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動物帶我們重獲希望——讀吳明益《苦雨之地》

「沒關係。胖胖用戴著黑眼罩的眼睛看著我。我會到你夢裡。
於是我堅持不睡，寫下了六個故事。」

這是吳明益《苦雨之地》的楔子最後一段，胖胖是隻棕背伯勞，是台灣的留鳥之一。繼承著過往的自然書寫脈絡，吳明益的新書在這段楔子裡已經預示了他將進行的工作：自然—文學—夢。如果說這三項元素在過往作品裡都反覆出現過了，《苦雨之地》的自然書寫讓讀者更明確感受到動物的在場，牠們佔據了極其重要的敍事位置。在苦雨當中，蚯蚓翻動，鳥語交纏，神秘的台灣雲豹介乎在場與不在場之間，藍鰭鮪於大海深處似在非在，通通都引導了小說的發展。甚至可以說，牠們才是主角。

人也是動物，回歸自然時人原始的本能就會喚醒，從而學到與別人相處的嶄新方式，而那將會是美的。這是我讀《苦雨之地》得到的其中一項重要訊息。《苦雨之地》為短篇小說集，全書共有六篇，分為三個章節，故事兩兩相對。比如第一部分的兩篇〈黑夜、黑土與黑色的山〉和〈人如何學會語言〉中，有重複出現的角色，但兩篇的敍事線不甚交雜，只是角色碰巧活在相同宇宙裡。而全書各自開展的故事也以一種名為「雲端裂縫」的電腦病毒連結，統整成同一個世界觀。「吳明益Universe」。


在苦雨之下，讓動物帶領我們思考

李育霖在分析台灣自然書寫的《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裡寫及，自然書寫作為台灣文學脈絡裡的新興文類，「並非憑空發生，更與台灣在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息息相關。」而土地與鄉土這兩個概念又連結起來，使得自然書寫和台灣國族書寫的關係非常密切。其中，《苦雨之地》當中的「台灣」長期在場，全書第一篇〈黑夜、黑土與黑色的山〉裡的主角索非．邁耶在德國穆拉爾特長大，但她是個黃皮膚的侏儒孤兒，從小到大對自己的成長充滿不安與疑慮。故事發展到後來，才揭露她的養父多年前在台灣高山步道失足，對此地展生了特殊的感情，於是後來收養了來自台灣的索非。

又如〈恆久受孕的雌性〉一篇，來自南美洲的少年波希多以無動力帆船越過大洋來到臺灣，其後加入在地的環保團體。吳明益將敍事線圍繞著台灣，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提醒讀者這是一部台灣文學著作外，更多的是借助角色與台灣土地／海洋的互動，展示出讀者日常並未留神的，台灣生態之美。那種美不單是過往《複眼人》所警示的垃圾問題、《家裡水邊那麼近》的水文書寫，更著重是人與動物的交流，以人和動物的關係建構出台灣的獨特性。

「關於動物的思考，迫使我們重新認知人類與動物之間關係，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反省所謂人文的定義與界線乃至其概念的運作。」李育霖寫道，「動物問題質問的，不僅是人類主體的存在樣態與構成基礎，同時也蘊含了少數群體的權力運作與配置等相關問題。」意思是，人與動物的關係並非傳統所認為的「人具備動物所沒有的能力，所以人是人，動物只是動物」的概念，而是人與動物有其相緣性，但多數的人類壓迫著少數的動物，多數的人類也壓迫著少數的人類。如今對這一點作出反思，也許可以打開人類更多的可能性。

這套理論放到《苦雨之地》當中，也可以看出吳明益筆下的角色如何通過動物展開了不一樣的生命旅途。首先是前文提及的索非，由於她是黃種侏儒，在德國的求學過程中難免備受欺侮，她低頭過活，卻發現一直活在腳下的小動物。她對蚯蚓產生了特殊的興趣，直到研究所仍以蚯蚓作為研究對象。後來，她前往台灣挖掘蚯蚓，結識了另一篇小說裡的主角狄子。

