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柏璣傳來小說，以第二人稱視角，書寫「你」在乘坐小巴時勾起種種回憶。從屋邨前往市中心途中，接獲推銷電話，期待瞬間落空。固定路線勾起童年記憶、母親偷渡來港的謹慎教誨，以及對政治事件、舊日網吧與電子遊戲的深沉懷舊，繼而感到自己逐暫疏離，無孔不入的監控陰影讓「你」陷入偏執恐懼，對昔日記憶亦漸生迷惘與羞愧。

盤柳儂傳來散文，以新加坡作家周凱莉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沒有雪》為引，指出東亞社會的「成熟敘事」，讓功績社會與父權結構將「成熟」等同於對世俗權力的追逐與情感壓抑，迫使個體走向異化與集體的「精神流亡」。盤柳儂援引韓炳哲、戴錦華等人的觀點，指出男性在圓桌權力遊戲中的情感壓抑與對「青春化」女性的補償迷戀，揭示此敘事如何鞏固性別枷鎖、窒息創造力。

鄧小樺一向喜歡農曆新年期間泡在電影院，但今年兩部賀歲片《夜王》與《金多寶》都打破她對以往賀歲片「胡鬧趕製」的刻板印象，認為憑藉高水準製作、用心經營以及香港集體情懷，成為觀眾入場的沉穩保證。鄧小樺認為《夜王》透過尖東歡場的生存戰，重現港人靈活拼搏的「職人精神」與底層翻身的韌性；而小本製作《金多寶》則跳出導演翁子光以往風格，以屋邨日常和罕見的直白溫情打動人心，並暗藏對港產片的深情致敬。

讀詩三首。王兆基傳來〈肥蟲紀〉一詩，以輕鬆幽默描繪詩友「肥蟲」的聒噪，藉此捕捉生命中那種噴薄而出、不加掩飾的能量；王培智的〈禁果〉藉伊朗政局隱喻極權下的信仰掙扎，將仁愛化作禁果，期待淚水後的收割；陳唸雲〈自由放射〉一詩透過冷冽的機械意象，隱喻現代文明中個體精神的崩解，為一剎的失控的瞬間才能感受可貴的自由。

香港詩人李毓寒最近出版了其首本詩集《緘默與沸騰》，邀來《聲韻詩刊》主編、詩人兼譯者的宋子江為其作序。序中，宋子江認為書名精準隱喻了香港城市生活與個人情感間「沉默」與「喧囂」的雙重張力。詩集最顯著的特色之一是對詩歌語言的信與疑，李毓寒透過科技熵增、漂泊身份、日常飲食及公共事件入詩，以獨特意象對抗遺忘與平庸。宋子江指出李毓寒始終把詩歌語言視為一種有限的努力，在緘默中積蓄能量，沸騰中綻放微光，成為香港精神的鏡像與抗辯。

讀詩三首。徐竟勛傳來〈染指〉一詩，借藍染與藍曬顯影的意象，轉化為情感的滲透與記憶的顯影，在幽微燈火中顯影情感的離合與烙印；無焰的〈對〉以回應大埔火災後的會議，用目光構建出雙方決絕的對峙，展現災民不滿的情緒；曾靜雅在〈水循環〉中，藉刮鱗、洗衣等日常水聲道出情感的壓抑，當生活的漩渦演變成精神的風暴，縱使竭力瞞騙自己，內心終將迎來無聲的海嘯。

隨著AI融入大眾生活，有人向它尋求建議，有人則賦予它人格以排遣寂寥。近期，日本岡山縣一名32歲的女性上班族加野（化名），與她在ChatGPT上創建的人格「克勞斯」舉辦婚禮，結為連理。加野選擇與AI共度餘生並非一時衝動。她坦言自己因患病而無法生育，在傳統婚姻中往往成為壓力來源，「但與克勞斯在一起，我無需面對繁衍後代的社會期待，從而感到釋懷。」

