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祈穎觀香港話劇團主辦的「新戲匠」系列劇作《匙羹》，想起多年以前取笑電影《湯匙殺人魔》劇情荒謬。多年以後重看，發現原來這就是生活活，人活著又無法不受折磨，存在即苦難。《匙羹》同樣走荒誕戲路，但越後來越發現，這是寫實的，而寫實的盡頭絕是更荒誕，比些悲喜劇更為折磨苦難，與《湯匙殺人魔》不同的是，劇裡提供了一個疑似出路：逃離苦難的快捷方法，莫過於找個比你更痛苦更低沉的人，在他面前故作成功，找藉口把苦難轉移到他身上，一層一層尋找下線，最終在最低層找到一個無力發聲的替罪羔羊，無聲承擔一切。他認為編劇梁澤宇投入相當大的人生體驗，以平面設計師作底層人生為引子，種種可笑無意義而生的苦難，具體化成戲劇障礙，看到劇中人物儘力對抗，身為城巿人的觀眾更容易代入其中。他想起莊子《齊物論》指出，真宰不能在形軀生命及經驗世界中覓得，而人們都受形所限，在生存中與物相刃相靡磨耗生命，無窮追逐永不止息，陷落就成為必然的結局。若發現一生都是沒有旨趣與成就的無謂追逐，「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佑其所歸」，面對人的存在困境，最後面對的態度大概都需交由觀眾自己詮釋。面對細節豐富的文本，導演邱廷輝活用黑盒劇場的簡潔漆黑，利用投影營造出都巿的深夜浪漫。舞台建成反光平台，那正是都巿中被突出的獵奇事件，觀眾正是把詛咒轉嫁於他人的人們，事件背後的因由或匙羹為何都不重要，重要是看到那拼命掙扎與失敗後，人們如何疲役地找到下一場荒謬劇。

近日西九文化區與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聯合製作的《給美狄亞的男孩們》，以古希臘經典悲劇《美狄亞》結局為起點，以美狄亞的兒子為主角，由兒童與成年演員同台參演，結合了扮演、編作、即興、遊戲及多媒體影像等元素。詩人廖偉棠為了學習自身經驗以外的新生命而觀看，然後在小演員身上明白戲劇詩學的「淨化」（katharsis）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他認為劇作有著前進進一貫以來的現代文學意識、豐富的隱喻細節、龐雜的議題野心和嚴謹俐落的結構掌控，而小演員在「忘川嬉水」，為他們這一代的命運充權，解構所謂的戲劇性之外，也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本來面目。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近日上演了全新劇作《月明星稀》，以香港、倫敦、柏林、基朗拿和愛爾蘭莫赫懸崖多個地點的離散故事，構成多線交錯的敘事，其中一幕令蕭雲印象難忘。劇中主角之一「阿遠」（鍾益秀飾）堅持想還47本不復存在於圖書館目錄的書，被圖書館長（黃衍仁飾）勸退，當中一場「善意而溫柔」的對話，讓蕭雲想起 1933 年柏林警局的囚室裡，給了漢娜鄂蘭一條生路的警官，令世界從此不同。

無伴奏合唱劇「一舖清唱」最近推出原創音樂劇場《____小事化有_______》，由「一舖清唱」聯合藝術總監盧宜均包辦作曲、編曲及合唱指導，加上著名填詞人梁栢堅執筆，捕捉了城市內小人物的聲音。新八回想十二個獨立的場景，當中充滿電影感的舞台處理，是他認為近年最出色的，觀眾能在〈草書〉感到「又去草被玩一餐，再揈手遊遊閒」的放鬆，〈霞氣〉則述說了淡然哀傷的愛情故事，而導演林俊浩充分利用劇場空間，營造出多變的場景，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劇場體驗，在疲倦的生活中打開了一個休憩的空間。

藝君子劇團的同名新作《惡之華》，以詩集為基礎，嘗試與觀眾探索波特萊爾的世界。創作過程中，陳臻亮與創作團隊共讀《惡之華》、《巴黎的憂鬱》、《波特萊爾書信集》、波特萊爾晚年隨筆集《我心赤裸》，以至後世對他的評價與剖析，嘗試尋找蛛絲馬跡，重塑波特萊爾的面貌。陳臻亮認為今次創作把詩集放入表演，不禁會問，身處在2024年的時空，比起十九世紀的巴黎，人們還有甚麼憧憬與憂鬱？

