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李敬恒將他閱讀文學作品的文章，結集成《謎樣的森林》，並大受讀者歡迎。彭依仁由此思考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關係，也看李敬恒的閱讀經驗，發現他在《謎樣的森林》側重於文學作品的細節，比如詩中若隱若現的細節、小說的背景描寫，而不是像哲學家談微言大義，也不像很多正經的文學評論家避談流行曲。正如他分析顧城的〈遠和近〉時，其關注明顯地超越了文字本身，在各種各樣的文本中，也讀出每個人存在於世上的基本狀況。

黃戈從林峯的〈幼稚完〉說起成長與代際關係，穿插不同廣東歌與流行文化的嬗變，看〈依然睡公主〉與〈幼稚未完〉對照前作，再回望那些五四文人與文學主流，許多事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而所謂的任何一代的「後」，享受著「以後」的青春紅利，黃戈身為90後，卻無法代表一代90後，只能代表自己。最後他慨嘆20年代開始，8、90後漸退「以後」的青春印記，短短十幾年，少年維特變成中年維特，匆匆消散，還望繼續無知，無需妥協，堅持當時信念。

有一次，又再經歷挫敗後，我用了一程車的時間，在手機上打下了6條反躬自省的問題。我慢慢認知到，即使學生有她／他們要負的責任，我內心對此情此境所生起的反應，其實也透露出我自己的期望、想法、需要、投射和執取，以及一系列從我成長中習得和發展的對應方式(coping)。

野葛菜水有三不賣：不夠材料不賣、不夠火候不賣、地方不夠乾淨不賣；「食女」嚟講，都有三不賣。適逢近來文壇（？）又有桃色糾紛，今日講下食女原則，希望大家玩得理性。

在長期的文化累積與建制中，我們的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氣質與角色模板，有著單一而趨於封閉的形塑。這樣的形塑雖然為人們的性別發展帶來安全與定向感，卻也使得個人的差異及需要，隱身在角色模板之後，壓抑且隱晦。

所以有時，我想念女性的敏銳，無論那是出於直覺，還是觀察所得的結果。偶爾，天會藍得很乾淨，連雲與太陽也被抹去，但我們仍在，在教員室門口，與高中中文老師笑著東拉西扯。當扯到我們身上，她說她一直覺得我們「糖黐豆咁款」，似姊妹。我與F愣著對視，莫名興奮傻笑，大概是因為，她在我們以這段關係的答案為恥之前，主觀承認它的輪廓和存在。而對我而言，姊妹的關係，宛若兩片唇瓣，之間滿是說不盡的話，但又可選擇長久地抿著，陷入類似睡眠的狀態，而這反而是最親密、自然的時光。所以，這兩片唇是不分上下的──只要將視角扭轉九十度，就能看見，在牀上依偎的兩個人，正一左一右地寐睡著。

故《囍》以三條主線切入婚嫁的不同面向，主線一把港粵婚嫁儀式袪魅，一一轉化成舞蹈重現，主線二加入了舊時圍村的哭嫁歌揭穿悲涼本質，主線三則以《帝女花》借古諷今。當中第二主線尤其令人心傷，原來在六十年代以前，香港仍流行著哭嫁儀式，在新娘出嫁前一晚，新娘會睡在一張「攤屍蓆」，一群姊妹就圍著她唱歌哭別，一直到新娘快要到達男家才止住哭聲，此時新娘便要把「愁巾」（3x3吋的小方巾）丟下，意指放下舊事，換上新身份。梅卓燕指，「我覺得哭嫁歌就像心理治療。在盲婚啞嫁的年代，為免同姓近婚，新娘會嫁到遠方，窮人家更如同賣女，所以真是生離死別，一別就是一生，哭嫁根本是人之常情。」

港台作者近日群起討論稿費問題，彭依仁撰文說明自己看法，談到作者與編輯其實是種共生的關係，並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現代作者的定義則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