匈牙利小說家、劇作家拉斯洛獲2025諾貝爾文學獎後，廖偉棠認為拉斯洛為繼略薩之後久違的「文豪級」大師，亦是「卡夫卡的最佳繼承者」，其獲獎實至名歸。廖偉棠指出，拉斯洛的作品以「卡夫卡式」的荒誕、黑色幽默與末日景象，呈現本世紀的歐洲精神危機。其中《仁慈的關係》探討二戰集中營記憶與人性麻木；《反抗的憂鬱》則刻畫崩潰邊緣的社會與庸眾狂歡。拉斯洛視苦澀為靈感來源，預言黑暗時代需更多力量，其作品戳破文明僞善，提供反人類視角的贖罪機會。

楊焯雋傳來小說，書寫一場地震撼台灣，震央附近的「他」看似無恙，卻在餘震中迷失。遠離災區的「你」，與「他」共同準備二二八事件報告，卻發現「他」因「地震尚未結束」而未作任何準備。「他」提及聽不見的地鳴與餘震，甚至開啟直播，捕捉水杯中隱形的顫抖，只為證明地震尚未結束。

余永曇傳來〈佛洛依德愛上林夕〉詞評，指出詞人周耀輝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為靈感，借同為三大詞人之一「林夕」的名字隱喻夢境，以探索潛意識中的慾望與恐懼。余永曇表示〈佛〉的歌詞通過三段夢境描寫，呈現天馬行空的意象，如金螞蟻、噴泉瀑布與無分針的時鐘，隱晦表達主人公內心深層的掙扎與渴望。而副歌中道出人們需要的並非解夢者的分析，而是傾聽者的陪伴。當我們在傾訴夢境的過程中完成自我覺察，捅破潛意識和意識之間的浮冰。

教育家馮以浤出版新書《春風舊雨——回歸前香港教育論說長短篇》，由陳煒舜負責編纂。在序言中，陳煒舜指出，馮先生投身教育事業三十多年間，親身經歷了中文大學成立、小學入學試廢除、九年免費教育開展等香港教育關鍵事件。本書收錄馮先生於1974至1994年間撰寫的71篇教育論述，既涵蓋精闢深刻、發人深省的專業論文，亦包括貼近生活、輕鬆有趣的報刊文字。陳煒舜分享，以《春風舊雨》為主標題，既增添文藝性的形象思維，且彰顯與《春華秋實》的姊妹篇關係。馮先生的教育經歷與香港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使《春風舊雨》超越枯燥的教育史料，而呈現一位教育家的生命軌跡——戰後數十年間的香港風貌與風情，由此生動重現於讀者眼前。

夢境相信大家並不陌生，雖然做夢的時候看似真實，但一旦醒來在腦中只會殘留部分片，其更縈繞心頭，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心理學家都對其著迷。近日，位於英國最古老的精神病院內的Bethlem Museum of the Mind將以夢境為主題，於下個月舉辦「Between Sleeping and Waking: Hospital Dreams and Visions」展覽。展覽將展出多位藝術家探討夢與惡夢的畫作，其中部分藝術家曾在Bethlem Hospital及Maudsley Hospital接受治療。

佘潁欣傳來小說。在一個共情被奉為至寶的學校，「我」因對同學敏敏自殺的冷漠而成為眾人眼中的異類，被其他人指責無視敏敏的求救。當班上模範生小愛以完美的共情姿態接替敏敏的地位，「我」開始質疑這一切，而當中所謂的「共情法寶」竟是一款淺黃色的禁藥，能讓人偽裝出完美的共情能力，卻暗藏著致命代價。

陳巧蓉傳來小說，書寫「我」因抑鬱症的關係而覺得活著十分痛苦，正當準備告別世界時，奶奶病危的消息打斷了「我」的計畫。在醫院，奶奶以梔子花比喻生命的價值，啟發「我」反思存在的意義。進入精神病院後，「我」在孤獨與哲學的碰撞中，試圖尋找答案：活著究竟為了什麼？從絕望到掙扎，「我」觀察身邊的人，感受日常的微光——陽光、花香、流浪狗的尾巴。奶奶去世後，梔子花盛開的花園成為「我」的寄託，開始期待生命中的小確幸。

令菱傳來散文一篇，認為軀體是脆弱的器皿，其他人說皮膚是肉色的，但在「我」眼裏卻一直都是血色的。直至有一次小腿又出現傷口，「我」突發奇想，甚麼都不做，只靜望著傷口任由血不斷再流，抹去血跡後又再擠壓傷口，重複幾次後才停止。自始「我」便愛上了破皮，對血液與傷口有著奇特迷戀。這種行為映照出「我」內心的孤獨與掙扎，血液不單單為液體，而成為自我表達的出口，每一次都模糊了肉體與精神的界限。

