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黃子華和潘燦良主演的舞台劇《最後禮物》，現正於香港演藝學院公演，安十五這篇劇評，從劇中兩兄弟心中的「恨」說起。多年以來，即使兩人經歷迥然不同，他們都沒有真正成長，因為他們都沒有正視和放下原生家庭對他們的傷害。

繼去年一組五段的「娛樂至死新世界」短片計劃後，澳門石頭公社上月再把這個放眼未來與烏托邦的概念延伸，創作出線上串流表演《我們的娛樂至死新世界》。比起之前單向的影片拍攝與放映，安娜認為在這一小時多的演出裡，更深入地試驗了表演與網上互動的可能性。

我們的文化空間被壓縮，再壓縮，本地的劇場可以如何在縫隙中掘出小徑？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案內人Hongkongshima》或許提供了其中一個解——隱喻，再隱喻。總說去日本是「返鄉下」，如果讓日本作為香港的鏡像去解讀，大概再合適不過。

正於葵青劇院黑盒上演的綠葉劇團作品《大眼望細眼》，導演黃俊達把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繪畫哲學家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作風搬上舞台，將現實種種荒謬折疊成黑色喜劇，在凝固時空中享受劇作的過程，如同看畫，愈是全神貫注，真相愈是像光一樣從我們雙眼的盲點溜走，不留半點印象。

以陳炳釗獨白開場，《鐵行里》早已預告這是圍繞個人的劇作，飽含私密的情緒，同時對於空間的解讀亦很有層次，除了提及人民與空間的關係，劇作亦聚焦於極權如何利用空間，壓迫人民，我們如何以保存記憶，以及肯定自己記憶是真實，作為另一種論述對抗？

早前熱播的 viutv 原創劇《IT狗》，觀眾期待開拍第二季之際，查柏朗從「大台理論」著手，探討這部游走於處境喜劇與正劇的劇集，如何在大台公式以外取得突破的同時，亦對經典港劇致敬，儘管後段落入正邪對決的標準套路， “Better Tomorrow” 式敘述亦略顯無力，《IT狗》劇組能在有限資源下作出大膽新嘗試，或能成為通往港劇「藍海」的第一道入口。

曾以《中間人》、《教育有戲》、《時代記錄者》來探討地產經紀、教育工作者及記者的一條褲製作，繼續以紀錄劇場《同行尋光》探討香港的社會工作者。有異於傳統戲劇，再不是單憑編劇的想像創作劇本，而是通過訪問二十多名社工，包括老行專及社工學生，收集他們的故事和對該行業的看法，轉化成劇本，再搬演至舞台。盧卓倫形容劇場手法雖沒喜出望外，但回歸基本，簡單而有力地讓觀眾產生移情作用。

黎海寧編舞的《九歌》第四度公演，門票瞬即爆滿，中大中文系教授陳煒舜本身研究楚辭，觀演後相信它掙脫了朗麗綺靡、耀豔深華的傳統羈絆，以瑰詭而傷情的觸感，講述不安穩的現世，同時將現世與洪荒相聯通，展現出人類在衣冠禁錮下那躁鬱真誠、任性任情的「裸猿」本色。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早前首度與手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新書《舞台上的信疑善惡：林克歡戲劇評論集》，編者陳國慧形容林克歡恍如來自未來，有關劇場的觀點與看法，很多時候有如預言般精準，諄諄善誘，但字裡行間卻處處是嚴厲的指出問題所在，亦可見他對香港的喜愛之情。

西九自由空間的「表演未來」系列，邀請許雅舒、黃碧琪、黃嘉瀛三位藝術家帶來《千高原》打正旗號，直接用德勒茲x瓜塔利最神秘的一部書來作戲劇創作，由揭幕表演、觀眾離開自由空間、劇評文字生成、閱讀、觀眾再次進入劇場，這生成可能就是劇場文化，亦會是《千高原》其中一個世紀。

天邊外劇場製作的《2042世界望鄉之旅》，本是由日本資深舞台劇家小池博史編劇，講述一群25歲的嬰兒生活在地下世界，試圖擺脫嚴密的監控，以及在激烈暴力的反抗過程中，各種拉扯和撕裂。故事沒指涉任何地區或政權，但馮曉彤形容，舞台上噴出白煙、高頻率閃動的燈、緊急車輛的警號等，放到陳曙曦手上之後，他將劇本與香港扣連，運用虛幻的劇場情節「寫實」。

早前被逼腰斬的《新聞小花的告白2：白屋之夏》，演員張牙舞爪地呈現極權社會跟人性的真實面，政治意味明顯。未來是怎樣，難以說清楚，但劇本以盼望收結，彷彿我們所有人也能幫忙，出一分力，使高牆粉碎。

求學不是求分數，教育理念更應著重的，是如何教導學生做一個「人」。在種種冰冷的制度背後，是要透過罰則來換取學生的絕對服從，抑或在制度裡加入人性化的處理，足以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

