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寄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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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完成了五分一時間之際，奧斯卡金像奬結果出爐，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令人驚訝地被選為本年度最佳電影，足見荷李活越來越能包容非西方文化的作品。這部電影講述韓國一個窮困到只能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兒子金基宇透過一次偶然機會接替將赴美留學的朋友為一富家女補習英語，得知富家女的弟弟喜歡繪畫，於是向該富人家庭介紹自己唸美術的妹妹充滿藝術治癒師，如此慢慢引介自己的爸爸和媽媽，取代富人家庭原來的司機和管家，然而為了讓富人家庭相信他們是專業人士，一家人不惜偽造教育文憑，訛稱自己具備藝術治療專業，或偽造家庭傭工中介公司資源，並在富人家庭面前佯作不認識對方。電影裡有許多刻意營構的細節，讓故事合情合理之餘，又能突顥出「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慘狀。
電影觀眾當不會忘記電影開始一幕，在宋康昊飾演的父親金基澤及其家人所住的半地下室，僅能透過氣窗望見胡同的地面，下大雨的話，房子會水浸。而他們一家人混進去的富人住宅，則位於半山，即使下大雨仍可以透過落地玻璃觀看外面的草坪，而且那座大宅還有用來充當防空洞的地下室。他們一家人趁富人家庭外出時，在大宅內大吃大喝，就像寄生蟲麻醉宿主的意志，趁宿主一個不留神，吸吮牠的血液，獲取牠的營養。這時候，被宋康昊一家人趕走的女管家悄悄地走到大宅門前按鐘，乘富人一家外遊之機，悄悄地給一直偷偷地寄居在大宅地下室的丈夫捎來食物，劇情至此又峰迴路轉起來。
法國哲學家賽荷(Michel Serres)以研究科學哲學著稱，他喜歡借剖析寓言和小說情節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又能連結自然數理科學與人文科學。其大作《寄食者》(Parasite)便是這樣一部「獨特」之作，但書中的para-site又與我們理解的「寄生」有些微差別。parasite本是para和sitos合成的詞語，para指「在旁邊」，而sitos則是食物，parasite就是有別人在旁邊吃。想像一下，你吃飯時不單是你自己在吃，旁邊也有個人來分一杯羹，那應該是大煞風景的事情，就像你家裡突然出現金基澤一家人，打開雪櫃吃你的食物一樣令人困擾。
賽荷說寄食者也是噪音，是雜訊，會干擾我們自己的系統，他甚至將任何干擾到資訊系統、知識理論的雜訊和噪音都可稱為「寄食者」，這不理解。我們都怕，甚至厭棄蚊子的噪音，蚊子給人的困擾不單在於叮咬和吸血，也不單在於傳播疾病和引起紅腫和痕癢，也在於蚊子的噪音令人難以入睡。如果你在熟睡時被打擾的話，事情還沒那麼令人厭惡。可是，拉封登的動物寓言詩「老鼠宴客」又讓賽荷聯想出不同的類比，例如作為生產者的農民和收佃租的稅務員（有趣的是，原文percepteur令作者聯想到intercepteur即中途攔截者）。
拉封登寓言中的城市老鼠，宴請鄉村老鼠到「牠」家中作客，可是那些食物並不屬於「牠」，而是屬於城市老鼠所寄食的人家。那意味著甚麼？《寄生族》一家所寄居的富人家庭，其實也可以說是靠生意牟利起家的，不也是寄食於平民大眾的財富嗎？最後金基澤一家經歷了寄食富人家中擔驚受怕的生活後，又要與前任女管家和她丈夫爭奪寄食的權利。但拉封登寓言中的鄉村老鼠，並沒有與城市老鼠爭奪寄食權，而是受不了這種擔驚受怕的生活而離開。牠很清楚，如果自己的噪音吵醒了睡夢中的主人的話，會招來殺身之禍。
可是賽荷很明白地指出，我們的社會卻或多或少依靠這個寄食系統存在，雖然寄食者的噪音會把這個系統一下子摧毀，但噪音又確實是一切寄食者的本質。賽荷甚至更清楚地說明：「背景雜訊，乃存在物之根基；寄食現象，乃關係之基礎。」他這裡為「存在者」重新下了個定義：存在的本質就是寄食關係，就是雜訊。生命不可能單靠自身存在，牠必須寄食於他物而維生，水牛啃吃青草，獅子宰殺水牛，跟寄生蟲在獅子體內吸吮營養，本來都是一樣的事情，沒有誰比誰高尚。賽荷或許會說，在這種「水牛-獅子-寄生蟲」的關係中，任何一方的雜訊不曾干擾到系統的運作，所有整個食物鏈一直操作下去。