近年「取消文化」浪潮直捲全球，猶利安・尼達諾姆林撰寫的《取消文化：從啟蒙的興起到網路公審，失控的言論自由如何成為當代民主與政治上的困境？》新書中則詳盡討論此議題。黃哲翰為此撰寫導讀，指出「取消文化」源於美國，旨在抵制歧視言論，但常因缺乏公開辯論而演變為教條化的社會懲罰。他認為作者尼達諾姆林從人文主義視角批判其去中心化審查傾向，強調啟蒙精神與公共辯論的重要性，認為民主社會應以此應對危機，而非依賴情緒驅動的抵制。

佘潁欣傳來以「病」為主題的散文，書寫她一年前決定轉科，但被學系助理阻攔，要求她提供「強烈理由」才能退修，如呈交醫療文件證明自己因病無法學習。佘潁欣對此感到不解，為何要證明自己「有病」，才算是一個「強烈」的退修理由。縱使她明白此程序是工作所需，但又有誰會理解她呢？

洪綺蔓傳來小說，寫香港貴為東方之珠，一旦近看就會看到香港只不過是「白卡之城」。「我」為求生計，於淘大花園過於規矩化的日式餐館工作，不論在上班途中、工作期間、回家路程都看到不同「白卡」人士。「我」看著電視上那五光十色的旅遊廣告，與工作發生過的事，相互映照出香港社會的疏離與無奈現實。

黎柏璣傳來短篇小說。小說中「我」與一個神秘男子見面，那個男人聲稱要「吃掉我的臉」，卻在關鍵時刻退縮。當「我」向治療師提到此經歷時，他表示想臉被吃掉代表「我」有很強烈的羞辱感。這是對羞辱經驗的過度補償。當「我」走出大廈時突然被一名陌生男子捉住，強行要「吃掉我的臉」。突然間「我」便昏倒過去送往醫院。從此，「我」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逐漸走向失控的跡象。

音樂能夠觸動人心，但許多音樂創作者卻走上了自殺的絕路。英美最新研究揭示，音樂家職業自殺風險極高，情況令人擔憂。研究表示音樂家承受著巨大的職業及心理壓力，繼而引致他們使用藥物解精神問題，推高他們的自殺風險。因此，研究人員呼籲音樂公司應正視此現象，並呼籲採用「零自殺」（Zero - Suicide）政策，以減低音樂家自殺風險。

DFI集團旗下的7-Eleven便利店近月傳出會陸續取消店內的雜誌架，不再售賣雜誌。近年來香港多間紙媒相繼停刊，包括經濟日報集團旗下、有23年歷史的科技生活雜誌《e-zone》，已在2021年12月20日停印紙本；創刊18年主打旅遊消費資訊的《U Magazine》，也在2023年8月31日停刊；創刊15年，主題多與時下與文化、社會議題與關的《Breakazine》也將於將於2025年4月之後停止出版。香港的實體紙本雜誌曾在八九十年代有過風光、興旺的年代。然而，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大眾的媒體消費習慣出現極大程度的改變，紙本實體雜誌的獨特性越來越受到挑戰。這並非一時一地的現況或處境，而是全球傳統紙媒共同面對的困境與難題。而在這個處境下，如何「轉型」成為紙媒存活的關鍵所在。

盧嘉傑傳來《破・地獄》的影評。他以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三個層面解析破地獄，指出破·地獄》的郭家三人分別對應三個人格，將其放諸家庭的關係，由於三人的關係在父權、重男輕女的家庭關係下發展，遂三人互相拉扯、角力，家人之間產生矛盾，導致原生家庭成為他們各自的地獄。郭志斌代表的是本我，遵循享樂原則；郭文玥代表自我，遵循現實原則，盡其所能地調節本我的慾望、超我的嚴格要求，以及現實中所能提供的有限可能；郭文則代表超我，他的行為由道德原則支配，同時是父親形象的符號，亦可以從種種細節見到他對原則的執著。

