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自1910年開始寫日記直到1923年,每天工作結束,卡夫卡拖著孱弱的身軀回到房間,仍然寫著他的日記。卡夫卡將日記視為書寫的第一依託,相較於在小說創作上的自我批判與掙扎,日記中卡夫卡顯得更為自由,當中處處可見其靈感碎片、塗鴉、筆記、未完成的殘稿,更全面地展現他眼中的荒誕世界。
我們都知道,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沒有尊重卡夫卡的遺願,他後來將卡夫卡的日記整理、編輯成簡化版,後來的德譯、英譯本大多以此為基礎,而首個英文譯本於1949 年出版,由布羅德所編,Joseph Kresh所譯;在華語世界,首個從德文直譯成繁體中文的版本已於2022年出版,由姬健梅所譯。
據《衛報》的文章,在去年1月,美國企鵝蘭登旗下的Schocken Books出版了《卡夫卡日記》未經刪減版的英譯本,以紀念卡夫卡放下日記的百年時光,由著名德國文學翻譯家Ross Benjamin翻譯,他說:「布羅德堅定不移地相信,它們(卡夫卡的所有文字)對當代和未來人類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他是對的。」
這是卡夫卡的德文版完整日記面世的32年後,首個英語版本,在國外獲得一致好評,被認為這將日記恢復到本來混亂的格式,亦有人覺得重現了發現到卡夫卡的興奮。當中包含了未經刪減、未曝光的內容,展示了他與性、政治、疾病和猶太人身分之間,複雜且常常令人困惑的關係,讓我們更完整地迎向這位「巨人」的面貌,同時揭露了八個一直被掩埋的細節。
初嘗裸體主義
在一家裸體主義(nudist)的療養院逗留期間,卡夫卡指出,他因為穿著泳褲而在裸體男人中脫穎而出:「我被稱為穿泳褲的男人」。最後,他為了被素描而脫下泳褲,寫了一篇被布羅德刪減的日記:「作為席勒博士的模特兒。沒有泳褲。暴露狂的經歷。」Benjamin推測,這種謙虛可能是因為害羞,或者是因為接受了割禮,但並不是因為阿倫.班尼特(Alan Bennett)的戲劇《卡夫卡的生殖器》(1986)中提出的論點,即他的陰莖很小。Benjamin說:「他寫了很多關於他的身體和他對身體的不適(比當時平均身高高得多,一點脂肪都沒有等),但沒有寫過關於他的陰莖的事。」
同性戀的觀察?
在那療養院,卡夫卡描述了「兩個美麗的瑞典男孩,雙腿修長,緊緻,讓人只能用舌頭撫摸他們。」布羅德詮釋為:「兩個英俊的瑞典男孩,腿很長。」然後是卡夫卡對一位火車乘客的描述,布羅德則認為適合刪除:「他顯然相當大的陰莖在褲子上形成了明顯的隆起。」儘管如此,這仍不能代表卡夫卡為同性戀,Benjamin說:「也許這些段落至少告訴我們,卡夫卡有能力欣賞並且——至少在想像力上——渴望男性身體」。
青樓dirty talk
在一次到訪中,卡夫卡注意到門口有一個女孩,「她愁眉苦臉的臉是西班牙人的,她把手放在臀部上,她穿著一件似是緊身胸衣的絲綢連身裙伸展身體。從她的肚臍到私處都長滿濃密的頭髮。」布羅德省略了最後一句話,這或許更說明了他情慾上的愧疚,而不是卡夫卡的。
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阿爾特諾猶太教堂參加贖罪日祈禱時,注意到幾天前他去過的妓院老闆的家人。布羅德卻刪去了妓院的名字,扭曲了卡夫卡的意思。Benjamin說:「卡夫卡堅定無畏地將自己捲入了他在教堂中發現的不純潔和虛假的虔誠,而修改後的版本卻將卡夫卡描述成站在更崇高、更不妥協的立場上評判其他與會者。」
內在的反猶太主義
1911 年至 1912 年間,卡夫卡觀看了意第緒語巡迴劇團的二十多場演出,並結識了其中一位演員吉茲恰克.洛伊(Jizchak Löwy)。在這一點上,卡夫卡反對像他父親一樣被同化、操德語的猶太資產階級,對來自東方、貧窮、操意第緒語的猶太人的偏見。布羅德刪掉的一篇日記寫道:「洛伊——我父親對他的評價:和狗睡在一起的人會染到蝨子。」Benjamin指出,這種與衛生、昆蟲感染,甚至與動物比較有關的反猶太主義,形成卡夫卡的陰影,在其小說中重現,因此格里高爾.薩姆莎在《變形記》中突然變成一隻巨大的昆蟲。
