著卡夫卡的不安，或許比起健康狀況，過於神經質的擔憂才是卡夫卡病重的因由。總是為著消化、落髮、脊梁骨彎曲等小毛病而擔憂不已的卡夫卡，曾不小心預言「這種擔心害怕上升而形成無數層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終」。結果在1917年9月4日，卡夫卡正式確診患上肺結核。在他的日記與書信中，他多次強調這是一種心病，他認為肺結核是「我的整體崩潰的一個症狀」，時而說「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過是我的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時而說「疾病在為我說話，因為我請求它這麼做」；時而說「我的頭和肺在我不知曉的情況下達成了協定」。這亦符合人們對肺結核病因的想像，紀登．哈維在他所著的《生病的安格利克斯》中稱「憂鬱」和「脾氣暴躁」是誘發結核病的「唯一原因」，一直到結核桿菌被發現前的一年，標準的醫學教材開列出結核病的病因仍是：遺傳因素、不利的氣候、足不出戶的伏案生活、通風不暢、日光不足以及「情緒憂鬱」。不知是否認定了自己會患大病，卡夫卡看待疾病的態度竟非全然悲觀，甚至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一度最討厭的「瘦」，成為了他對寫作的肯定。患上肺結核後的卡夫卡認為，瘦是因為他「身上一切都是用於寫作的，絲毫沒有多餘的東西」，即使在各方面「萎縮」，但他仍「保持勉強能夠用的力量來服務於我看來是我主要目標的事業」。他想以寫作來抓住自己愈發薄弱的存在，因此即使他的結核病最後發展到了喉嚨，令他無法進食，只有一百磅的他，仍堅持在療養院裡不斷創作，有學者便認為，他死前仍未完成的小說《城堡》裡的那座城堡，便意味著與世隔絕的療養院；而他在1922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更彷彿是夫子自道。1924年4月，卡夫卡在病榻上閱讀《飢餓藝術家》的清樣時淚流滿面，兩個月後，卡夫卡病逝，終年四十歲。
卡夫卡在治療肺結核時曾在信中寫道：「從那天晚上以來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的胸口有個洞，風那裡自由自在地穿進穿出。」但願他身體裡的這個洞，真能帶領他超脫痛苦，自由如風。
淒美的濟慈：熱情銷蝕了他的身體
濟慈在〈睡與詩〉裡寫道，「啊，給我十年吧！我可以在詩裡征服自己 / 我可以大有作為 / 聽從我靈魂對我自己的指揮……」這首詩寫於1816年，五年後，濟慈因肺結核死去，終年25歲，活不過三個十年。
濟慈自幼便失去雙親，九歲時父親墜馬身亡，十五歲時母親患肺結核去世，二十三歲時弟弟亦因肺結核而死，在照料弟弟期間，濟慈不幸染上了肺結核。被死亡陰影籠罩的他，常在詩作裡慨嘆生命的短暫，如在〈每當我害怕〉裡他寫道：「每當我害怕，生命也許等不及 / 我的筆蒐集完我蓬勃的思潮」；在〈今晚我為甚麼大笑〉裡更寫道「詩歌名譽和愛情固然是強烈追求的目標 / 但，死更強烈些——死是生命的最高酬勞」。有研究者亦言在濟慈的詩作裡可見「倦怠」、「蒼白」等與肺結核相關的病徵，如〈夜鶯頌〉裡的「我的心在痛，困頓和麻木」及「青年也變得蒼白，瘦削，以至死亡」，〈無情的美女〉裡的「我夢見國王、王子、武士／他們的臉色全是死白」及「你的面頰像是玫瑰 / 正在很快地凋枯」等等。
不知是上天的眷顧還是捉弄，濟慈在弟弟死後搬了家，在這裡遇到他的一生最愛：鄰居芬妮．布朗，而這注定是一段淒美的戀情。二人很快就訂了婚，或許是愛情的滋潤，或許是死亡的陰影，濟慈生命的最後階段可說是他的詩作豐收期，同樣患有肺結核的雪萊便曾來信安慰濟慈「肺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寫好文章的人」。在文學裡，結核病常被隱喻為「浪漫的情感爆發」，生病是使人變得「有趣」的一種方式——這正是「浪漫」一詞最初的定義。在濟慈的詩作中，愛與美是他的精神追求，那除了是浪漫的愛情，也是對生命的激情。在名作〈燦亮的星星〉裡他便寫道：「枕在我美麗愛人逐漸豐熟的胸脯上 / 永遠感覺那輕舒的起伏……一直，一直聽她溫柔的呼吸 / 就這樣活到永遠——或者仙死。」當中的「呼吸」，既是對愛人的眷戀，又讓人想到了他的肺病，他對呼吸、生命的留戀。