《病有我》是一個關於精神病、情緒病的展覽，楊秀卓說，他不是研究精神病是甚麼、該怎樣去面對精神病，而是說香港和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隱藏的時代精神面貌。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恐慌之後，楊秀卓隱約感受到香港人多了一種憂患意識。2004年，他在《明周》上看到一則關於抑鬱症的報導，他把報導剪下來，自此他只要在報紙上看到抑鬱症、躁鬱症都會剪下來收藏，20年間儲了厚厚一疊。《病有我》展覽本身便是一整件作品，楊秀卓和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一起把五道大牆髹黑，楊秀卓再以白色、灰色顏料在黑牆上繪畫、寫字。參與這個展覽的學生都很投入，每天放學準時出現，有時髹到晚上六七時才離開。陳上城說，「所以我想，這會否是另一層面的希望？剛才提到的光，其實是盛載在活生生的人裡，而不是畫」。

在當代心理學的主流氛圍中，佛洛伊德思想似乎更顯得格格不入。今天的心理學教科書中，佛洛伊德的理論往往被簡略提及，僅作為心理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這樣一個強調生物決定論、速效、可量化和技術導向的時代，佛洛伊德那種深入探索個人歷史、重視主觀經驗、需要長期投入的方法，看起來就像是一種奢侈，甚至是一種過時的做法。然而，就在佛洛伊德思想看似即將被現代科學徹底淘汰的時刻，一股逆流悄然興起。這股逆流不是來自心理學界的保守派，而是來自神經科學的前沿：南非裔神經心理學家馬克・索姆斯等研究者所開拓的神經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領域。神經科學的飛速發展讓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並驗證佛洛伊德思想，在這個新的轉折時刻中，索姆斯的研究工作不僅橋接了佛洛伊德思想和現代神經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如何用最新的科學工具來重新檢視和發展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洞見。

穆純傳來Yorgos Lanthimos導演《憐憫的種類》的影評，從憐憫的性質始論，指出電影中表現的，角色與角色之間掛勾着施與受的機制，既明明白白的不對等，又確確實實地不自由，不單只受方不自由，施方亦不自由，而互相依賴、享受、安定在這個遠離自由的機制中。他繼而用精神分析家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機制，解析《憐憫的種類》內神經質的人。「正常人」的觀眾看上去，就像看一齣精神病記錄片，但導演就是要觀眾反思，我們所謂的正常人，其實和神經質者別無二致。他認為，電影中的角色並不是劇情開初就已經逃避自由，他們只是把自由、自我用在非積極層面，導致服應權威、丈夫、宗教，但仍然是有自我，真正逃避自由、渴求憐憫是在劇情轉折從安全感中脫離之後。

張理晨傳來韓國導演朴贊郁《賽博格之戀》的影評，該片以精神病院為場景，也以精神病患為角色，精準刻劃出韓國社會的病態特徵對人的壓迫。她認為這些病徵的出現不只相互牽連，在2024年看來，仍深具洞見，並深切呼應著東亞社會的現況。張理晨透過分析電影中的精神病患凸顯出社會的五個病態特質，並在受存在問題困擾的男主角奕順和女主角詠君身上，探討在虛無主義瀰漫的當代社會，人們如何面對虛無、存在的理由為何、人類存在的價值為何此三個問題。

馬田 · 史高西斯是美國著名電影導演、監製、編劇和電影歷史學家。曾執導過多部里程碑電影，例如《窮街陋巷》（1973年）、《的士司機》（1976年）、《蠻牛》（1980年）、《喜劇之王》、《盜亦有道》（1990年）和《賭城風雲》（1995年）等等。他曾在《帝國雜誌》的採訪中提到，比起他一生所了解和熱愛的那些電影，他覺得漫威電影不是電影。他認為，電影是關於啟示的——美學、情感和精神上的啟示。它是關於人物的——人的複雜性和他們矛盾的、有時是悖謬的本質，他們可以彼此傷害、彼此相愛、突然面對自己的方式。他說自己既是電影創作人，也是電影的學生。虛詞編輯部整理了他所提及的125套心水電影，一同從這些經典之作中感受他對電影世界的理解。內文附完整片單。