布羅德還刪除了另一項條目,其中卡夫卡表示自己也受到了父親偏見的影響:「L.向我坦承他患有淋病;然後當我靠近他的頭時,我的頭髮碰到了他的頭髮,我感到害怕,因為可能感染到蝨子。」
看不順眼的菲莉絲
卡夫卡在Benjamin恢復的條目中寫道:「如果 F. 和我一樣厭惡我,那麼婚姻是不可能的。」這名女子名叫菲莉絲.鮑爾(Felice Bauer),曾兩次與卡夫卡訂婚,後來卡夫卡因患上足以殺死他的肺結核症狀,於1917 年與她分手。我們都知道卡夫卡寫了五百多封情信給菲莉絲,但布羅德還原了一些關於菲莉絲令卡夫卡不快的片段,例如:「骨瘦如柴,空洞的臉,坦白地展現空虛。裸露喉嚨。隨便披上的襯衫。她的衣服看起來很居家,但事實證明她絕對不是這樣。 (如此仔細地觀察她,我有點疏遠了她……)鼻子幾乎斷了。金髮,有點直,頭髮不好看,下巴強硬。」然而,布羅德剪掉了卡夫卡說她看起來像個女僕的這段話。
職場倦怠的肉體詩學
有一天,在保險公司裡,卡夫卡發現自己找不到字詞來形容一份官僚報告。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終於找到了『污名化』這個詞及其句子,但我仍然把一切都含在嘴裡,帶著一種厭惡和羞愧的感覺,就像是從我自己身上切下來的生肉一樣(要找到這個詞花費了我這麼大的努力)。最後我說出來了,但仍留有巨大的恐懼,我內心的一切都已準備好迎接一部文學作品,這樣一部作品對我來說將是天堂般的解脫和真正的復活,而在辦公室裡,為了如此可憐的一份文件,我必須從一個有能力達到如此幸福的身體上偷取一塊肉,就像偷取他身體上的一塊肉一樣。」
Benjamin說,在這段被壓抑的段落中,卡夫卡所做的是「自我戲劇化,也許帶有某種程度的喜劇誇張,同時詳細闡述了一個成為他文學作品的部分形象,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種(經常受到折磨和屠殺的)肉體的詩學。」
日記才是更具文學性的場域
布羅德從日記中刪除了卡夫卡的第一篇偉大的短篇小說《審判》。這個故事顛倒了自然秩序,一位沒有牙齒、衰老的父親扔掉床上的被子,判處兒子死刑。Benjamin復原了這個故事,現在它旁邊的一個條目表達了卡夫卡在1912 年9 月22 日一氣呵成寫下這個故事時的興高采烈。 這篇小說可見卡夫卡「全身心的開放」,其中「故事演變為真正的誕生,沾滿了污穢和汙泥。」
布羅德堅信日記的功能是治療性的,包括將無法忍受的事情驅逐到紙上,他在後記中寫道:「當你寫日記時,你通常只寫下壓抑或惱人的內容。」Benjamin認為卡夫卡做的是更具文學性質的事情,日記就是他將所謂的「我腦海中的巨大世界」轉化為文學的地方之一。
布羅德的虛榮心?
布羅德在他的日記版本的後記中寫道:「雖然我使用藍色鉛筆刪除了卡夫卡對仍在世的人的攻擊,但我認為在卡夫卡針對我自己的言論中,這種審查是沒有必要的。」但Benjamin還原了一段揭示了相反情況的說話。卡夫卡指出,一位柏林評論家稱小說家法蘭茲.威爾佛(Franz Werfel)比布羅德「重要得多」,而布羅德「必須將評論提交給《布拉格日報》重印之前刪除這句話」。這些都沒有出現在布羅德的版本中。
(編按:藍色鉛筆,原文blue pencil,是指編輯和審查文稿的過程,用於刪除不恰當的部分,為出版界常用的隱喻性說法。)
最後,《衛報》記者問Benjamin,如果他是布羅德,他會如何處理。Benjamin說,他也不會燒毀任何東西,並補充說卡夫卡把他偉大的朋友「置於一種可怕的困境」中。「他知道他請示的這位朋友是最不可能讓自己這樣做。從他們在大學時期相遇起,布羅德就認識到了他的才能,並支持他的作品,鼓勵他克服自己出版作品,並在他生前為他的出版和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給布羅德燒掉所有作品的任務,可以被視為這位矛盾天才最矛盾的表現。」又或, 他打從心底裡就知道這位好友不會遵從。
原文出自《衛報》:https://bit.ly/45bbC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