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險情勢中甘居邊緣——哈金新作《湖台夜話》強調故鄉並不等於家園

書評 | by  沐羽 | 2021-02-18

「家是自己的,而家鄉則是祖先的。我們長大成人離開家鄉是為了在別處建立自己的家。」哈金的最新散文集《湖台夜話》以這段話歸納了全書的核心思想,也展開了關於家鄉與故土的深刻思考。哈金原名金雪飛,有人稱他為「旅美作家」,但其實他已在美國生活三十多年,落地生根,且從未回過中國大陸。他筆耕多年,以英文寫作並在波士頓大學教授文學。王德威曾說,選擇自我「流亡」到英文語境並迭有佳作的哈金,理所當然是個「英語語系作者」,但有鑒於他的中國背景與小說裡的中國題材,其實也可以被理解為「華語語系作家」。如此,他是華語語系文學研究裡一個極有思辨意義的例子。


由聯經出版的《湖台夜話》其實是聯合文學雜誌的專欄結集,與哈金過往的作品不同的是,這是他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裡,第一本全由華文寫就的文集。散文集中的思考可以連結到十年前哈金在萊斯大學的演講結集《在他鄉寫作》。當年他對聽眾說道,「無論我們向何處行進,都不可能完全擺脫我們的過去,更必須想像該如何以其中一部分用以安排自己的旅程。」十年過去,《湖台夜話》的思考更為深入尖銳,他寫道,「中國只是我們的原籍或老家,但很少有人以原籍來決定自己生活的質量和生命的意義。」


不被翻譯文學標籤所局限的《湖台夜話》


《湖台夜話》分為三個部分,哈金寫下了對於家園、文學以及小說的思索。當年在出版《在他鄉寫作》時,單德興指該書呈現了哈金除了在詩人與小說家之外罕為人知的批評家身分。而今次的新作,哈金進一步鞏固批評家身分,而且有別於以往用英語寫作的辛勞,此書的行文流暢自如。在討論使用英語寫作時,哈金曾經抱怨過「選擇英文寫作是我個人的悲劇,這主要是指寫作過程中的勞動量」。而這次的專欄結集,他在台北書展講座裡說:簡直是游刃有餘。


新書對於哈金的讀者,甚至是以華語語系理論研究他的學者來說其實是一條新的通道,一個全新且開闊的視野。從此書開始,哈金再也不是一個只以英語寫作且慢慢譯回華語世界的作家,關於翻譯理論、華語語系甚至中國性等等的研究與理解,都因此書迎來了一次更新。對於長年用英語寫作,哈金在書中寫下一篇〈你的讀者是誰?〉,其中分享了用英語寫作的訣竅:「我必須清楚『英語耳朵』能聽懂多少外來的語言成分,這樣我才能在行文中加入一些漢語的因素,好使自己的風格與眾不同。」


所謂的英語耳朵,就是哈金心中的英語語系的理想讀者,他想要以一種陌生化的、外來的華語語感來衝擊鬆動他們對於自己文字的理解。使用英語寫作,對他來說是時勢使然,也是歷史使然,從1989年因六四事件拒絕再回中國過後,哈金的筆耕就帶有一種明確的意識:要讓自己在英語文壇站穩腳根。而因為這樣,他的作品翻譯成華語時就帶有時差,甚至在中國屢次被禁,反而是在台灣出版後才慢慢反攻簡體字市場。在台北書展裡,他也說過,作家得知道自己想在哪個語言上建立身分。


這次的《湖台夜話》,終於不用歷經翻譯過程,而他的目標讀者就是華語閱讀圈的我們。這次,他終於不被翻譯文學的標籤所局限,以母語寫出關於在他鄉重建家園的重要性與當務之急,這裡完全呼應了他當年在知名小說《落地》裡的自序——我過去一直強調思鄉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情感,因為人應當面對已經造就的世界,必須往前走。


寫作以及家鄉,都是人為的幻覺


關於往前走,在新書裡推進的除了家的概念,還有文學的概念。哈金目睹家鄉已經面目全非,且滿是暴民,「一旦聚到一起感情就變得簡單粗糙,根本不需要對個人的言行負責」。對此,他實在不想回到所謂的故土,甚至反思了「落葉歸根」的意涵。在他看來,這只不過是當權者利用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語言遊戲,「我們都不是葉子,也看不見自己的腳下有根鬚伸展,但大家都這樣說,說著說著許多人就開始尋求歸根了。」由此可見,哈金用母語思考時對於語言遊戲與官方意識形態陷阱的知覺相當敏銳,而採用華語書寫時,也不用卡在翻譯讓流暢度減低的難關。


