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訊》「被馴化了」一語從評審對沐羽與梁莉姿兩位香港寫作者的感嘆而生，兩位寫作者於事件發酵以後各自作出回應。 沐羽言，在頒獎以前，《文訊》舉辦了一場閉門對談，由三位八○後作家來與我們這些九○後切磋交流。其中一條問題是：「文學在一種政治高度關切或互為表裡（或拒絕互為表裡）的狀態，存有何種功用？此外，這樣的功用是否會被輕易收編？」雖然「收編」與「馴化」的強度不一樣，但兩者意涵接近。沐羽認為，香港人應該是最難被馴化的人群了。文學所強調的又是一種批判精神，它是自願不被馴化的藝術。從中沐羽提到傅柯講述基督教發展了一種牧領的治理方法，透過大規模的馴化過程，每個人都要被治理然後被拯救。對沐羽而言，他認為文學就是去表達一種自主權，此前提下寫字的人是無法被馴服的，唯有文學可以馴化他，而他亦始終在嘗試馴化文學。 梁莉姿回應指，剛來台灣的第一年身邊話語都在告訴她香港多麼可憐悲情，當中亦有許多對香港鞏固印象而帶來的誤解，但她認為這不止於理解與否，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她要問的是，要怎樣面對不同意的凝視？她寫一本書去描述凝視與被凝視之難，想描摹更凹凸的輪廓與不客氣地挑釁。但字一旦寫出，就必然被納入、捲進浪潮，落入凝視之中，話語（被）成為對立。面對這樣的處境，對她而言，作品就是她的答案，是她面向凝視的答案。

2023年年初，沐羽憑首本個人小說集《煙街》先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再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組首獎，成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得主。那時他落腳台北約一年，在港人創立的社科書出版社當全職編輯，如他在小說中所寫的，「為香港人做點事」。半年後，他決意辭職，成為寫作維生的自由工作者。今年初，他出版散文集《痞狗》，全書首兩篇文章討論工作意義：「沒有甚麼真正恆定，如今對於上班，I would prefer not can do。」

作為繁體中文出版重鎮的台灣，數十年間持續出版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直到最近，由於2019香港的政治局勢變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樣原因選擇台灣作為基地。除了文學出版以外，他們本人亦選擇移居台灣。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學生活館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文學的原鄉與異鄉」活動，邀得移居台灣並屢獲大獎的作家陳慧與沐羽對談，討論在台灣寫作的親身經驗。

不過來到了台灣——就算是台北——走路的預設是不存在的。首先，它不算約定俗成，其次是雖然有依賴的設施，它們不是常設的。絕大部分並非大路的人行道，只容許一人行走。就是地上漆成綠色那種路，偶爾還會有機車違法停泊。基本上如果碰到對面有人走來，就只好一人讓半步，希望在讓路之時不被車撞死，又或被不讓路的大隻佬原地撞死，他們的自信與胸肌肩寬成正比。更不用說可能大部分人是活在沒有人行道的城市區域，只是偶爾上來台北旅遊。這座城市走起路來虎虎生風，左右逢源，詠春葉問，回到大路的人行道上只不過就像是游泳時的換氣，舒服歸舒服，但始終有些不知所措。

一門之隔，這麼近那麼遠，往往亦可惹來無限遐想。現居台灣的沐羽，則從門外那個背對家門口低著頭的女人，談到丈夫假裝毆打妻子的某個部落傳統故事。對於隔離鄰舍打架是否應該插手幫忙，沐羽覺得它反而合理化了自己出門前先確定外面沒人再去坐電梯的小癖好。

2023 台北國際書展於明年 1 月底舉行，國際書展大獎日前（9 日）公布得獎名單，90 後青年作家、「虛詞」編輯沐羽憑首部小說集《煙街》獲頒小說獎首獎，是該組別第一位 30 歲以下的得主。沐羽接受「虛詞」編輯部訪問時表示，現時專注在台北寫作，希望未來寫一本以移民台灣港人為題的小說。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日前（22/11）邀請了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朵卡萩（Olga Tokarczuk）進行線上演講，這位波蘭作家亦有就其文學創作，與浸大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 Dr. Patrick Holland 作對談，沐羽聽過線上演講就此稍作紀錄。

