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一架單車抵達叢林——閱讀《單車失竊記》的方法

而我就那麼騎在車上，遠方的一切都在靠近，所有靠近的物事正在遠離。

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自2015年出版以來，多次再版，在香港不同書店都長期擺放在當眼位置，上架三年，為我們香港讀者拓闊了台灣當代小說的新視野。不是說過往台灣小說沒有拓闊過我們的眼界，往昔白先勇《台北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至於更晚近的李昂、邱妙津、駱以軍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台灣文學風景。而最近三年，吳明益的風潮吹來了。以《單車失竊記》作為一個切入台灣文學近況的例子，我覺得其實是個滿不錯的選擇。

在今年三月傳出《單車失竊記》入圍國際文學大獎「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之前，相信已有不少朋友在各種媒介得知，或閱讀過，或至少理解過這本書的故事。畢竟它通常放在書店裡相當顯眼的位置，設計和插圖這麼精緻，那時我尚在大學校園，文學院師生屢屢提起過這部作品。2016年的《字花》也為它開了一個專輯。但恕我直言，這部作品其實，對我來說是難讀的。不是因為吳明益的敘事手法複雜，而是它的歷史視野對於我們香港讀者而言，是陌生遙遠的日治時期台灣到國民黨戒嚴解嚴，再綿延至今，沒有相關歷史知識閱讀這部作品簡直是會咬牙切齒面目猙獰——所以究竟是誰在攻打誰，這些地方到底在哪，啊怎麼又跑出來一個外國人，原來是原住民——諸如此類。如果是這樣，為甚麼我仍會覺得這部作品是適宜理解台灣文學的入門鑰匙？就讓我從幾個角度來開始介紹吧。

從一條睡眠的航線開始

閱讀《單車》是從一部家族史敘事開始的，主人公「我」母親的家鄉、外公在日治時期台灣出生與老死、整個家族與單車的關係，都濃濃渲染著台灣的鄉土氣息。隨後作者刻劃了單車初部的系譜，為我們進補了關於單車的知識：那個一開始被米肖父子稱為「有踏板的快速的腳」（vélocipède à pédales），後來Pierre Lallement再改造成「bicycle」（混合拉丁文的「雙」〔bi〕與希臘文的「圓」〔kyklos〕）的詞，以及它所指涉的相關物事。那翔實的說書姿態相信也召喚出不少讀者對於踩單車時風馳電掣的記憶。隨後吳明益把我們帶到了書寫這部小說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單車》為何而寫。

（幸福牌文武車）

在《單車》的故事開始的部分，吳明益讓小說的敘事者提及過往的作品《睡眠的航線》，描寫一個台灣少年三郎到日本製造戰鬥機，戰後回到台灣娶妻生子，卻沒有對兒子說過往事。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分清作者吳明益和敘事者小說家「我」其實並非同一個人，但讓我們先懸置不處理這個複雜的結構，繼續看下去。多年以後，三郎傾盡畢生心血開在西門町中華商場的電器行在都市更新中被拆除，他也就此失蹤。在《單車》的故事裡講到，當《睡眠》出版之後，有讀者來信作者問道：主角父親三郎失蹤了，那他的腳踏車去哪裡了呢？作者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就寫下了《單車失竊記》。

《睡眠》一書使用大量的幻境與夢境書寫，為我們再現了台籍日本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及後代如何理解長輩在日治時期的生活。故事中「我」與父親三郎分別佔據兩條主要敘事線的主角，並交錯進行。換句話說，作者有時候寫年輕時的三郎參加戰爭，忽然跳到「我」飽受睡眠時間不規律之苦，又會跳到不同的視角去寫這個龐大複雜的故事，有一隻烏龜、觀音菩薩、兵工廠的一個士兵等等。這就是為甚麼王德威教授分析《單車》時會說這是一部「好看」（易讀）的小說——相比起前作，至少敘事角度都會鎖定在「我」的身上。

從《睡眠》到《單車》，吳明益追溯著相同的主題：戰爭。籠統來說儘管都是二次世界大戰，但書寫的重點卻放在不同的戰場上：《睡眠》中三郎在日本建造戰鬥機，戰後歸台就是他個人的記憶與遺忘之間的戰爭，直到最終和他的單車一同消失；《單車》則從那消失的單車入手，寫西門町的中華商場拆除後如何將《睡眠》一書寫成，也因尋找腳踏車和父親而結識不同的人，他們的故事互相交織成一個龐大複雜的歷史背景，將戰爭相關的記憶通通召喚出來，隨後，踩著單車駛過它們。