浪人劇場回溯喬治．奧威爾文學世界的創作原點，根據他首本長篇小說《緬甸歲月》（1943年）的原型改編成同名舞台劇，繼2022年首演後，再次於本年四月登上文化中心劇場，引領觀眾一探他所緬述的精神故鄉。石啟峰看見劇作藉著援引薩依德對東方主義的定義，揭示了歐亞之間的不對稱關係，還呈現了緬甸社會中更多二元對立的權力結構。他慶幸，還能夠在劇場裡看到如《緬甸歲月》般真誠的作品，讓觀眾細思社會與個人的話語權，而不陷落迎合政治主旋律的俗套之中。

去年本土劇團「藝君子」推出舞台劇《植物人》，張紫敏看過後大量的劇句、畫面、聲音一直在心中縈繞不去，於是反覆重播植物思人「植物誘讀」《植物人》的劇本，然後在導讀劇本和實時演出的時空穿插間，歸納出《植物人》的三條記憶線索：女人的自我切割與流露、女人與姐夫纏綿與憐憫的契約，以及對存在的拷問。

馮曉彤評《大狀王》，認為雖然它描畫清朝，卻宏觀地呈現了不少關於人類及世界的誠實觀點，在一片歌舞熱鬧中，默默折射出一片公義的荒涼。然而在亂世裡，誠實卻是需要技巧，不可以甚麼也明刀明槍、直腸直肚。馮曉彤由此分析《大狀王》裡的飛雪、金蜻蜓和欄柵的意象，三者岔出不同的解讀，在歧義重重的罩幕下，保護想像的自由。

「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卡繆（Albert Camus）《薛西弗斯的神話》這樣說。近日社會再次泛起對自殺的關注，當中不乏關於情緒健康、生活壓力、社會前景的討論，似乎人們傾向分析自殺的外在因素，追究責任。事實上，自殺成因眾多，每個人的生命軌跡不盡相同，實在難以一概而論。但無論是突如其來地輕生，還是轟轟烈烈地尋死，死亡為生命帶來的衝擊都是充滿戲劇性。之所以用戲劇性來形容，在於尋短者所經歷的內心掙扎，以及所帶來的變化，都是強烈的、意料之外的。戲劇所能呈現的，正正是生死攸關的衝突。既然我們不可能經歷所有尋短者的決心，或許可以透過戲劇，去窺探尋短者的內心，思考自殺這回事。若果一個人走在自殺的關頭，表達「我想死」和「我不想做人」到底有沒有分別？

香港話劇團的《從金鐘到莫斯科》，編劇潘惠森發揮鬼才本色，夥拍回港出山再做導演的李鎮洲，以俄國大文豪契訶夫多則精采短篇小說取經，加以挪用、修飾、改寫、拼貼、戲劇化，信手拈來，一揮而就，揮灑自如，舉重若輕，湊合一個荒誕瘋狂又好玩的契訶夫宇宙，妙筆佳句奇想異趣皆處處，不時叫人抱腹大笑拍爛手掌，同時提醒諸君各位，現實如此荒謬，超現實如此日常，喜劇如此憂鬱，悲劇如此幽默，香港如此莫斯科，人生如此契訶夫。

「漫畫」這個詞，我們首先可能聯想到日本動漫，而在中國最早使用「漫畫」二字的是豐子愷。他的畫作「逐期刊登在《文學週報》上，編者代為定名曰：『子愷漫畫』」。他在〈我的漫畫〉一文中解說過「漫畫」的意思：「漫畫二字，望文生義：漫，隨意也。凡隨意寫出的畫，都不妨稱為漫畫，因為我作漫畫，感覺同寫隨筆一樣。不過或用線條，或用文字，表現工具不同而已。」由此可見，漫不是「求其」，只是未必有很嚴謹的計劃。豐子愷準確地指出漫畫和文字的差別，也代表他了解這兩個媒介的微妙關係。

今年起擔當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的潘惠森，黃子翔認為他過往劇作鮮以女性主角和題材為重心，於去月上演的《親愛的．柳如是》作出了新嘗試，領着團隊與觀眾一起冒險。黃子翔分析出因為題材、形式使然，挑戰當然不少，男人戲雖然似是得心應手，而柳如是的性別議題、身份認同、知性才情，以至家國情懷，似乎尚有更多發揮空間，那就是創作上的取與捨了。

