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禮貌和守秩序之外，你還記得日本民族的甚麼美德？

「若無美酒相伴，賞櫻何趣之有？」厭世自殺不是日本人性格中的氣質成分。「酒」這個詞的詞根Sak，恐怕與「櫻」——Sakura——出於同一詞根。而「幸」（Saki）、「榮」（Sakae）、「盛」（Sakari）等都出於同一詞根則肯定沒錯。櫻花綻滿枝頭的瞬間美麗，會令人聯想到繁榮昌盛和富貴榮華，由於是和飲酒時的心境愉悅屬於同一性質。

以上段落取自日本學者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此書1907年於東京出版，彼時是明治四十年，韓國當年淪為日本保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打響，尚是明治年間的變革期。此時，小說家們像是芥川龍之介15歲，川端康成8歲，太宰治還有兩年才出生。僅僅就在1907年到1911年間，《國民性十論》再版了八次，名副其實是一部暢銷大作，是芳賀矢一最有名的作品，甚至被東京朝日新聞介紹為「青年必讀之書、國民必讀之書」。

但是，《國民性十論》到了2018年才經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時隔111年才以中文版面世，我們很輕易就能從本文第一段裡看出當時的「國民性」並不是普遍的。這「國民性」具有著當時的民族主義宣傳色彩，因為如果「厭世自殺不是日本人性格」的話，那具有厭世傾向的芥川、川端、太宰治又算不算日本國民？即便在當時明治維新的時代，本書的內容又能否顯出日本人的共同特徵？假如是這樣，我們今日閱讀此書是為了甚麼，想要獲得甚麼資訊？

魯迅《狂人日記》從《國民性十論》獲得啟發？

《國民性十論》的譯者李冬木、房雪霏夫婦兩位教授皆於日本修讀博士，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他們發現了當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及周作人兄弟，都接觸過芳賀矢一的這部作品。在全書附錄的〈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裡，李冬木就考據到當年《國民性十論》出版時，魯迅已經是留學五年半的留學生了。而當魯迅在「獨逸語專修學校」修學時，芳賀矢一就是該校的「國語」教學外聘兼課教師。另外在周作人的日記裡，也寫到閱讀此書的記錄，他甚至把這本書帶回北京與同濟開讀書會討論。因此，李冬木從這些證據出發，深入考察周氏兄弟受《國民性十論》的影響。並因此之故，數年後將此書翻譯成中文，把百年前的日本思潮帶到我們眼前，讓我們用東亞文化史的脈絡，理解當年周氏兄弟所吸收的養份。而《國民性十論》就是當年他們閱讀的名著之一。

微妙的是，在魯迅的自創文本中，其實沒有出現過芳賀矢一的名字，甚至沒有相關記載。李冬木教授推斷出此書和魯迅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從《狂人日記》來入手，這篇寫禮教吃人、愚昧群眾的作品，李冬木從《國民性十論》第十章〈溫和寬恕〉裡的內容來作出聯想，指魯迅在日本重新審視中國的「國民性」，並有所感悟寫下了《狂人日記》。而在周作人處卻是相反，他大篇幅書寫自己的購書日期、讀書紀錄甚至帶回北京。他舉辦讀書會、甚至在講座發表時也常常引用本書的「國民性」觀點。「國民性」一詞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十年（1894-1904）中開始使用並且「定型」，日本兩戰兩勝，奠定了亞洲現代化強國的地位，除了引起西方國家重視外，更為國內捲起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彼時，《代表的日本人》、《武士道》、《茶之書》等著作紛紛出版，對外對內宣稱日本人的國民性為何，而《國民性十論》更是當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顯出其時日本人對自身的民族性有何等程度的重視。李冬木推斷，周氏兄弟有可能借用此書的框架，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國建構五四當時獨有的批判性國民性論述（魯迅尤為尖銳）。而其中《狂人日記》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國民性十論》共有十章，分別是：一、忠君愛國；二、崇祖先，尊家名；三、講現實，重實際；四、愛草木，喜自然；五、樂天灑脫；六、淡泊瀟灑；七、纖麗纖巧；八、清凈潔白；九、禮節禮法；十、溫和寬恕。單看標題，也與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從最刻版印象概念去掌握的「日本民族」不算完全符合，比方說樂天灑脫或淡泊瀟灑等等。但禮節禮法卻是今日常被提起的觀點，不管是讓我們這些外來者印象深刻的「恥感文化」、「秩序至上」，還是連日本人本身也常在twitter裡訴自己受到的禮法之苦，日本職場就是真正的「禮教吃人」了。「國民性」作為一種民族主義建構工程，假如我們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去理解的話，也許會比較清晰。