狄子是〈人如何學會語言〉的主角，他自幼患有自閉症，卻對於鳥類的聲音非常敏感，他能憑聽覺辨認出所有鳥類，但這種天賦並未為他帶來好運，他的父親認為這個家庭無法維繫下去而決定離去。後來，狄子因母親離世的打擊，把自己關在家裡數個月，病毒入侵了耳朵而失去聽覺。唯一的能力失去過後，他去學習手語，在課程中結識的伙伴鼓勵他重拾過往的技能。於是他們共同創辦了手語賞鳥會，帶一眾聾啞人前往森林，共同探索自然之美，也詢問一個問題：「鳥的叫聲能不能用手語表示？」

被壓抑的不只是動物，更是「少數」，在小說裡呈現的少數有黃種侏儒的索菲、自閉聾啞的狄子，也有後來男友成為植物人的、妻子在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去世的各篇主角，他們都通過深入自然環境，找回了個人的目標。以小說的形式表達，則是結尾在先前鋪墊的哀傷裡提萃出希望，從高潮裡展開夢想。比如〈冰盾之森〉的結尾：「擁有記憶的人要用心打理失去記憶的人留下來的所有物事，這是命定。這次她要往前走，在冰盾上走，死也得死在接近他們的地方。這簡直太美。」


以小說翻動被壓抑的泥土

在《苦雨之地》裡，各個角色都帶著濃重的疏離感，那與吳明益過往小說裡主角散發的孤獨感是一致的。當小說的角色出現疏離感，敍事就會介入處理，這是小說的必然，也許是放大孤獨、嘲弄主角、抑或給予希望。《苦雨之地》會給予主角更重大的打擊（從自閉到聾啞），再以自然之美作出救贖，因此，可以將「自然」理解為小說的角色，它呈現的方法可能是高山大樹，也可能是先前提及的動物，它們把受壓抑的主角領回陽光底下，迎接希望。

在生態批評學說當中，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概念正是文學與文化在全球資本主義底下，提供認知、想像世界以及人類與世界的另類互動方式。跟自然相處的過程裡，人類的「同理心」得以跨物種展現，正如人類彼此也必須透過同理心互相理解。不再將自然與動物「他者化」，並且認知、尊重自然與物種之間的生命價值與權利，正是前文提及的人文主義問題。意思是，在看待動物時反思如何看待日常中受壓抑的人。

吳明益在學術著作《以書寫解放自然》裡曾表明，文學之於自然的特質與功能是處理「不可計量的價值」。用小說翻動受壓抑的自然，使逝者復活，讓讀者直視自然之美，在《苦雨之地》裡就在進行著這樣的工作，所壓抑的疏離人物通過自然來重獲希望，在失去至愛的打擊下，角色也通過自然得到啟悟。讀者在閱讀時，也被引領進大自然當中，反思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被壓抑的人類，被壓抑的自然，在台灣的地域裡發生，並在台灣的敍事裡輾轉找到希望。如果要將自然書寫與鄉土、國族敍事結合起來，那《苦雨之地》希望召喚的，顯然是讀者對於台灣土地／水文／動物的同理心，甚至是熱愛。在後記裡，吳明益寫道「我想藉由小說這種形式，去設想人跟環境關係的異動、人與物種之間的關係，去感受人做為一種生物的精神演化，特別是在我所生長的這個島國臺灣。」

作為受壓抑者的回歸，無論是動物，還是自然，還是台灣島國本身，吳明益以自然書寫的方法，「堅持不睡，寫下六個故事。」這篇短評主要聚焦在自然書寫的部分，而不作深入文本分析。其原因正是，大自然「不可估量的價值」本身，吳明益所探索的美，需要讀者自行探索，如同他在《蝶道》裡寫：「當肉體行走時，意識也在行走，書寫是凝止的符咒。行走是思維，文字是化石，唯有透過你的挖掘、撫觸與翻閱，一切才活轉過來。」

如若巫咒，只可意會，難以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