沐羽形容，懷念住隔離酒店的日子，而在香港與台灣的隔離日子感覺不同，「在香港的二十一天我住銅鑼灣八樓好高騖遠，在台灣的十四天我在高雄二樓看著美麗島站⋯⋯在香港時我與朋友們線上喝酒，聊文學聊感情聊工作；在台灣時有朋友剛好騎車南下，一台紅色檔車停在酒店樓下，隔窗講電話像探監。他帶啤酒給我，我把一本文學理論從窗戶丟下去給他。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啤酒，那麼，以物易物就這樣成了。」

賈淺淺寫的詩描述男人尿出條線女人又尿出個坑，好笑之餘其實也相當神奇。沐羽形容，寫屎寫尿，本身在文學裡是常見的事，畢竟文學緣於人性，人性就是吃喝撒拉。至於我們為甚麼覺得賈淺淺好笑？不是屎，不是尿，而是因為詩應該是寫得好的，尤其是當她作為作協成員。

在年輕一代的閱讀模式轉變過後，紙媒在不遠的將來會徹底消失嗎？香港人的功利性格會越洋影響到台灣人辦雜誌的品味和辦事模式嗎？在九十分鐘的對談裡，鄧小樺與曹疏影兩位資深媒體人，就著這些話題展開了精彩的碰撞和闡述，並談到線上化年代之中，分別對媒體將來發展的願景。

從第一部小說《白牙》開始，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就冠上了天才作家的名聲，出版這部繁中譯本長達七百頁的小說時，她才廿五歲。也從這部開始，史密斯的小說人物全都跟家庭密切相關，掙扎不只是個人的掙扎，是整個家庭都壓縮在內的複合掙扎，這使得史密斯的小說厚重而動人。家庭即歷史，即宿命，即故事引擎，引領著故事在悠長的篇幅上風馳電掣，飆向註定爆發衝突的結局。

從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畢業的沐羽，當過哲學新媒體的記者，也算在香港文化江湖打滾過； 2017 年夏天赴台深造文學，今年初在台灣出版首部個人短篇小說集《煙街》，苦難年代裡，27 歲的香港作家透過文學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他相信作家筆下無數高低跌宕的人物，總會有天交織成錯綜複雜的一張製圖，跨越膚色與國界，呼召出尚未來臨的成千上萬張臉。

沐羽的短篇小說集《煙街》，把逃逸的、被打碎的記憶重組回不同的故事，江俊豪認為在殘存零碎的記憶裡，我們再回頭、重塑，甚至為過去的人和事肆意招魂，才能喚回人的回憶。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裡這樣闡釋他的文學觀：「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昆德拉嘗試帶我們去認識的，大多是現代人忽視的生活狀況，比如某種懷舊心理，又或思鄉、媚俗、無解的性慾，沐羽形容他總像個交通警察，伸手把故事截停，再插入一段哲學討論或夾敘夾議，把人物的頭擰向他的思考。但如果只有認識作為小說的道德，那我們為甚麼需要小說？為甚麼是文學，而非哲學，又或其他？因為這概念，昆德拉讓不少文學家感到困惑。

虎頭蛇尾一般指人做事不夠恆心，前面認真，後面則敷衍了事。但沐羽認為，它有時有是一種work-life balance，它有衝勁，也有舒緩，有緊張也有放鬆。所以，當如果有人再責罵你是個虎頭蛇尾的人時，你就可以說：我正在為下次努力儲備能量，沒有蛇尾哪來的虎頭。而我們沒有必要為蛇尾感到愧疚，反而應該慶幸，我們仍有浪費的餘地。