他亦在〈文學的結構〉裡提出了在美國多年來觀察到的文壇生態問題:文學是有等級的,而且這個等級是長期形成的,仍然根深柢固。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學其大部分是由非虛構類構成的,多是回憶錄與傳記,這種非虛構作品是文學的底層,是最低檔次的,這也是少數族裔文學不像主流文學那麼壯大的原因之一。哈金提出的概念在文學史上未必全盤通用,但這是他多年以來的觀察與心得,更是他著力書寫長篇小說的原因。從一開始,他就目標明確,要以長篇小說在美國文壇上成名。


在分享書寫概念時,他甚至提出了寫作需要一種幻覺,人應該學會騙自己,幻想這部書寫成了就可以成為偉大的作家,這種幻覺能源源不絕地給予人勇氣與動力。其實無論是家鄉的呼喚以及寫作的艱辛,對哈金來說,也許都是一種亟需穿越的幻覺。二十多年來他堅忍的筆耕在《湖台夜話》裡輕描淡寫地說來,卻是讓人讀得心驚膽顫,難以想像究竟花了多大的力氣,穿過了多少幻象,最後才繞回母語書寫這一關。哈金在翻譯《落地》時,曾說過譯文最多用了他花在英語原文上的百分之五的功夫。他常想像如果他用母語去寫,也許作品品質還會更好,但那只不過都是一些「想入非非」。化危為機,拒絕走輕鬆的路,這一切全都濃縮成《湖台夜話》的開篇標題 ,一切都淡然濃縮成四個字——甘居邊緣。


以自己能調動的語言特質戰鬥到底


在分析華語語系時,史書美曾指「離散有其終時,是堅信文化和政治實踐總是基於在地,所有人理應被給予一個成為當地人的機會」,其概要意思是離散中國人在移居幾代後,應擺脫其中國性,以當地人的身份過新生活。而王德威則強調花果飄零的概念,簡單來說是在外地的華語語系社群都作為中華文化的遺民、移民、夷民,「『後移民』在文字想像的本邦裏,能與其他華語語言社區,包括中國,作出互動。」在通過跟「根」的對話,在外面的「勢」才有更強大的生機與跟世界文學對話的可能。

在這兩組論述的對立爭辯仍然沒有任何定論的現在,哈金就成為了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他究竟可以被定義為甚麼語系的作家?首先是翻譯問題,哈金並非使用中文寫作,而是通過翻譯進入華文閱讀圈,卻又被定義為從中國出來的「旅美作家」。哈金亦沒有擺脫中國性,小說裡有大量的中國元素與傾向,但他已經成為了美國的「當地人」。他對於所謂的中國性反思且繼續前進,在《湖台夜話》裡甚至寫明「故國只是我的原籍,不是我的家園」。換言之,他拔除了花果飄零的「根」,把自己栽到他鄉去了。這次哈金以華語寫就的新書,必然可以在華語語系論戰當中引發新的思考,是件活絡刺激各種規條與定義的好事。


哈金在書中引述了納博科夫在《巴黎評論》的一段話,「我沒有一個自然的詞庫」,他的母語俄語已經不能用了,而他認為英語卻是相當僵硬且人工的東西。哈金在美國三十多年,想必不只一次在使用英文奮鬥時想及這個問題,甚至激進一點來看,就是德希達所說的,人在外地時「我只有一個語言,但這個語言不是我的」。回想到以書面語寫作的香港,我們在華文書寫裡佔一個特殊的位置,在殖民史當中既擺脫不了中國性,亦並非花果飄零的遺民夷民,而是卡在夾縫裡不斷進行思考的人們(我實在不願意稱粵語為方言)。


在面對嚴峻的情勢,面對暴政以及暴民,我們也許可以從哈金這學習到一種思考模式,他在使用英語時刻意加入漢語元素,為求讓自己的風格與眾不同,使人一眼就觀察到他的特殊性。而我們的策略也可如此,老話一句文學應該「把自己的母語說得如外語一樣」,但如果我們的母語本身就跟不同外語以及政權糾纏不清,在書寫的每一刻都如戰鬥一般,那我們就該用自己的母語,以「勢」去挑動「根」的神經,甚至從根(roots)出走到更多元自由的路徑(routes)去,向世界強調依然有一群特殊的人存在,並且頑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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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羽

《虛詞》編輯。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就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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