由詩人熒惑與家計會合作舉辦的《聊．傷——從關係中找回自我》，展覽以「叛」為題，由背叛的五個章節串連，形式為新詩和互動遊戲的碰撞，藉此讓傷心的人透過展覽獲得少許力量，明白療癒的終點始終存在，當成讓心靈放鬆的地方。

俄烏戰火綿延兩月，獨立廣場的藍黃星海，被蹂躝成一片頹垣敗瓦，怵目驚心的戰爭暴行，令隔岸觀火的台、港人民同仇敵㑶。港人在台灣成立的 1841 出版社，趕編出華文世界首兩本有關烏克蘭戰爭的書籍，並向烏方捐出港幣十萬元。《無形》越洋訪問兩書編者鄧小樺和孔德維，了解成書過程經歷的種種，亦為反抗者的意志留下札記。

菜心，又稱菜薹或油菜，白菜變種，又稱蕓薹。菜心是廣東人的菜，在香港酒樓普遍人會叫菜心而非芥蘭，在餃子店會叫菜心而非豬紅或蘿蔔。在小學常識書中「家庭關係」課插圖，捲髮婦人為家人張羅晚飯的五碟餸中，塗上綠色那份就是菜心了。

觀看《三島由紀夫：最後思辯》，讓藍玉雍收穫最多的地方，是認識芥正彥以及他的想法，在這部精彩的紀錄片裡，不少地方都會讓很想停下，先讓感受沉澱，才繼續看下去整場辯論，其中芥正彥和三島之間的對話，更讓人印象深刻。

陳在心在〈乖孩子不偏食〉寫的兩個女生，不吃雞的以喬與不吃菜的今夢。以喬好喜歡鳥，因此對吃雞有了陰影，而對雞肉的恐懼為以喬帶來不少煩惱。今夢對蔬菜的記憶，則與父親拿著滕條或皮帶的抽擊有關。今夢不僅討厭所有細長而綠色的東西，也不再吃菜。

第三集已讀不回 BookChannel 有鄧小樺為大家介紹《不用怕，自戀》。哈佛心理學專家馬爾肯在著作中詳引大量臨床實例，分析自戀的利弊，並教育大家在日常中如何應對自戀者，以及健康自戀的法門。

之行形容，白蘿蔔如果放在演藝界，它應該是一個可塑性甚高的藝人。擔當主角的蘿蔔糕固然出色，當個第二主角或配角時，它也毫不馬虎，往往為作品起了畫龍點睛之妙。作為根菜植物，意思是它的根肥大可作蔬菜食用。

「你有無食過新豬肉？」在病榻中，草食女蘇麗真寫下新詩，送給一名在醫院外日夜守候的肉食男，希望天天寫信給他，他終有一天會被打動，成為真正的素人……。

裸體一直都是深受藝術家歡迎的題材，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與裸體相關的藝術品以不同媒介又或者形式出現，Blue Lotus Gallery正舉辦《NUDE STUDIES 裸體研究》展覽，展出三位攝影師：區子朗、Michael Kenna及Ben Felten的作品，以影像透視出他們獨有的美學，並探討身體之於他們的意義。

訪問Milo（謝曉陽）新出版的詩集《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本來以為會聽到很多女性主義詞彙、身體自主等的理論，沒想到她這樣的一個女子，其人如其詩直率坦誠。現代香港女子日常，她選擇以詩把潛藏許多日常語言或經歷裡壓迫，或親密關係，或街上偶遇，一一毫不保留地以詩道出。

在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中，魔幻與現實形成環環相扣的關係，葉嘉詠則從三個與飲食相關的日常場景切入，解讀書中奇幻與現實多重交織下的香港。

新蒲崗某幢工廈近日被指深夜發出巨響，由此衍生不少延伸討論和罵戰。曾任職音樂記者的Moment，嘗試作為雙方溝通的中間人調解。即使工廈band房與民居之間的衝突，並非一時三刻就能解決，但他希望改變可從身邊每個人的關係做起。

