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卓「病有我」：以情感力量聯繫疾病的隱喻

楊秀卓個展「病有我」裡，近門口的位置擺放著一系列的單色畫作。

「80年代我在做一份很討厭的會計工作，那段時間我的精神狀態很差，但我不懂得什麼抑鬱症，什麼精神病⋯⋯我只是不開心，每天上班都覺得很痛苦，於是晚上（到工作室）做創作，畫速描，情緒才得以穩定。畫畫的過程中找到愉悅，直至明天我繼續機械式上班，下班後創作做回我自己。」楊秀卓憶述這些單色速描的來歷。

或許是楊Sir其中一次最接近「精神病」的經歷，事距多年，畫作以直接又迂迴的身份，重臨到展場上。

直接與迂迴，充斥在展覽每個角落。

楊秀卓最近的個展，開宗明義以情緒病為主題，觀察到近年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因此想透過展覽創作回應。展覽以「病有我」為題，跟我們慣常說「我有病」不一樣，對於這個尋常得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的陳述，或許是具玩味的顛覆與反思（展覽文章的小標題不斷重新排序「我、有、病」三個字）。「我有病」以我作為主體及疾病的載體，而我的世界只有病，相反，「病有我」則將病換成主體，我只有從屬於疾病之中，我（人類）之於病（不正常的狀態）中，實際是相當脆弱渺小，也去除了病以人作為唯一載體的想像。

直接與迂迴的視覺元素

在大眾的視角中，情緒病泛指人類處身於「不正常」狀態，推而廣之，如福柯（Foucault）更由醫學的層面指涉到資本社會，提出提出疾病和患者是如何在社會與文化層面中被塑造出來。楊秀卓透過創作回應精神病這個主題，不免讓人進入這種文化層面的思考。展覽「病有我」中，藝術家以接近第一身的視角來呈現及回應這種精神狀態，資料蒐集與楊秀卓獨特的美學實踐幾乎貫穿了展覽。展覽大致可分成兩部分，開首（也可視為結尾）的部分展示了楊秀卓在80年代在工作室畫下的速描，過往對情緒病搜集的資料，以及一組由行李箱、落葉與垃圾桶組成的裝置，大概隱喻著離開自己的原生地，隨身的物件與自己都會失去歷史感與重量，似是枯葉一樣不被重視。

主要的展覽區域，觀眾能直接感受到由昏暗燈光與黑白灰的視覺主調帶來的力量，亦是楊秀卓的情感與訊息表達的來源。展場沒有單獨展示一幅幅的作品，而是將畫廊空間改變調度，楊秀卓把畫廊的牆壁都畫上以黑色為主調的壁畫，透過繪畫與一系列現成物組合的作品，將整個畫廊由白盒子變成奇觀式「黑盒子」的異質空間。觀眾沉浸在單調黑暗的氣氛中。藝術家直接引用四位本地文學家李智良、董啟章、潘國靈與黃碧雲中著作的內容，楊秀卓認為這幾位作家能夠描寫出情緒病的狀態，加上張愛玲原著，許鞍華執導《傾城之戀》的影碟釘在其中一道展牆上，這些文本都成為了藝術家創作的資料。

奇觀式的視覺經驗

那種壁畫的大型創作，總帶著粗獷原始的情感與表達，從創作上各種視覺元素中大概能梳理出記憶、想像、物象、零亂、身體、錯亂等關鍵詞，四邊牆能分成不同主題，壁畫上的文字與人像帶著木刻版畫的感覺，人像與身體部分總是表裡不一，臉容扭曲變形的形象；然後面對世界，人卻不自主地處身於高牆；另一組主題似乎想進入情緒病精神紊亂的世界，藝術家在牆上寫上自行構思一些不明不白的敘述、客觀的藥名，加上混亂的線條，指涉到一組組由A4紙箱噴黑製作了多個「框架與籠」，內裡盛載著藝術家一貫現成物的創作；這些小幅的現成物作品，成為了展覽中的「畫中畫」，一直延伸到董啟章描述心靈的部分，心靈是每個人的保護罩，也是困窘的樊籠。

「病有我」中的隱喻思考

提到疾病與精神病，自不然會引申到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疾病的隱喻》或福柯《瘋狂與文明》等論述。展覽以情緒病為題，議題在文化層面中被解讀，也是創作無法迴避的問題。疾病在社會層面中，往往會變成隱喻（metaphor），隱喻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如早幾年的新冠肺炎，它可以隱喻成大眾的恐懼，然而，如疾病成為隱喻，卻會拉闊人對於事物的距離，而未能直面疾病本質。反觀「病有我」以情緒病為題，它必然會以隱喻或寓言的方式存在，繼而觀眾在作品中總帶著隱喻思考。展覽挪用不同的現成品製成混合媒介作品、節錄文學家著作中的語句，直接的繪畫組成，當中充斥不同的視覺元素，作品中似有敘事，也是一段段的碎片，當中有直白的視覺語言，帶來純粹的視覺感受，亦以隱喻與符號（高牆、「這是香蕉」等）回應藝術及社會狀況，迂迴地令觀眾產生聯想，有所指涉。觀眾就算選擇性地凝視與忽視某些視覺元素（如展覽上現成物或局部創作），也難免會受到作品的氛圍影響，這正是楊秀卓創作時直接以感性的表達，讓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家訂立的異質的、擾亂正常秩序的藝術視角，將情緒病的主題成為大眾的「共同語」，成為一種隱喻，藉此聯繫社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