浪人劇場與真雲林閣掌中劇團共同創作《千年幻戀》，改編聶小倩與寧采臣的悲淒故事，結合數碼投影及傳統布袋戲技藝。馮曉彤分析劇中的舞台設計和意象，大幅的布幕背景暗示台上的真人演員都如布偶，偶爾出現的投影幻象配合輪迴及轉世等東方概念，間接地折射出宇宙幻變的面貌，既有點紛亂不協調，卻又其實和諧對稱，把綿綿無絕期的愛恨拖延到千年之後的時空維度。

新晉導演岑嘉彥執導的懸疑驚悚片《釀魂》由盧瀚霆主演，雙雙分析劇中的四位死者，重新組織事實的真相。他假定人物所說的都是實情，所有鬼也是真有其鬼，那麼在阿武之外、在鐵槌和開山刀之外，還有更厲的鬼、更血的暴力，它不但能橫行在失序、恐怖的夜，還可以安然曝露於陽光的規矩底下。

當這情節忠實地改編成第12集時，竟引起了網絡上情緒反彈的聲音，跟連載時一面倒對佈局精彩的肯定，可算天淵之別。質疑的聲音不外乎「欺負人的始作俑者不去針對，反而跟你選擇做朋友，嘗試溝通及幫忙，竟然成為目標」，而解惑的答案就同時通往本作的兩大題旨：一. 社會管治倚靠科技運算的危險：人工智能 (AI) 不可靠，模擬不到人類思考與感受的複雜，只簡單看到先後次序並將其因果連結：四人沒有回覆羅彥輝，然後羅彥輝自殺身亡，於是這四人要負上責任；二. 怎樣面對校園欺凌。受害者對欺凌者沒有期望，卻對身邊關心自己的人有著情感依附，並很容易就感受到被背叛而絕望。惡人繼續行惡，符合其預定人設；但旁觀的他人是否可多走一步，去展現世間尚有善的一面，去給予希望的曙光？然而一旦不能持續，當僅有微弱的光芒都是虛假，才是最難接受。

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推出新作《親愛的・柳如是》，展示這位明末清初歌妓心繫家國，卻又忠於本我，愛情至上的故事。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潘惠森選擇這個「高難度」題材，做到豐富多變而大體上清楚明白，是必須佩服的，而全劇涉及歷史、人物甚多，比《奧本海默》更考驗觀眾的知識，看得他慚言自己「孤陋寡聞，越看越覺得自己無知。」

江逸天和蔡宛蓉攜手打造的舞台《The Dreaming》是一場關於人類原始習俗的典禮，吳騫桐在這個儼如聖所的地方，卻難以走進澳洲原住民如夢的意識之河，從而認為兩類人似乎是難以靠近，不可能產生共鳴，城市人與原始人其實有種根本性的分野。

由黃子華和潘燦良主演的舞台劇《最後禮物》，現正於香港演藝學院公演，安十五這篇劇評，從劇中兩兄弟心中的「恨」說起。多年以來，即使兩人經歷迥然不同，他們都沒有真正成長，因為他們都沒有正視和放下原生家庭對他們的傷害。

繼去年一組五段的「娛樂至死新世界」短片計劃後，澳門石頭公社上月再把這個放眼未來與烏托邦的概念延伸，創作出線上串流表演《我們的娛樂至死新世界》。比起之前單向的影片拍攝與放映，安娜認為在這一小時多的演出裡，更深入地試驗了表演與網上互動的可能性。

我們的文化空間被壓縮，再壓縮，本地的劇場可以如何在縫隙中掘出小徑？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案內人Hongkongshima》或許提供了其中一個解——隱喻，再隱喻。總說去日本是「返鄉下」，如果讓日本作為香港的鏡像去解讀，大概再合適不過。

正於葵青劇院黑盒上演的綠葉劇團作品《大眼望細眼》，導演黃俊達把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繪畫哲學家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作風搬上舞台，將現實種種荒謬折疊成黑色喜劇，在凝固時空中享受劇作的過程，如同看畫，愈是全神貫注，真相愈是像光一樣從我們雙眼的盲點溜走，不留半點印象。

以陳炳釗獨白開場，《鐵行里》早已預告這是圍繞個人的劇作，飽含私密的情緒，同時對於空間的解讀亦很有層次，除了提及人民與空間的關係，劇作亦聚焦於極權如何利用空間，壓迫人民，我們如何以保存記憶，以及肯定自己記憶是真實，作為另一種論述對抗？