戴望舒抵港的八十多年後，在新設的中西區文學徑，及中央圖書館的展覽中，重新呼喚其「林泉居士」之名，卻誤列「林泉居」的地址和原貌，成為香港文學界的關注點。

臺灣彩虹平權大平台主辦的第二屆Q POWER Awards以放膽追尋為主題，蒐羅各界多元性別為題的作品。早前香港作家盧妤的《蓉蓉》及逆彌的《蓋層記》入圍首次設立的「Q Literature文字創作獎」決選，而主辦於上周（24日）暨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五週年舉行頒獎典禮，公佈盧妤的小說《蓉蓉》脫穎而出獲得獎項。

西方的現代主義小說先驅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轉眼已逝世百年，幸得他的好友布羅德 （Max Brod） 沒有如實遵從他的遺囑，把所有作品全數焚毀，我們才沒有錯過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這位「弱的天才」去世後才受到世人矚目，相信他本人也沒料到自己的頹廢美影響至遙遠的中國，一句「我無法朝著未來前進， 卻能面對未來，裹足不前。我最擅長的事，就是一蹶不振」荼毒不少青年，成為「躺平主義」的楷模。

口碑載道的《九龍城寨之圍城》，上映首周單在香港的票房已逾2500萬。相信接下來的成績將會如電影裡的「城寨四小強」般愈戰愈勇。而除了林峯、劉俊謙、胡子彤，及張文傑，這四位中生代演員拳拳到肉的精彩演出外，還有一位「超齡新人」粉墨登場讓大家都喜出望外；他就是先刀劈任賢齊，後血戰洪金寶，我們熟悉的武者作家喬靖夫！「能夠參與這部戲的演出，可以說是終於圓滿了我對武俠功夫文化幾十年來的夢。」不過最令喬靖夫感到興奮的是，看著老中青三代武打演員的落力演出，他不只見證了港產武打片的傳承，還看見中興的可能，「至少這部電影證明了武打片那雄健的底子其實從未消失！」

浪人劇場回溯喬治．奧威爾文學世界的創作原點，根據他首本長篇小說《緬甸歲月》（1943年）的原型改編成同名舞台劇，繼2022年首演後，再次於本年四月登上文化中心劇場，引領觀眾一探他所緬述的精神故鄉。石啟峰看見劇作藉著援引薩依德對東方主義的定義，揭示了歐亞之間的不對稱關係，還呈現了緬甸社會中更多二元對立的權力結構。他慶幸，還能夠在劇場裡看到如《緬甸歲月》般真誠的作品，讓觀眾細思社會與個人的話語權，而不陷落迎合政治主旋律的俗套之中。

去年電影《年少日記》，借學童自殺問題一再戳中社會的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引起公眾關注學生情緒問題。遺憾的是，學童自殺輕生情況愈趨嚴峻，教育局尚未予以適當的處理，對學童的心理狀況亦未有足夠研究。適逢DSE開考在即，編輯部邀請到陳志堅及曾繁裕兩位教育界作家，讓我們了解問題的普遍性，以至應對考試壓力的經驗和方法。教育界以外，也訪問到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的創辦人林詩詠（細C），從社福界角度透視現時制度的缺口，以較近的距離認識學生的心理面向，藉此說起情緒健康的重要性。在這個時代，新一代的成長至為關鍵，讓我們好好裝備自己，以同行者的姿態作陪伴，適時給予他人情緒支援，聆聽更多，讓學生表達自身，而不是說教、隨便拋下一句「加油」 作罷。在這吃人的教育制度下，救救孩子。

時值黃昏。和同事A行駛在北上的高速公路，烏鴉漫天飛旋，鴉叫如潮泛湧入車廂。擋風鏡前的視野過於擁擠，盡是黑黝黝色塊，彷彿再闖入一只鴉，整座州界收費站就會因無法承重而崩塌。

