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蒙卡佛的〈大教堂〉裡,主角的妻子有一個通訊頻密的盲人知己,主角因而對他十分反感。可是,當這位盲人來家中作客時,卻看出了主角精神的空虛,最終他捉著主角的手,讓主角閉眼畫了一座大教堂,因著「盲目」,主角獲得感受世界的新方式,由此走向更自由廣闊的精神境界。
這種失明的意象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甚至可說得上是源遠流長,由古希臘神話,到聖經裡參孫、保羅、以撒的故事,以致《快樂王子》、《浮士德》、《李爾王》,《等待戈多》等作品中,失明者往往能打開精神的視覺,在黑暗中找到人性及靈性之光。本欄「有病自然香」,志在一個全民皆病的時代,重審各種疾病的細節,以及疾病帶來的重壓和可能性。今篇以「失明」為主題,帶來四位患有眼疾的文人和畫家:荷馬、博爾赫斯、莫奈、白居易,看他們如何在不可見中,卻能看得更透徹。
目盲的智者:記下古希臘歷史的吟遊盲詩人荷馬
柏拉圖曾說,精通《荷馬史詩》就精通了一切。古希臘人將《荷馬史詩》視作希臘文化的精華,然而對於荷馬本人的真實身分、他的生平記載,一直都是個謎。自十七世紀末以來,學者漸漸對荷馬是否真有其人而眾說紛紜,荷馬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抑或是虛構人物,在這些各執一詞的「荷馬問題」中,荷馬的失明形象卻始終鮮明,在古希臘語中,Homeros便可拆解作ho-me-horon,意為「看不見(事物)的人」,亦即「盲人」。那麼,何以荷馬會被塑造成盲人?
其一是,古代的樂師多為瞽者,故人們亦傾向把最早的吟遊詩人荷馬視為盲人。王爾德便認為,希臘人以此說明詩不應該是視覺化的,而應該是聽覺化的,盲人之所以成為吟遊詩人,便在於他們聽覺敏銳的生理特徵,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所言,「聲音始終把我們引向聲音的內容,引向其為我們的意義;相反地,在視覺表象裡,我們更容易撇開內容」。盲人因為失去視覺的干擾,所以更能專注於聲音的內容,以致於聽覺的運用,而像《荷馬史詩》這樣宏大的詩篇,尤其適合記憶力較強的盲人,美國盲人學者侯約翰在著作中解釋,盲人記憶力好,是因為他們「必須記住才有自由行動的可能」,因此在未有文字的古希臘時代,人類最早的一場戰爭,西方最古老的文學,就在四處流浪的盲人的歌聲裡誕生。
在客觀的分析以外,荷馬失明的另一解釋,則牽涉到古希臘人的「信仰」,因為古希臘人相信眼睛失明,會使內心更能看到事物的真相。在著名的希臘神話《伊底帕斯王》中便有一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他揭示伊底帕斯弒父娶母,預言伊底帕斯會「從明眼人變成瞎子,從富翁變成乞丐」。荷馬在《奧德賽》中亦曾提及提瑞西阿斯在冥界作預言的事蹟,而賦予他預言能力的原因,便是因著失明。關於提瑞西阿斯失明的傳說有幾個,其一是他不小心看到雅典娜出浴後被降罪失明,雅典娜為了補償,讓他聽懂鳥語,因此能預言未來。按拉康在《鏡像階段》的說法,正因提瑞西阿斯失去視力,才能「避開明眼人常被蒙蔽的視覺陷阱」,從鏡像的封閉領域中脫身,得到智慧。有別於明眼的伊底帕斯,「提瑞西阿斯通過感知貫穿人類社會的各種符號,能使刻在那裡的缺失的句逗標點浮現出來,而且能夠讀出被隱藏的意義。」伊底帕斯本是最聰明的國王,但他偏無法看到近在眼前的真相,目盲的提瑞西阿斯才是真正的智者,因此海德格認為,伊底帕斯「自行刺瞎雙眼,即把自己置身於所有的光之外」,唯有在目盲後才能得到某種「神力」,開啟「心眼」,看清事情的真相。