《文學單身動物園》起題取自歐洲科幻愛情片《Lobster》的中文譯名，雖然各章節間缺少連結，既不分時序，也不分古今中外，卻呈現了單身的「多樣性」。單身的定義原來可以很廣闊，界線也可以很模糊：就算真的流落孤島，偉大的文學家們還是會寫一百封寄不出的情信跟心裡的對象聯繫，所以「絕對」單身是不可能的。

末世氛圍籠罩一段自我放逐之旅，一對父女苟延殘喘的流浪，誠如片中主角所言，這是一段愛的冒險。

存在的本質就是寄食關係，就是雜訊。

香港作家韓麗珠新近出版的小說集《人皮刺繡》，是尺寸如日本文庫本、可以藏進口袋裡的輕巧小書。故事所承載的重量卻與之相反，由開篇〈種植上帝〉開始，到同題作〈人皮刺繡〉，關係所換來的傷害始終環繞著角色，如書中所言，「身上被一團灰霧似的影子所籠罩」。

《香港第一課》緣於十數年前在中大新聞系開設的課堂，全書分為「認同之爭」、「制度之爭」、「往何處去」三個部分，嘗試透過三十六條問答深入香港的社會結構，或說，重新認識香港。

「認識就是救贖。它與作為他者的認識對象之間有愛的關聯。」如此柔和溫暖，鼓舞著我。簡單來說，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種尖銳的愛？

當我推開睡房的門時，發現裡頭徹底地被人弄得一團糟。東西都給人翻箱倒櫃的，散落一地。地上留下一個掏空了的膠袋。

波拜克試圖塑造兩個既可憐又可恨的立體角色，態度卻是很曖昧和不連貫的，而角色立體的條件乃兼具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因此導演應該避免道德批判。

我一直想知道，刀刃割在人身上有何感覺？跟屠宰家畜一樣嗎？滿手鮮血的妳，晚上能睡得安好嗎？會浮現被無辜濫殺人類的痛苦樣貌嗎？我確切為你擔憂。

開飯前還以為可以談談，對坐後愛恨情仇湧到飯桌上，阿言氣她不理解自己追求的理想，是一個活在舊時代的阿媽，跟這一代年輕人隔了七大洲；阿媽氣他不知感恩，何以會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而她根本就不認同這個新世界。結果誰也沒碰過那幾碟餸。

鄧小樺說，她覺得自己中了一種降頭叫家長咒，她與兩個仔經歷過的，大概也比任何正常家庭都要多，如《小偷家族》一樣，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卻有著最難以理解的親密。從夏天遇見，到冬天結束，蝴蝶卻撲不過天涯，這個「家長」回到作家的身分，重新接近自己本來寡言、偏激與危險易碎的言說世界。

有時候，我會在對面的席位上發現一個腹大便便的孕婦，好像一個烤箱，烘焙着未知的糕點，使整個場景變得更奇異費解。我總是無法在離開前鼓足勇氣，向對方索取製作配方，至今仍未揭開當中的秘密。

屏幕裡，韓國正在下雪，男女主角正在手牽手浪漫地溜冰；媽媽半攤在梳化上看得津津有味，而我只是氣餒地盯著手上的高跟鞋。

《踩板故我在》與介紹滑板的運動紀錄片不同，滑板的確貫穿了整套紀錄片，但只是作為切入點，讓人震撼的是電影本身的主題。除了記錄三位滑板少年的成長歷程，電影實際上也探討了不少關於貧窮、種族、階級的議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

沒有人知道看似無盡頭的抗爭，最後會出現甚麼結果，也有人說，希望是渺茫的。正如歷史上的抗爭，多半以失敗告終，而歷史，又總是比每個人的生命都漫長。可是其中深具意義的其實並非結果，而是在過程中，每個參與其中的人，為了爭取比個人更大的價值，而把自己儲蓄在後備區域的潛能突然爆發的瞬間。