沐羽新作《煙街》邀來謝曉虹撰序，在這本關於逃逸的書，逃逸不僅是主題，沐羽非常清楚，寫作本身就是組織逃逸路線。文學的使命是要在主要的語言裡構成少數，脫離疆域。時局急劇變化，不少香港人已成了流亡族群。生活在台灣的沐羽，說自己連廣東話也歪掉的他，對於作為語言的少數，顯然有更複雜的體會。

《大疫年代十日談》啟發自距今七百多年前的意大利故事集《十日談》，找來近三十名作家書寫疫情下的故事，沐羽這篇書評，覺得小說合集所換取的，是在這個年代裡，讓閱讀故事這種娛樂能夠在其中透一線光，領我們進入文學最核心的意義。

自八年前的《靜人活物》後，潘國靈再次出版短篇小說結集《離》，文章時代感強烈，儼然以文字觀照香港在這十多年來的事過境遷，潘國靈在序中指出「社會發生許多變化，小說不一定跟隨社會步伐走，但時代的氛圍，以至具體社會事件，也許多或少銘刻其中」。不過，這些銘刻是背離的，是一種離別之姿。我們能看見的，是組合以及空隙之間的聚合與離散。

台灣作家黃崇凱的新作《新寶島》，潛藏著的是近半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角力，沐羽這篇書評形容它是成熟的野心之作，凝視著百年來受壓迫的原住民、白色恐怖時期、以及政黨輪替的歷史，並將之置入虛構的未來，讓人在一個更客觀的遠方思考過往的問題，設定跟概念都是華文小說裡難得一見的題材。

廖偉棠的演講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是一部賞析現代詩的文集，原本是三年前的一個現代詩課程「詩意：關於新詩的三十種註腳」，後來擴寫結集成書。本書的副標題是「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四十篇文章，如四十條現代詩的小徑，沐羽形容「走近」這個詞很精準，它是近而未至的，就像要回答文學是甚麼這個問題時，我們都會選擇圍繞、擦過、走近，讓範圍縮小而非直接判斷。

連載多年的日本漫畫《進擊的巨人》堂皇完結， 沐羽認為，作品中描寫得最細緻的角色，就是被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洗腦的娃娃兵賈碧，從而延伸到亞歷塞維奇於報導小說《鋅皮娃娃兵》所寫及，於現實中應召入伍的蘇聯小孩。

戒不戒煙，可能是很多人畢生最難堅持的事情，但沐羽覺得，叫人戒煙的人，跟共產主義者可能無分別，「人絕不應該叫別人戒煙，這是情緒勒索，全是健身工業和現代醫學的陰影⋯⋯」

台灣作家蔡素芬剛出版新作《藍屋子》，小說內容橫跨數百年時間，為了解謎破案，書中男主角華生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了引出歷史，女主角露西從日本宮崎打工換宿回台。沐羽形容，兩線交纏之下，以一種奇幻與寫實混雜的方法來展開敘事，並延伸到各個台灣殖民主的如今狀況，可以說是一部野心勃勃的作品。

詩人廖偉棠、音樂人黃衍仁、研究香港的台灣作家顏訥，與沐羽在「台北詩歌節」進行對談，以《傘、硝煙和詩的日常》作為主題，談抗爭詩歌，也談寫字的生命力。

粵語文學期刊《迴響》引發不少討論，李薇婷以「風吹皇帝褲」總結個人想法，佬訊則在專欄談論在他眼中，構成香港文學的元素；至於惹起熱議的《明報》和《立場新聞》報導，沐羽和黎國威也節錄其中內容，並各自延伸看法。混雜而遊移，是腳下這片水土的魅力所在，也是香港這個地方神奇而偉大的原因。