由此可見,正因為瞎眼的意象在希臘神話中獨具意義,以瞎子作為希臘文明的起源便尤顯深意。若《荷馬史詩》是「希臘的聖經」,那麼荷馬這個瞎子就是「先知」,以殘疾的雙眼開啟全新的視角,重新詮釋何謂命運,並對人的價值與尊嚴,作出確切的肯定。
在失明中看見無限的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是徹頭徹尾的書蟲,他愛書成癡,筆下的人物,往往不是作家就是讀者,不是在看書就是在走去買書的路上。他曾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然而,在他當上阿根廷國家圖書館的館長之時,他已是個盲人,於是他在詩裡自嘲:「上帝同時給了我書籍和黑夜, 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對從小視力不佳的博爾赫斯而言,失明是一個預言,因為他的父親與祖母去世時都是瞎子。不知是否失明之故,被譽為「記憶大師」的博爾赫斯的腦袋猶如一個圖書館,他能準確說出他的某本書放在書架的哪個位置,讓別人找出來唸給他聽,然後他也會默默跟著唸,因為當中每一首詩他都能背誦。不過,雖然表面上他仍能聽書,但更多的時候,在讀不了書的時刻,他都是困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等待時間緩緩流過,他將此稱為「偉大的獎賞」,因為失明讓他對時間流逝的感受變得不一樣,時間不再需要時刻被填滿,即使是在空屋子裡,他也能自得其樂地坐上兩三個小時。博爾赫斯很少抱怨自己的疾病,甚至總在發掘失明的好處,因他認為:「既然我已經丟失了那可愛的形象世界,我應該創造另一個東西。我應該創造一個未來,以接替我事實上已經丟失的可視世界。」因此,他的作品雖然很少描述可視的現實世界,但他反能更關注形而上的觀念,探討時間與空間、現實與虛構、有限與無限的關係。如在〈沙之書〉裡,他便以一本無限增加,書頁凌亂無序的書來比喻世界,藉此探問,身處這個無限無盡的世界裡,我們該如何面對自己有限的存在?
奪去一位愛書之人的光明實在殘酷,但博爾赫斯卻視之為財富。他在一次有關失明的演講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詩「一切近的東西都將遠去」作結,意思是,遠去的除了是視力,也是人生,那是必然的,而這並不完全是不幸。因他認為,作為作家,乃至一個人,在他身上發生的一切都有目的,都能成為他藝術的黏土。只要加以改造,一個人便能超越有限,即使是生活中的悲劇,亦能成為永恆的創作。
一生追尋光,卻被光奪去光明的莫奈
蔣勳在《破解莫內》裡,記下了莫奈創作《卡蜜兒之死》的動人故事:1979年9月2日,莫奈的愛人卡蜜兒躺在病床上,身體單薄如同布匹,在層層被單頭巾的包裹中,隨時可掀去不見。彌留之際,莫奈畫下了愛人臉上一直消逝的光,灰色的淡紫藍色的光,猶如日落時天空最後的灰紫雲,那是死亡的光與色彩。這個一生要在畫布上留住光、紀錄光、描寫光、感覺光的畫家,此刻卻無法挽回光的消逝,他終於領悟到,一直迷戀的光,原來就是生命。
自卡蜜兒逝世後,莫奈在餘下的四十年光陰裡,更迷戀於捕捉光,試圖在光的明亮與消逝中,探索時間與生命的本質。他在一兩年間畫了數十幅構圖幾乎一樣的畫作,如在《乾草堆》及《魯昂教堂》中,平凡輕賤的乾草與神聖珍貴的教堂都只是表象,他真正要捕捉的是時間,是光影變化如何從繁華到幻滅,這彷彿是他看待生命的方式。