近日劇院重開，香港話劇團的《原則》載譽重演，雖為舊戲新演，不過，回望過去一年飽歷滄桑的香港社會，語境大有不同，劇中這一場由「撤回」新校規所引起的校園鬥爭，繼而激起教師請辭，學生罷課，再牽動家長、社會輿論及整個教育制度，一切都是那麼似曾相識、歷歷在目。校園是社會的縮影，但劇場亦是現實的橋樑，或者觀眾可以稍為抽離自身，嘗試理解另外一方的想法。如劇中所言，可以討厭，但不要仇視，可以批評，但不要批鬥。時勢再險惡，都不要離棄民主與自由的基礎。

有劇評人認為此戲是傘運之後最圓融的社運題材作品，李向昇覺得圓融之處，正在於此戲能很好的安放不同的聲音，不隨意批判，引人深思，尤其遇上這別有意義的時期，更添隱喻意味。

曾經，64對新一代年青人而言，是久遠的歷史；不過經歷了這360天，當塵封的歷史又再血淋淋地展現眼前時，六四的血債也同時觸動我們這代人心中的傷疤。「黑暗不能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有光之處，就有同路人。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與法國哲學家巴塔耶的情色哲學類近，在狂喜與高潮的那一剎那，是沒有語言可以觸及的，頭腦的完全空白與失去意識，如同一場小小的死亡。一切意義都得從事後追溯。村西透的色情哲學，正是事後以加工與潤飾去補足，去捕捉那人類對於禁忌與反差的渴求。讓影像與語言伸出手去觸碰那不可觸摸之物，嘗試先發制人，預判出大眾的愛好，讓熒幕前的觀眾參與犯禁的過程。

《尋常心》是筆者近年看過最好的舞台劇，沒有之一。對風車草劇團的認識自2013年的《屈獄情》，當年梁祖堯、湯駿業飾演同志的精湛演技歷歷在目，數年後二人再次同台演出同性戀者及有關愛滋病議題，同是風車草班底，更有影帝黃秋生實力加持，在數月前看到如此的一個組合立刻二話不說買了最貴的票。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社會如此紛亂不安，要編寫一齣關於教育的香港電視劇，的確是一件毫不容易的事。剛剛播畢的ViuTV電視劇《教束》，卻在一片動盪疲憊的時勢中，廣獲網民支持。無論是劇情前半部，邊緣學生勇戰尖子精英，逆轉勝選學生會的過程；還是後半部故事中，師生挑戰校長，反對將平民學校「馬修書院」轉為直資學店的壓軸主線，《教束》這齣電視劇，都能保持張力，一邊嬉笑怒罵，一邊揭露社會現實，引起觀眾共鳴，激勵人心。

5月31日，由莊梅岩編寫的《5月35日》正式上演，我看的是晚上的一場，全院座無虛席，同場的觀眾還有朱耀明牧師伉儷、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和梁家傑。離場時人很多，擠得很，我沒有急著離開，有機會看到憑欄俯視的莊梅岩。買了劇本後，硬著頭皮上前問她可否留影，她二話不說就跟拍了這張合照，笑起來真像個孩子，眼裡有份難得的真。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結局雖然爛，但作為觀眾，我個人還是覺得有結局比無結局好，你看另一部「神劇」《SENSE 8》，拍到第二季就腰斬了。而且《權力遊戲》都還可以再等GRRM的小說寫完，在文字世界裡彌補劇集的不足，比永遠有一個吻未嘗的《SENSE 8》好多了。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從《爆．蛹》到《森林海中的紅樓》，再到近日的《驕傲》，編劇王昊然的作品中總有一抹揮不去的冷峻色調，這固然是他的審美取向，但我相信更是他的人生信仰：孤獨本是生命的常態。因此在他的作品裡，現代都市中糾纏不清的男女情感、飄浮不定的身份認同、看似認真又帶幾分玩笑的論辯乃至詭辯，最終指向的都是那永遠無法解決而又永遠需要解決的孤獨感。

而《真實的謊言（自我審查版）》 的編劇嘗試處理的故事，除了「三年前」於南寧發生的傳銷事件外，還包括在劇場當下發生的戲劇表演本身。除了Ivan外，劇中其他演員亦同樣在第一個敍述層次中擔任「表演者」，「演繹」著於第二個敍述層次中傳銷故事入面的角色，穿梭於兩個敍述層次之間，一再提醒觀眾他們正在觀看戲劇表演 。

反正是陌生人，松田龍平飾的恒星倒是輕描淡寫的就把深海晶微笑的假面說出來……「想為別人做點甚麼？有時也不過是自我的滿足感罷了」，樂於助人的深海晶在工作中備受上司和同事的依賴，只是藉此證明自己的存在嗎？

「對倒」是集郵術語，指兩個相連而上下顛倒的郵票，劉以鬯先生以「對倒」作為小說形式，以雙線結構，交錯地敍述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少女亞杏的故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的城市景觀；於九十年代，董啟章先生寫出〈對倒《對倒》〉，以一男一女的故事與《對倒》進行對話，二十年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創作的《對倒．時光》，結合了多個劉以鬯的小說文本與董啟章〈對倒《對倒》〉，與劉以鬯及董啟章的文本產生多重對話的關係。

創作者對生老病死的態度是輕盈的，呈現於形體的設計上，最後讓本來不良於行的男主角超現實地表演輪椅倒立和後空翻。雜耍和遊戲的元素都表達出不願受限於衰老肉體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