對於近日鬧得很大的《迴響》報導，沐羽quote了其中五段，說明訪問內容如何論點論據切開，並從這本出師未捷又連續點起火頭的粵語文學期刊，延伸個人看法。

也許她也是一個吹哨人，哨聲雖弱，然而也是反攻的號角。聯結、憤怒、匱乏——其後是自由。抗爭的自由。

廖偉棠曾說「淮遠是他那個年代最好的詩人，也是我最喜歡的香港詩人之一」。淮遠的存在，以及新作《特種乘客》的嘗試，除了為未來的讀者紀錄反修例事件以外，正是在逼使我們反思，一直所閱讀的香港文學以及書寫，與淮遠同期的1969至2019年，是否過於乾淨，乾淨得我們忘記了原來當中可以有雜質正在發亮？

畫一條橫線做比例尺，假如最左方是日常用語，純文學就會拼命往右逃越遠越好，因為純文學就是要做語言實驗，就是要到達遠方，挑戰日常，這就是純文學的使命。但類型的挑戰並非跑得越遠越好，它們的比例是不一樣的，類型會在某個地方停下來，改頭換面，扭轉日常，刺激思考。恐怖小說突出日常的不可知，推理小說帶來細節觀察，愛情小說帶來日常不可能發生的愛情（當然可能只是我沒經歷過）。

政治如牌局，每個玩家都在競爭利益。剛放映完畢的台灣連續劇《國際橋牌社》，除了使用與《紙牌屋》相同的政治隱喻，亦處理了許多解嚴以來一直難以碰及的問題，包括現在還是極為敏感的中國意識對決台獨意識等等。在國際博奕場上，台灣與香港打著差不多的籌碼差不多的牌，此劇也許能為香港帶來某些啟示也說不定。

他走進地鐵站，連舉高雙手或拿出身分證的時間都沒有。他被眾多武器淹沒，那些制服看起來就似火山、海嘯、地震與龍捲風。原來人可以同時像那麼多種天災，他想著，如果把這些東西都寫進課本裡，同學們會如何理解呢。

黑色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顏色，意思是說，它常常遭到標籤。有光就有暗，黑色時常代表著對現狀況的反撥，哀悼，現實的影子，致命的補充。我有時覺得黑色根本的意思就是「相反」。黑色也醞釀恐懼，隱藏著不明的危險。

捱夜傷身，人人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今晚要早點睡」就跟「食完呢啖聽日唔食」一樣，是個天大的笑話。那為甚麼還要熬夜呢？

繼承著過往的自然書寫脈絡，吳明益的新書在這段楔子裡已經預示了他將進行的工作：自然—文學—夢。如果說這三項元素在過往作品裡都反覆出現過了，《苦雨之地》的自然書寫讓讀者更明確感受到動物的在場，牠們佔據了極其重要的敍事位置。

從川端的成名作，1927年出版的《伊豆的舞孃》到1972年逝世為止，他為世人留下了「如何閱讀日本之美」的一道窗口，瑞典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評語也圍繞著文學中的日本性，從血緣關係至古典日本美學等等，並認為川端「以敏銳觸覺、高超敍事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質」。這一切都可以從《伊豆的舞孃》開始追溯，這部作品後來無數次被翻拍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等等，第一次翻拍早在1933年已由五所平之助導演，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材料。而電影節發燒友（HK Cine Fan）舉辦的「虛無之愛．幽玄之美——川端康成文學映畫」活動，將於今年四、五月放映這部珍貴的電影。

我記得黃麗群寫過不喜歡出門，但沒想過到香港接受訪問時，還是會把場地拉到自己的房間。她說她今天應該不會離開旅館，如此堅決，我完全被這股不出門的決心所打動。出版了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的她，曾任媒體編輯，現為自由工作者。

這部作品所探討的議題其實香港人早已經麻木習慣：學童自殺、家庭暴力、基層困苦、意識形態分歧……甚至可以說是，看到生厭，誰會願意空暇時候還去分擔他人的痛苦？我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但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明媚如是》如何拆解、重組、上色、佈置這些「他人之痛苦」與「個人之體驗」，敲出外殼，擰緊每顆螺絲，讓香港的悲哀面目以小說呈現？