每一個生命（或生物），都不能獨立存活於整個結構或系統以外，牠或它所產生的噪音就是牠/它存活（曾經存活）的表徵。賽荷另一部著作《失控的佔有慾》將人或動物在其領地的分泌或排泄物，稱為一種佔有權甚至主權的宣示，與「寄食者」的噪音有點相似。可是生物並非蓄意發出噪音，噪音只是基於其本性而不得不發出干擾系統的雜訊。就像《上流寄生族》中的金基澤，因為居住環境的影響，身上總是散發著一股霉臭的味道。富人雖然一直信任他，卻總是忍不住提起他身上的「噪音」﹕那股臭味。當前任女管家的丈夫從地窖裡走出地面，殺死金的女兒時，金為了保衛富人一家，也為了替女兒報復而手刃前任女管家丈夫，後者受極度痛楚而尿濕了褲子。正是這股尿臊味引起了富人掩鼻的本能反應，反而令金基澤感到被侮辱，因而舉刀殺死了一直信任他的「恩主」，摧毀了他一味夢寐以求的這種寄食關係。
金基澤殺死自己的宿主，聽上去令人不解，仔細一想：這何嘗不是對自身的承認和堅持？這是一種矛盾的情境﹕金基澤殺死富人的行為，等於宣告終結這種靠詐欺維持的寄食關係，但也因為畏罪逃亡的緣故，以後不得活在光明中，只能偷偷摸摸地躲在地下室裡生活。一個豪宅的地下室，即使不會水浸，仍舊是一個地下室，金基澤必須偷偷摸摸地寄食在新主人家的地窖內。
現今其中一種主流的社會理論，視社會為一種勞動關係，另一種社會理論，則視整個社會為一種溝通系統。賽荷在此作出一個小小的顛覆﹕我們必須承認人類的社會關係並非像馬克思或李維史陀眼中那種理性或溍意識的結構關係，而是每一個生命都有其所寄食的環境，也並非整個結構的一環，而是會發出自身噪音干擾系統的操作。而宿主與寄食者的關係也是隨時可以互換的，一旦寄食者把宿主趕走，前者就成了該環境中的主人，享受環境所供給的資源，但同也承受新的寄食者的滋擾。通常這樣一種關係的顛覆很少發生，就像主奴關係中恒常處於卑躬屈膝狀態的奴隸或平民，很少集體衝出來反抗他們的主人或統治者，除非有一或多個英雄出來奮不顧身，帶領群眾掙脫這個制度或系統的束縛，將服務於主人的勞役能量轉化為反抗的能量。賽荷如此評論現存系統的主人和反抗這個系統的英雄﹕「主人寄食於(奴隸，或平民的)工作能量，英雄則由產生自叛亂能量。」當然，一旦反抗成功，那些帶頭的英雄也就成為了新的主人，或者以電影《上流寄生族》的象徵，則是住進了那所大宅。
但不管怎麼樣的革命，其結果只會重歸另一種寄食關係而已。作者以寄食關係理解人類社會，其實人類社會都不過是一重重複雜的寄食關係，離開了這些關係，社會便變成靜止不動的系統，而不管物理學家抑或社會學家，都會告訴我們﹕這樣的系統（自然系統也好，社會系統也好）是不存在的，社會必定存在噪音或干擾，正如自然界內部也存在著干擾自然規律的「噪音」一樣。賽荷提醒我們，寄食者也是生命力煥發者，只消以演化論思考，便可以解釋到為何有「寄食者」的出現﹕因為根據演化論，物種基於突變或選擇而成為寄食者。
金基澤選擇殺死「宿主」，表明了他想終結這種「寄食」關係，但因為畏罪的緣故，最終還是躲進了不見天日的地下室，比他原來生活的環境更偷偷摸摸。然而我們所認識的「寄食者」，更多是僅僅輕微地改變整個系統，而不是摧毀它。賽荷用「微偏流動」(pararrhésis)代替「同質流動」(homéorrhese)，「微偏固態」(parastasis)代替「同質固態」(homéostase)。本來，任何生態系統（例如人體）就不是徹底的同質固態，任何生物缺乏了「寄食者」也不能存活（無論他/牠是人抑或螞蟻，他/牠必須仰賴消化系統內的細菌幫助消化），寄食者的輕微干擾也是維持生命的要素。其中一個例子，也就是近日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疫症，而任何最初只引起輕微干擾的疫症，到後來都會影響，或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也許是寄食者之中比較徹底改變生物系統的例子了。
《上流寄生族》雖然觸及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平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可是卻引入一種關於寄食關係的新思維來切入這些我們所熟知的課題。同樣，賽荷的《寄食者》也透過拉封登寓言、莫里哀小說等文學經典，改變我們對寄食關係的概念，並且重新認識這一概念，讓我們瞭解到，寄食關係不是一種單向的依賴關係，正如社會上一切權力關係必定包括「宰制」與「順從」的雙向關係。
（題為編輯擬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