「嫁他那天我就有不好的預感。」帶喜嫁他那天突然提早來潮，男家慌亂了，結婚來潮是大忌，他們唯有從船頭至船尾鋪上紅布，帶喜上他家的船時，和一眾女眷唱嘆歌，咒詛自己家︰「你紅我重紅，你騎馬我 騎龍，我富貴你外家窮！」帶喜自此兩條小辮挽成髮髻，心事重重。有次出海，颱風要來，帆給霍霍亂吹，鶴佬人的大哥給飛揚的帆繩割掉後腦，就在帶喜面前，頭就飛掉落海，自此帶喜甚麼也不怕。後來她沒處可逃，在起霧的夜跳海，髮絲紛亂像她小時聽過的水鬼，起霧船就不敢航行，鶴佬人當她死了最好，一家都說帶喜入門後帶來厄運，早死早著。

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我不是那種「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主義者，不會整天在發be yourself的語錄。事實上，我很渴望同大家一樣，我很想做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睇YouTube、Netflix、煲韓劇。

十二點始終驅使著金牛座。工作早八晚六。逢五休二。 日子像照抄火車時刻表。白線後排隊上車，禮貌的距離，不快不慢的應對。白襯衫用熨斗犛出線條，鼻子讓日子牽著，那樣勤勤懇懇，孜孜矻矻，還不是為了十二點一到，刷張機票。為了某一個十二點，醒在異國床上。狂歡個幾日夜以為自己避開十二點。其實是滿足了十二點。

「四月是最殘忍月份，荒原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著，又讓春雨催促遲鈍的根芽。」艾略特的〈荒原〉定時敲擊心窗。一個年輕人走上前，劈頭問道：「你是讀哲學的吧？」我吃了一驚，下意識怯了一怯，低聲道：「請問有甚麼指教？」他盯著我的眼，繼續大剌剌地道：「我看網上是這樣介紹你的。所以我有一些問題，想你回答。」我還未來得及問是甚麼問題，他已把問題拋了過來：「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要看甚麼書？」

我和多數人一樣，因胡波的死亡而認識他；但在認識其作品以後，卻從此忌諱提起他的死亡，因為如果讓死訊壓壞死者優秀的作品，是大不敬。我先讀其中短篇小說集《大裂》，後才去看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於我而言，以胡遷之名寫的這本書，比電影更高一籌。

前段時間和朋友錄播客，談的話題是互聯網考古，從上世紀末的撥號上網談到了近年有事沒事刷手機的生活，末了，有朋友提問：如果今天的互聯網讓你那麼焦慮，你最懷念以前的甚麼？

前段時間和朋友錄播客，談的話題是互聯網考古，從上世紀末的撥號上網談到了近年有事沒事刷手機的生活，末了，有朋友提問：如果今天的互聯網讓你那麼焦慮，你最懷念以前的甚麼？

「Hi, Daddy... It's my last night at Bangkok.」迪宏猶豫了好久，終於把訊息發送出去。從木樓梯那邊轉出來的穿著圍裙的侍應，捧著精緻的木餐盤，繞過兩個正在樓梯旁拍照的少女，朝迪宏這一桌走過來。

首先設定人物樣貌和膚色／能力和性格，還有家庭關係／這創造全都按照著自己的形像／或者稍加修飾，反正只有自己知道

我記得黃麗群寫過不喜歡出門，但沒想過到香港接受訪問時，還是會把場地拉到自己的房間。她說她今天應該不會離開旅館，如此堅決，我完全被這股不出門的決心所打動。出版了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的她，曾任媒體編輯，現為自由工作者。

我一度無法適應近年的電競世界。那種由Warcraft III發展出來的五對五即時團隊作戰，甚至有同好組成團體在網吧日夜真人「團練」的競技遊戲。不適應並非因為系統改變所衍生的技術問題。

薩格勒布（Zagreb，克羅地亞首都）到處都是博物館，我喜歡在旅行時晃逛博物館汲取精神食糧，每行兩步就是美術館或博物館的薩格勒布，正是一個會讓旅者們覺得飽足的地方。

