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真正的行李只有書，潘國靈又指出，城市或書都講求緣分，「有些書藉，有些地方大概終生都不會到訪；有些即便是到訪了，亦未必會重臨。」有幸重逢的話，舊日的經驗也將變質，「縱使城市沒變，書沒變，旅人卻必會改變。」旅遊與閱讀的本質有如曇花一現，這又讓潘國靈明白到旅遊書寫的重要性，因為「去旅行就如看書一樣，唯有在字裡行間你才真正置身其中，當你完成一本書或旅程，它就會快速褪色，所以必須在路上紀錄，或者在事後重構，其餘的就只能任它消逝。」

Disco Elysium也是一隻沒有選擇的遊戲。之所以這樣說，源於玩家幾乎無法改變整座城市的現實。

李智良的文字將城市生活的壓迫焦慮剖開，讓人直視瑣碎重覆的日常中的暴力，它引起共鳴，因為和我們的經驗如此接近。在疫症之下，我們被逼接受一種新日常，智良認為，在新秩序下原有的社群感似乎漸漸萎縮……

「人不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離騷幻覺動畫導演江康泉（江記）以這句說話開展最新展覽「蜃樓水月」的構思，然而在疫症來襲之後，他卻決定透過動畫短片來記錄過去一年感受。在城市裡死亡意象如影隨形，彷彿離我們愈來愈近，江記希望同樣感受到情感衝擊的人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我自己也有幾次這樣的經驗－－『咦，為何街道好像變得好走了那麼多？』，原來是因為沒有了欄杆。」城市研究者黃宇軒（Sampson）說。早前有民間規劃組織建議政府考慮不要重裝圍欄，藉此重新審視路面空間的規劃，Sampson也認同，現在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本來習已為常的「規矩」。

在倫敦地鐵站看到大字寫著「Dreams」的海報，茹國烈以為是鼓勵年輕人創新和夢想，查找後得知是市政府防治持刀罪案的宣傳。發夢和帶刀，哪個更危險？城市本來就是極大量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互相碰撞，可爆發出新想法，也可產生衝突。與其相信著城市頌歌，茹國烈更感城市是正邪交戰的所在。倫敦也好，香港也好，何嘗不是一座座的葛咸城？

從前我很疑惑，在毀滅的城市裏，新塌的房、新死的人旁邊，第二天是如何生活的。現在我漸漸明白，就只有繼續生活。

大學年代在沙田區住過四年，我對新城市廣場懷有感情。昨晚從白天遊行、傍晚十字路口攻防，到晚上趕到新城市廣場。從狹窄的通道進入中庭，我目定口呆，第一個感覺是：「這是新城市『戰場』」。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

因為黃志恒策劃的「火花！城巿行者日記」展覽前言引述《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這句話，讓我又回去重讀理論家Michael de Certeau（狄雪圖，又譯塞杜／塞托）。他是在研究院時其中一個受到教授重點推薦的名字，當時我記下的重點是生活每個細節都可以是讓主體變化違規的機緣，然而那些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一再對於意義的塗抹消弭，總是在記憶中難以捕捉。在香港，我們幾乎無法相信，可以有一整個視覺藝術展覽是根據一套理論而策劃出來，這個城巿實在是太反對抽象了。但重溫狄雪圖的理論後，我則傾向認定，黃志恒對狄雪圖的引用絕不止於斷章取義或只作為一個起點，而是將其思想貫穿在展覽的編排中。

以城市空間和步行作為策展方向的油街展覽「火花！城市行者日記」，意念源自保羅．奧斯特的小說〈玻璃之城〉，小說主人公昆恩隨著調查對象史堤曼走進錯縱複雜的紐約街頭，昆恩慢慢發現史堤曼的步行路徑中隱藏了一個秘密訊息。城市、步行、觀察，三者構成了這次展覽，策展人黃志恆（Sara Wong）既是藝術家，亦是園境設計師，創作大多圍繞空間與步行概念的她，這次更感興趣的是——人在甚麼狀態之下才會對身邊事物產生好奇？

老鼠記得，那個女人好像也是在這個時節消失的。

【祭樹】無秩序編輯部詩輯

但我知道／我們的城／一天老去一天／行人在路上搖搖擺擺／路面滿是冥鏹紛飛

「對倒」是集郵術語，指兩個相連而上下顛倒的郵票，劉以鬯先生以「對倒」作為小說形式，以雙線結構，交錯地敍述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少女亞杏的故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的城市景觀；於九十年代，董啟章先生寫出〈對倒《對倒》〉，以一男一女的故事與《對倒》進行對話，二十年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創作的《對倒．時光》，結合了多個劉以鬯的小說文本與董啟章〈對倒《對倒》〉，與劉以鬯及董啟章的文本產生多重對話的關係。

但其實賞花成為國民活動並不是源遠流長的，賞花最初只是貴族之間流行的高雅活動，直到江戶時期德川吉宗將軍在位期間（1716-1745）鼓勵平民賞花，才開始了這個風潮。

炎炎夏日，香港人總愛躲進商場裏「嘆冷氣」，商場對於我們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商場從何而來？它與城市的公共空間又有甚麽關係？

熱水壺沸騰、鑰匙被拿起、門鉸尖叫，木板櫃枱開合碰撞的響聲，追著蟑螂拍打，身體撞在家具床鋪的各種音色，刀具，砧板，杯碟必然會摔破，電扇葉與雪櫃變壓器嗡嗡隆隆，洗衣機轟動，牧童笛練習曲重重複複，辰時戊時哭鬧與笑，如連續劇的戲碼套路早已決定，門窗關緊還是會聽見，要把內臟一併吐出的咳嗽，對著怨偶或電話吐出的獨白，可是沒有殺人沒有爭產沒有橫刀奪愛沒有同父異母的男子突然出現也沒有那麼多醫生律師，厭煩沒有配樂沒有剪接。

Eva Hesse常使用不穩定的物料創作雕塑，大型作品如Contingent、Expanded Expansion用上膠乳（latex）製作，物料隨時間變黃、變脆薄，或許終有一天整幅瓦解、粉碎，多年來一直使美術館頭痛。而Hesse本人卻說：「生命不會永存，藝術不會永存，其實都沒所謂。」選擇使用可腐易變的物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針對藝術品以至藝術體制的挑釁。香港年輕藝術家文美桃的創作也時常使用這類物料，像蠟與髮，水和鹽；不見得是一種挑釁的態度，但也反照出將自身與創造物看得無比尋常的低姿態。

死亡是一段靈動的時間？死後世界是停止運作的世界？人們莫不留意一個城市瀕死的狀態：受創、掙扎、重擊、垂死……新聞事件直觀地將其呈現。香港，惶然無措且憤怒地接收著這些信息，如同被處以極刑的囚徒站在刑具前，全部思維都濃縮於死亡節點以前的時間，無一日不在死生的結界處擺盪。煎熬難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