以我們的民族，去嘲弄外來之神吧

在《想像的共同體》裡，安德森為民族下了一個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於是，安德森開始去探究人是如何去想像自己的民族的。有些民族去想像一個共同的文化根源，也有的訴諸共同語言，甚至由過去的戰爭去想像自己民族如何備受壓迫，不一而足。在《國民性十論》的每個章節標題中，可看到芳賀矢一也在進行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例如他列出了好些日本歷史或文學所記載的美德，〈清淨潔白〉與〈禮節禮法〉兩章就是當中代表。然而，由於本書的出版時間處於明治時期，可以預想的是本書的民族建構方法並不全然是追本溯源，而是混合著現代化浪潮，試圖建構出一種新的日本民族。

在〈禮節禮法〉一章裡芳賀矢一寫道：中古時代的物語類書藉完全淹沒在敬語修辭中，如果日本文學鼻祖《源氏物語》去掉了那些敬語，其容量將會減少一半。又舉台本集《狂言記》（1660）為例，作品裡寫許多出醜作為笑料，而這些笑料大多數都是由於不諳禮節、不懂規矩才導致而成的。芳賀矢一舉了大量禮教的例子為例，有褒有貶，卻在最末寫道：古來敬神貴禮的國民，正是大變革到了忘卻一切舊禮數的程度才做到了明治維新，但我以為禮儀上應多少確立一些秩序。國民不該忘記與我國體有著很大關係的禮節。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將日本的國民性作出詳盡舉例後，比對到「現代化」／「西化」過程的明治維新，並提出在創新時不能忘記的是守著傳統，不能讓日本文化在全盤西化的浪潮裡淹沒不見。而所守的傳統，就是禮教。此外，對於西化其實芳賀矢一是帶著批判觀點的，比如說談到神祉，他寫日本人不會將自身祖先之神作為笑料，但外國借來的，哪怕是佛，都會無所顧忌的加以嘲弄。在這裡不難聯想到同一時期的芥川龍之介寫〈地獄變〉（1918）、〈南京的基督〉（1920），都嘲弄外來宗教與揭示它們的黑暗面向。

《國民性十論》讓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民族自我發掘、系統書寫自身的民族性的作品，其中十個章節如今看起來或許過時，是現代時期的舊論點，日本人的「國民性」已經一變再變，也如安德森所講的：共同體走向逐步分裂及多元化的過程。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建構民族的方法、如何影響鄰近地方的民族建構、甚至比對二戰以後的日本，尚可以和此書的哪些面向作出連結，又有哪些傳統已經散迭或改變。而李冬木、房雪霏兩位教授翻譯此書，正是想讓更多人把視野放回111年前，去看去理解周氏兄弟如何受到此書影響，回中國後又如何借用此書給他們的思想資源和衝擊，協助他們建構想像的中國民族。李氏夫婦研究所揭示的是一種影響互滲、邊界難以劃清的民族認知，弔詭地與當下政權的民族主義進程產生分歧。就如《國民性十論》裡揭示日本人的「支那性」一樣，中國的現代化參考日本民族性，就是民族難以劃界，難以完全排他的顯現。

儘管李冬木的論點尚待商榷，他發表的論文也在中國學界也掀起了〈狂人日記〉有否受《國民性十論》影響的討論浪潮，比如新左派學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就取態強烈地指出「中國有那樣多的常見書中敘述、記載著人吃人的事情。將這些懸置不顧，認定1907年出版的日本人的《國民性十論》才是鲁迅獲取中國人吃人信息的來源，這能說得過去嗎？」此外還有大量對於李冬木教授此文展開的學術討論，如是他們夫婦二人才於今年出版了《國民性十論》，為中文學界帶來這部歷史著作，為自己的論點站台。也許對於我們一般大眾而言，周氏兄弟的部分並不是我們切身關注的議題，可能是遙遠在中國學院裡發生的一段插曲而已。但我們處於一個政治形勢風高浪急的香港，一個民族意識空前高漲的城市，至少我們可以得以看見一份歷史文本，得知一場現代化浪潮裡，111年前的日本民族如何防守反擊，鑑古知今，用寫書與紀錄去建構民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