早前熱播的 viutv 原創劇《IT狗》，觀眾期待開拍第二季之際，查柏朗從「大台理論」著手，探討這部游走於處境喜劇與正劇的劇集，如何在大台公式以外取得突破的同時，亦對經典港劇致敬，儘管後段落入正邪對決的標準套路， “Better Tomorrow” 式敘述亦略顯無力，《IT狗》劇組能在有限資源下作出大膽新嘗試，或能成為通往港劇「藍海」的第一道入口。

曾以《中間人》、《教育有戲》、《時代記錄者》來探討地產經紀、教育工作者及記者的一條褲製作，繼續以紀錄劇場《同行尋光》探討香港的社會工作者。有異於傳統戲劇，再不是單憑編劇的想像創作劇本，而是通過訪問二十多名社工，包括老行專及社工學生，收集他們的故事和對該行業的看法，轉化成劇本，再搬演至舞台。盧卓倫形容劇場手法雖沒喜出望外，但回歸基本，簡單而有力地讓觀眾產生移情作用。

黎海寧編舞的《九歌》第四度公演，門票瞬即爆滿，中大中文系教授陳煒舜本身研究楚辭，觀演後相信它掙脫了朗麗綺靡、耀豔深華的傳統羈絆，以瑰詭而傷情的觸感，講述不安穩的現世，同時將現世與洪荒相聯通，展現出人類在衣冠禁錮下那躁鬱真誠、任性任情的「裸猿」本色。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早前首度與手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新書《舞台上的信疑善惡：林克歡戲劇評論集》，編者陳國慧形容林克歡恍如來自未來，有關劇場的觀點與看法，很多時候有如預言般精準，諄諄善誘，但字裡行間卻處處是嚴厲的指出問題所在，亦可見他對香港的喜愛之情。

西九自由空間的「表演未來」系列，邀請許雅舒、黃碧琪、黃嘉瀛三位藝術家帶來《千高原》打正旗號，直接用德勒茲x瓜塔利最神秘的一部書來作戲劇創作，由揭幕表演、觀眾離開自由空間、劇評文字生成、閱讀、觀眾再次進入劇場，這生成可能就是劇場文化，亦會是《千高原》其中一個世紀。

天邊外劇場製作的《2042世界望鄉之旅》，本是由日本資深舞台劇家小池博史編劇，講述一群25歲的嬰兒生活在地下世界，試圖擺脫嚴密的監控，以及在激烈暴力的反抗過程中，各種拉扯和撕裂。故事沒指涉任何地區或政權，但馮曉彤形容，舞台上噴出白煙、高頻率閃動的燈、緊急車輛的警號等，放到陳曙曦手上之後，他將劇本與香港扣連，運用虛幻的劇場情節「寫實」。

早前被逼腰斬的《新聞小花的告白2：白屋之夏》，演員張牙舞爪地呈現極權社會跟人性的真實面，政治意味明顯。未來是怎樣，難以說清楚，但劇本以盼望收結，彷彿我們所有人也能幫忙，出一分力，使高牆粉碎。

求學不是求分數，教育理念更應著重的，是如何教導學生做一個「人」。在種種冰冷的制度背後，是要透過罰則來換取學生的絕對服從，抑或在制度裡加入人性化的處理，足以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

近日劇院重開，香港話劇團的《原則》載譽重演，雖為舊戲新演，不過，回望過去一年飽歷滄桑的香港社會，語境大有不同，劇中這一場由「撤回」新校規所引起的校園鬥爭，繼而激起教師請辭，學生罷課，再牽動家長、社會輿論及整個教育制度，一切都是那麼似曾相識、歷歷在目。校園是社會的縮影，但劇場亦是現實的橋樑，或者觀眾可以稍為抽離自身，嘗試理解另外一方的想法。如劇中所言，可以討厭，但不要仇視，可以批評，但不要批鬥。時勢再險惡，都不要離棄民主與自由的基礎。

有劇評人認為此戲是傘運之後最圓融的社運題材作品，李向昇覺得圓融之處，正在於此戲能很好的安放不同的聲音，不隨意批判，引人深思，尤其遇上這別有意義的時期，更添隱喻意味。