誰料到一生追求光的畫家,卻被光奪去雙眼的明亮。自莫奈二十歲開始,他的眼睛因為經常暴露在強烈的日光下,終在老年時患上白內障,備受眼疾折磨十多年,直到1923年,在失明的威脅下,莫奈才願意為其中一隻眼進行手術。罹患眼疾期間,他眼中的色彩變得混濁,常要看顏料包裝的文字卷標來確定顏色,亦因如此,莫奈的畫從原來藍綠為主調的色彩,轉換為大量紅、黃、紫強烈暖色系,許多醫學論文都認為,這是白內障為莫奈帶來的病變色彩。然而蔣勳卻說,「如果依照眼科醫學的說法,是因為白內障莫奈才看到了這張畫裡的明黃色,那麼,是多麼偉大的白內障啊!」蔣勳認為,《垂柳》(1918-1919)中那抹高明度的黃色,其實是夕陽餘暉剎那的反照,是瞬間的神蹟,他捕捉的,便是這道稍縱即逝的歲月之光,亦即時間、生命本身。的確,單憑眼科並不能完全解讀莫奈畫作中的色彩,在莫奈視力衰弱到幾乎全盲的階段,他畫中的色彩,其實是他生命裡一片片光的記憶,他靜靜默想,以記憶來凝視,或許最美的光與色彩,最後都必須要關閉世俗的眼睛。
奧爾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紅》裡,敘述了伊斯蘭的宮廷畫工,為追求細密畫極度精細的表現技巧,從年幼畫到老,直至視覺耗損。因此細密畫最高的境界通常是盲人,他們依靠的已不是眼睛,而是記憶裡的視覺。莫奈最後的畫作《四季睡蓮》,呈現給觀者的已不是看,而是看與記憶、看與生命的關係。眼疾雖然奪走莫奈的光明,卻給予他另一種靈性精神的目光,讓他看見那不可見的,創作出充滿生命哲思的畫作。
「僧說客塵來眼界」:不藥而癒的白居易
自小體弱多病的白居易,一生百病纏身,亦因此寫下大量詠病詩。
年至四十時,白居易始有眼疾,眼疾源於他對功名的追求,在詩作〈白髮〉有言「書魔昏兩眼」,所指的就是用功讀書引發眼疾;另一方面,眼疾由於對情感的執著而引起,母親與愛女離世對他打擊甚大,因悲傷過度加劇病情,在〈眼暗〉一詩便提到:「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有學者推測,白居易應同時罹患白內障、飛蚊症、老花等多種症狀,因在〈眼病二首〉中他自言雙眼散亂模糊,目中所見猶如千片雪花,即使在晴天,亦猶如蒙上一重紗。更甚是,白居易所患的眾多疾病,同時會加劇眼患之害,如頭風引發目眩,痰疾亦會引發目眩。
白居易自覺眼疾於他有雙重意義,一種屬於肉體,一種屬於精神。在〈眼病二首〉中他寫道:「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肝家。」意思是,眼病是他身體虛弱的表徵,一種肉體的折磨,但在佛教的角度,所謂的眼疾其實是沾染客塵、受困於得失苦痛的因果,因此,白居易活著就是與疾病對抗,從他詩作可見,他初時執迷不悟,其後得以覺悟佛與道,從而超脫。
雖然白居易自小對佛、道有所追尋,亦自知眼疾與情感有關,但患病初時,不免知易行難,無法放下我執。所以他在〈病氣〉中明言「自知氣發每因情」,但情又豈能輕易放下?所以續說「情在何由氣得平」,最後只能無奈感慨「此身應與病齊生」。後期因為被貶,自覺仕途已盡,才決心放下工作的勞苦、對功名與現世的介懷,潛心佛、道,以此養病。這想法透露在〈重詠〉一詩中,他「日覺雙眸暗」,因此知道「老更不宜忙」。當白居易不再為俗世事務所累後,得以靜心,樂天知命的他甚至有言:「從今且莫嫌身病,不病何由索得身?」暗自慶幸患病使他免除職務,為他帶來閒適的生活。
年老時的白居易,幾乎患上了一個人能患上的所有疾病,如眼疾、耳聾、頭風、肺病、風痺等等,但在這個「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的狀態,接近生命的極限,他反而更能覺悟生死,「已將心出浮雲外」,即使生老病死於他亦無大不了,藥物不假外求,自己的內心就是最好的藥。因此他於75歲時,在人生的盡頭,他安坐家中卷縵下,身穿暖身的舊衣裳,吃著甘鮮的餅果,以兩眼早已昏花的雙眼遠看天色變幻,寫下了〈齋居偶作〉一詩,竟自感悠然自得,無是非、無外物所牽累,亦無情感可忘記,直覺「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真真正正是拭去眼中客塵,超脫肉身的困苦而悟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