一場單車戰爭的複眼

《單車》的戰爭不再發生在日本本土，而將戰線拉到東亞去。留意我所說的本土二詞：故事仍然在日治時期的框架之下。作者為我們介紹了「銀輪部隊」，在馬來半島的戰爭裡，「要渡海打仗的話，運送大量的裝甲車和機動車輛是困難的，但自轉車相對來說就能帶上不少」，在叢林裡對抗敵軍。其中「最知名的一仗，就是日軍派山下奉文從馬來半島一路南下，在新加坡擊敗英印軍的一戰。」亦有在緬甸戰役之中，十三頭成為了戰爭機器的大象，牠們在戰爭中的威脅作用固不待言，吳明益更寫牠們戰時或戰後進入各地動物園的故事。《單車》引導我們的想像進入了戰時的叢林、台灣的鄉土等等地方，其中綿密的自然書寫結合了吳明益拿手的魔幻筆法，奠定了全書的基調。

其中貫穿了整部作品的就是單車所拉出的各場記憶之旅。在書名的「失竊」二字裡，我們可以把握到的概念是「追尋」。敘事者「我」由於父親和單車的失蹤，踏上了一條追尋遺失記憶、遺失物象的征途。這條征途由家族史開始，慢慢延伸到身邊人的記憶故事，隨即展開到了台灣的歷史敘事，原住民加入日本軍隊的昔日，臺北動物園在戰時的慘劇，都以隨著單車這一意象展開。就如書末所寫的：而我就那麼騎在車上，遠方的一切都在靠近，所有靠近的物事正在遠離。遠方的歷史正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如今的記憶正因敘事的展開而遠離。

（瑞士軍用腳踏車）

起初我說到，《單車》的難讀在於它的歷史離我們香港讀者相對遙遠（離戰後的台灣一代又何嘗不是），但王德威教授又說它「好看」的，那它的「好看」之處在哪？這裡我想拉出兩點來討論：其一是敘事手法，其二是多重歷史記憶的交融。剛說到《睡眠的航線》，如果比較兩本作品，《睡眠》的複調敘事才是真正的「難讀」，三郎、我、觀音菩薩、士兵等等都拉出了非常多元的敘事線，而《單車》都以我的尋找之途作為主軸。關於歷史向度的困難，則是吳明益的刻意為之了。

用吳明益另一部作品《複眼人》作為參照物，其中有一「複眼的男人」，他可以用神的目光去觀照萬物，卻無法介入，「他的眼睛跟我們的眼睛不太一樣，由無數的眼睛組合起來的複眼，像是雲、山、河流、雲雀和山羌的眼睛，組合而成的眼睛。我定神一看，每一顆眼睛裡彷彿都各有一個風景，而那些風景，組合成我從未見過的一幅更巨大的風景。」複眼所蘊涵的概念就是：多重視野，複數敘事，前後左右混合起來的視界，盡可能建構再現出所見之物。在《單車》裡，騎著單車的「我」，包羅萬有地記述關於單車所延伸出去的歷史之象，向我們呈現出那樣的視野。

一隻鐵馬走過歷史地圖

好了，最後我們回到最原初的話題，當我們去理解《單車》裡各式各樣失落的故事時，也情不自禁會問一個問題：當作家一再（以兩本書的篇幅）去逼近當時的歷史記憶，是不是就代表歷史如一場無法伸手攫取的暴雨，無盡流逝，必然要在事後用不斷補充的方法去書寫？而繼續書寫那時的故事，是不是就代表要一次又一次讓如今之人回顧當時之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的，當我們去回顧一段被壓抑遺忘的歷史時，文學有時是修復舊日記憶的工具，以美與流麗的方法去理解，過往曾有如此的故事發生過。

（吳明益字，〈鐵馬誌 Bike Note VII〉：文物修復，或任何一種修復的技術與過程。都仰賴每日不懈怠的身體勞動，因為那不是一種理論或言說，而是用知識經驗與技巧滲透到記憶裡去的專業。——義大利硬石修復學院 Gastone Tognaccini教授）

我以全書第一段的一句作結：「我會說，我母親是個新歷史主義者，在她的記憶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沒有轟炸珍珠港，她只記得鐵馬丟掉這等瑣事。」這固然是一種幽默打趣，但沿著全書的旅程去觀看，敘事者卻正正沿著一隻鐵馬的遺失，將一幅歷史地圖向我們徐徐展開。不只是台灣本土的人，更是我們，甚至Man Booker Prize的遠方讀者，那是因為，我們閱讀，我們渴望故事，意思是，渴求記得。遠方的記憶也是我們可以參照的素材，記憶從一輛失竊的單車開始，沿著山河，直抵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