對於看不見的地方／我常常沒有靈感／例如水蒸氣／不知不覺包圍了我們

紙媒文學副刊之死，一半是客觀大環境，包括網絡世界版圖無限擴張；另一半是文學人應負上責任。不買書不看文學雜誌是其一 ； 自殘是其二。

「妳可以救救我嗎?」她在上課時接到這個奇怪的WeChat短訊，從名字判斷，發訊的應該是男人。她這戶口是新開的，很乾淨，和過去的她一刀兩斷。

Oculus是美國一家研發VR科技的公司，據說入職該公司的新人，都會收到小說《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公司創辦人Palmer Luckey曾說過，「科幻小說的存在是件好事，因為科幻小說作者真的很有創造力，他們能設想出任何技術的終極用途，又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想法。」

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放榜的匆匆一別後，我們終於在休假裡找到時間與老師小聚。雖然只是匆匆一別的半年，但他頭上的白髮和那深深刻在眼角的魚尾紋已讓他顯得格外的憔悴，令人不禁感慨歲月催人，再年輕的，亦始終敵不過時間。還記得在中學的時候，他授予我們知識，但，更多的是畢生受用的道理、眾醉獨醒的見解與知識分子的風骨；在我們面對人生決擇時，他依舊給我們樂觀的寄語和期盼。

剛來到這所跟喧囂的元朗商場只隔一街之遙的私校工作時，我不覺它有甚麼特別之處，要數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地方都比一般中學小。可是，這裡麻雀雖小，五臟卻是齊全，三層高的白色校舍，有十多間大小不一的教室。地下一層是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門口相連，穿過操場，盡處有一小舞台，後台旁邊有條只容得下兩人並行的小通道，每次上周會前，師生都走這條小通道通往和幼稚園共用的禮堂。從禮堂的側門走出來，會看見一個籃球場，球場鋪上藍紅相襯的保護層，醒目得刺眼，因此師生們都很難留意到球場旁邊，還種了數棵木棉和一棵芒果樹。

馬尼尼為的筆尖將傷口掰開來不斷地戳。那被劃破的原生傷口愈張愈大。她用「離經叛道」的句子，說母親壞話、批評父親、怨恨母職、仇視孩子的爸、專事無意義的事情、表揚廢物……一筆筆畫壞社會中的主流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戳破世俗偽裝和平的假象。

2018年12月28日晚上11點，以色列著名作家及以巴和平鬥士阿摩斯‧奧茲，在與癌症短暫搏鬥後，與世長辭。消息是由他的女兒，作家暨歷史學家芬妮亞‧奧茲—薩爾茨貝格(Fania Oz-Salzburger)在推特公佈的，芬妮亞在推特上坦言，父親由於病情「迅速惡化後，於睡夢中去世。」

看畢電影My Little Princess（2011），剎那間勾起一些模糊的童年記憶。回想自己，長大後沒有很常去思量構起現在心身模樣的主要原因，導致現在的鬱結剪不斷、理還亂。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那時候，我的頭髮跟G的一樣，野性難馴，髮量濃密像許多匹焦躁的馬同時要跑往不同的方向，我從不想拔掉它們，只是想要編一根整齊的辮子，可是我的年紀還不足以理解梳理和編辮子的邏輯，指頭也不夠靈活。

他並不認得夏的模樣，因為他們素未謀面，但當他看見夏帶著微笑同時流著兩行淚水的臉龐，他便知道對方是夏了。長期的治療並未磨蝕他的嗅覺，他在二人之間的空氣中聞到明顯的酸澀味，那正是憂傷的味道。

比賽結束了，我們一行人跟著他的腳步離去，一言不發。

戒除對一個已然離開的人，心生思念，是K在我生命最初的幾年，要我嚴格地遵從的第一道守則，遠比保持誠實良善，不要和陌生人交談以及多吃蔬菜來得重要。我猜，我曾經是個順從的孩子，而且善於計算，以為可以通過順從，順利地交換到認同和愛。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