曾有一段時間，結核病被理解為熱情病。患者是一個被熱情「消耗」的人，「耗人」的熱情及「病態」之愛銷蝕了他的身體。在1820年2月的一個晚上，熱情銷蝕了濟慈的身體，他數度大嘔血，病程急轉直下。同年9月，他不得不與芬尼布朗分離，聽從醫師的建議前往羅馬養病，因當時旅行被視作治療結核病的方法。然而，與情人分離似乎讓濟慈的病情惡化，他在信裡寫道：「即使我有望（從結核病）康復，這種激情也會致我於死地。」不禁讓人想到《波希米亞人》裡的咪咪以及《茶花女》裡的瑪格麗特，都因否棄所愛，被消沉擊倒，繼而死去。次年二月，濟慈果真客死異鄉，而被銷毀的不只是他的身體，還有他死去的那個小房間。在濟慈死後兩個星期，為了不被肺結核所「污染」，他的小房間被徹底銷毀，他的友伴約瑟夫．瑟文從羅馬寫信道：「他們燒掉了全部的家具——現在他們正在刮牆皮——換新窗子——新門——甚至換新地板。」
強悍的魯迅：我比歐洲人晚死了五年
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肺結核為雅緻、敏感、憂傷、柔弱提供了隱喻性的對等物，但這種想像當然不盡正確。像卡繆、喬治奧威爾等，便一直以筆發聲，以意志對抗疾病，對抗世界。在眾多肺結核病患中，更有一名硬漢，他留著一雙橫眉與一字鬍，總是煙不離手，筆鋒冷雋辛辣，氣勢恢宏凌厲——多說無謂，有請魯迅。
魯迅的死因一直眾說紛紜，有說那是他的診治醫生須藤的誤診，更有說魯迅是死於須藤蓄意謀害，在此不表。魯迅一生最「深惡痛絕」的病，是民族的「病」。當年他棄醫從文，是因為他看過一群中國人圍觀一個中國人被斬首的戰爭畫片後突然醒悟，「凡是愚若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因此他決定改變中國人的精神，在作品裡常以疾病隱喻社會病態，如〈狂人日記〉裡的受迫害狂、〈明天〉裡熱病致死的孩子、〈白光〉裡精神錯亂的落榜文人，還有〈藥〉裡以人血饅頭治病的的肺癆患者等等，又常以角色的死亡，以這些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喚醒麻木愚昧的民眾。
但魯迅對自身的疾病卻鮮有怨言。他曾在《病後雜談》裡寫道，「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不知是否因為不太喜歡孱弱文人的形象，身為肺病長期患者，又長年受嚴重的胃痛和牙痛所困擾的魯迅，甚少抱怨自身的疾病。即使到了1936年病危的一年，他仍去信母親說「肺結核對於青年人是險症，但對於老人卻不是致命的。」他的朋友增田涉探望魯迅時，形容他雖是躺在病床的人，但「神氣是凝然的」，「儘管是非常戰鬥的卻顯得很可憐，像『受傷的狼』的樣子」。同年八月，魯迅的體重降至38.7公斤，肺支氣管破裂，吐血數十口，但他仍解釋自己「不過斷一小血管」，更在信中跟朋友說，「我這次生的，的確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懼的肺結核，我們結交至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其間發過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歡嚷病，也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所以也幾乎沒有人知道。」（1）直到在1936年9月，魯迅死前的一個月，他才真正撰文書寫自己的死。
在〈死〉裡，魯迅提到因為病象太險之故，朋友邀請了美國肺病專家托馬斯．鄧恩為他診症，他說這位醫師「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可見魯迅已能人所不能地撐了很久。也終在此刻，魯迅承認自己因診斷結果而「受了些影響」，長年的疾病讓他「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他在文中寫下遺囑七條，當中包括趕快埋掉、不做紀念、忘掉我等等，最後亦不忘提到，「我的怨敵可謂多矣……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在魯迅病重的這年，對他口誅筆伐的人甚多，但他似乎已不介懷，如他曾在《野草》題辭裡寫道，「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或許他真正在乎的，始終是民眾的「病」有沒有被徹底根治，如他在〈熱風〉題記裡所哀嘆：「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2）
註：文中很多關於肺結核的隱喻及歷史等，引自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1）（2）：〈魯迅逝世80週年：1936年的魯迅，當人間至愛者為死亡所捕獲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090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