曾經，64對新一代年青人而言，是久遠的歷史；不過經歷了這360天，當塵封的歷史又再血淋淋地展現眼前時，六四的血債也同時觸動我們這代人心中的傷疤。「黑暗不能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有光之處，就有同路人。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與法國哲學家巴塔耶的情色哲學類近，在狂喜與高潮的那一剎那，是沒有語言可以觸及的，頭腦的完全空白與失去意識，如同一場小小的死亡。一切意義都得從事後追溯。村西透的色情哲學，正是事後以加工與潤飾去補足，去捕捉那人類對於禁忌與反差的渴求。讓影像與語言伸出手去觸碰那不可觸摸之物，嘗試先發制人，預判出大眾的愛好，讓熒幕前的觀眾參與犯禁的過程。

《尋常心》是筆者近年看過最好的舞台劇，沒有之一。對風車草劇團的認識自2013年的《屈獄情》，當年梁祖堯、湯駿業飾演同志的精湛演技歷歷在目，數年後二人再次同台演出同性戀者及有關愛滋病議題，同是風車草班底，更有影帝黃秋生實力加持，在數月前看到如此的一個組合立刻二話不說買了最貴的票。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社會如此紛亂不安，要編寫一齣關於教育的香港電視劇，的確是一件毫不容易的事。剛剛播畢的ViuTV電視劇《教束》，卻在一片動盪疲憊的時勢中，廣獲網民支持。無論是劇情前半部，邊緣學生勇戰尖子精英，逆轉勝選學生會的過程；還是後半部故事中，師生挑戰校長，反對將平民學校「馬修書院」轉為直資學店的壓軸主線，《教束》這齣電視劇，都能保持張力，一邊嬉笑怒罵，一邊揭露社會現實，引起觀眾共鳴，激勵人心。

5月31日，由莊梅岩編寫的《5月35日》正式上演，我看的是晚上的一場，全院座無虛席，同場的觀眾還有朱耀明牧師伉儷、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和梁家傑。離場時人很多，擠得很，我沒有急著離開，有機會看到憑欄俯視的莊梅岩。買了劇本後，硬著頭皮上前問她可否留影，她二話不說就跟拍了這張合照，笑起來真像個孩子，眼裡有份難得的真。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結局雖然爛，但作為觀眾，我個人還是覺得有結局比無結局好，你看另一部「神劇」《SENSE 8》，拍到第二季就腰斬了。而且《權力遊戲》都還可以再等GRRM的小說寫完，在文字世界裡彌補劇集的不足，比永遠有一個吻未嘗的《SENSE 8》好多了。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從《爆．蛹》到《森林海中的紅樓》，再到近日的《驕傲》，編劇王昊然的作品中總有一抹揮不去的冷峻色調，這固然是他的審美取向，但我相信更是他的人生信仰：孤獨本是生命的常態。因此在他的作品裡，現代都市中糾纏不清的男女情感、飄浮不定的身份認同、看似認真又帶幾分玩笑的論辯乃至詭辯，最終指向的都是那永遠無法解決而又永遠需要解決的孤獨感。

而《真實的謊言（自我審查版）》 的編劇嘗試處理的故事，除了「三年前」於南寧發生的傳銷事件外，還包括在劇場當下發生的戲劇表演本身。除了Ivan外，劇中其他演員亦同樣在第一個敍述層次中擔任「表演者」，「演繹」著於第二個敍述層次中傳銷故事入面的角色，穿梭於兩個敍述層次之間，一再提醒觀眾他們正在觀看戲劇表演 。

反正是陌生人，松田龍平飾的恒星倒是輕描淡寫的就把深海晶微笑的假面說出來……「想為別人做點甚麼？有時也不過是自我的滿足感罷了」，樂於助人的深海晶在工作中備受上司和同事的依賴，只是藉此證明自己的存在嗎？

「對倒」是集郵術語，指兩個相連而上下顛倒的郵票，劉以鬯先生以「對倒」作為小說形式，以雙線結構，交錯地敍述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少女亞杏的故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的城市景觀；於九十年代，董啟章先生寫出〈對倒《對倒》〉，以一男一女的故事與《對倒》進行對話，二十年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創作的《對倒．時光》，結合了多個劉以鬯的小說文本與董啟章〈對倒《對倒》〉，與劉以鬯及董啟章的文本產生多重對話的關係。

創作者對生老病死的態度是輕盈的，呈現於形體的設計上，最後讓本來不良於行的男主角超現實地表演輪椅倒立和後空翻。雜耍和遊戲的元素都表達出不願受限於衰老肉體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