多年沒有出席台北書展的董啟章，今年終於帶同《愛妻》現身台北世貿，事緣此書榮獲2019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小說首獎，同獲此獎的有張貴興《野豬渡河》及駱以軍《匡超人》。書展舉辦連串講座宣傳得獎書本，其中《愛妻》一書亦為重點推薦，於2月16日就由聯經出版總編輯胡金倫主持，董啟章主講《愛妻》。

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羅貴祥教授長久以來關注香港經驗，尤其是現代化及亞洲論述等，都有在浸會大學裡開課講授；劉克襄則常於香港踏青，對香港郊野極為熟悉，於是寫成《四分之三的香港》，指出香港除了城市化外，仍有四分之三的面積是郊野。這次講座在紀州庵裡舉辦別有風味——紀州庵作為鬧市裡一座森林般的庭院，其實與講者們提及的香港鄉土概念，有不少可比對之處。那就是，在香港裡，城市與鄉土並非對立的，而是彷彿混為一體。

那是發聲的時代，是嘲笑與大規模攻擊的時代，如果你還記得「試問誰還未發聲」、還記得後來對於「今天我」的鄙棄，那也可視為一首歌壓倒另一首歌的時期。那也是網絡力量對於「左膠」的壓制，也是對於「沉默的多數」的一次輾壓，在雨傘以後，好像很少看見這兩組詞彙了。我不太理解，好像一切政治口號在事件淡出後都煙消雲散了，可能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吧。

古來敬神貴禮的國民，正是大變革到了忘卻一切舊禮數的程度才做到了明治維新，但我以為禮儀上應多少確立一些秩序。國民不該忘記與我國體有著很大關係的禮節。

但其實賞花成為國民活動並不是源遠流長的，賞花最初只是貴族之間流行的高雅活動，直到江戶時期德川吉宗將軍在位期間（1716-1745）鼓勵平民賞花，才開始了這個風潮。

我們成功報考了淫審處的審裁員，成立一個「淫褻文學」小組，讓村上春樹以外的漏網之魚全部繩之於法，看看會怎樣——絕對嚴格的淫審，對決，絕對自由的文學創作，現在開始。

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自2015年出版以來，多次再版，在香港不同書店都長期擺放在當眼位置，上架三年，為我們香港讀者拓闊了台灣當代小說的新視野。不是說過往台灣小說沒有拓闊過我們的眼界，往昔白先勇《台北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至於更晚近的李昂、邱妙津、駱以軍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台灣文學風景。而最近三年，吳明益的風潮吹來了。以《單車失竊記》作為一個切入台灣文學近況的例子，我覺得其實是個滿不錯的選擇。

如果把棟篤笑和文學結合在一起會生產出甚麼？先別下「棟篤笑就是文學」這類結論，這樣會使我很頭痛，因為這涉及要定義甚麼是文學或文學是甚麼，就好比要解釋一個笑話的意思是甚麼一樣，解釋過後笑話就涼掉了，不好笑了。所以請試想像看看：一個棟篤笑表演者走進第三世界的俱樂部，他五短身材，模樣滑稽，一上表演臺就仆倒了，然後驚惶地說自己搞錯場次了：我居然沒穿防彈衣就來到這裡——觀眾們被他連珠爆發般的笑話和肢體表演逗樂了，他接著開台下觀眾的玩笑：「你的髮型設計師以前是不是專門設計核子反應爐的？」、「他們有說明你們只是暖場觀眾，待會兒正牌的觀眾才要進場嗎？」觀眾大笑、吹口哨和發出噓聲，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他的表演裡，全神貫注。

我本來並不預期有Albert的出現。在莫斯科碰過軍人氣質的Nicolai、高傲冷峻的Vladimir、艷美婀娜的Natasha，忽然跑出來一個Albert，就似在毒草蔓藤的紫黑沼澤泥濘不堪的邊旁長出了一株卡通化的鮮綠四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