Taylor Swift是當今音樂產業強大的女性主義符號。在她巨大的成就下，無論是媒體還是她的音樂愛好者，都開始頻繁運用女性主義的話語來解釋她的音樂以及其成功的意義。而事實上，無論是歌曲內容、商業話語、職業策略，以至粉絲們之間的話題，Taylor的出現確實響應了當代女權主義者的心理與平權需求。所以在這個「藝術三月」，Taylor雖然沒能來港演出，但我們不妨一邊免費食著軟雪糕，一邊看看她如何在這個性別處境仍舊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資深出版人、曾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的陳萬雄博士，在其求學生涯中，影響最深的是農圃道新亞書院四年的學習生活。《新亞問學記》是作者在不同時期撰寫的關於母校香港新亞書院的文章結集，上篇「承教與問學」，是記述新亞求學時期有緣親炙受教的幾位老師；下篇「新亞生活與新亞精神」，總結出他從四年的求學生活中，體驗到的新亞學風和新亞精神。

邱炯炯的電影一直關注歷史中的邊緣小人物，或以極簡的黑白影像，或極繁的舞台、行為藝術、繪畫交織而成的影像語言，描繪人物及所處身世界的「有趣」之處。丁珍珍評《椒麻堂會》，認為電影展現了一種相當強悍的專屬小丑的精神力量。

BDSM是一種施虐與受虐的性愛模式：綑綁（Bondage）、調教（Discipline）、虐待（Sadism）、被虐（Masochism），當中Sadism一詞其實來自SM之父薩德侯爵的名字。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胡海輝最近翻譯美國編劇道格．懷特（Doug Wright）的劇本《撒旦狂筆》，搬上香港舞台，重演薩德侯爵（所身處的時代）有多「狂」。

屎尿橫流，但道在便溺。以原始的食慾、市井的粵語，甚至「低俗」的糞便，呈現抵死貼地的藝術，介紹返，呢個係歐陽應霽「Sik6 Zyu6 Soeng5 食住上」漫畫展。 撕下過往「飲食文化研究」之高雅標籤，結合食物、漫畫同粵語，朝不分雅俗之路「食住上」，歐陽應霽自嘲，「好多朋友話我癲咗」，但他偏樂於回歸本我。「將飲食抬高到文化，只會離一般人越來越遠。食本來係人類共通嘅原始慾望，我哋喺進食過程入面，有時壓抑，有時放縱，人性入面嘅貪婪、搶奪、色情、是非顛倒，共冶一爐。呢一次，我都想將我粗俗、蠱惑嗰一面俾其他人睇。」所以這個畫展他返璞歸真，放手實驗，以36句「食」字有關的廣東話俚語，生成一條不雅粗俗，卻激盪生命力的人間道。

Sam說他出外收書很少問客人原因，但從他收書的規模中，他感受到移民潮漲得有多高。「因為很多人是全屋的書都不要，甚至會問我要不要把書櫃也收了。真的很多，一個月最少一兩單，每次收書都有六七袋紅白藍膠袋，有時多起上來有三四十袋，以前很少這樣的。」人走了，書也搬家，都去了像精神書局這樣的二手書店，在書海中等待有緣人。

樊善標為張婉雯新作《參差杪》撰序，也探討了張婉雯在小說創作和散文上呈現的兩種面貌。畢竟，小說無論怎樣寫實，在虛構這文類契約的作用下，也只是現實世界的平行宇宙。散文卻像一幢房子，總坐落於某處，有一個地址。

鄧正健雖沒有親身的戰爭記憶，但聽過、讀過不少。兩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改變了人們逃避戰爭的模式：防空洞終於被發明了。空軍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戰爭模式，陸軍未到，空軍先至，空襲既成了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戰術，也構成了平民對戰爭恐懼的原始記憶。美國畫家洛克威爾有一幅名為《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作品，畫中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正為睡得正香的一對孩子蓋被，父親則拿著報紙站在一旁。此畫產生一顯一隱兩重意涵：顯是在沒有戰爭的美國國土上，孩子尚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畫裡沒繪出來的倫敦孩子，這種自由則被戰爭剝奪了。

疫情之下，戲院禁閉，新年沒有賀歲片，王晶新版《倚天屠龍記》也是選擇。有影評人對其批評得體無完膚，江俊豪則與讀者從賀歲片的角度看此戲，全明星陣容、熱熱鬧鬧、皆大歡喜。

精神病，如今已普遍被現代社會接受是一種醫學上的病症，但直到百多年之前，都仍然與社會忌諱扯上關係，以病之名，引伸到宗教迷信、巫術與邪異之說。在那個誤診、歧視和社會忌諱仍然普遍的瘋人院年代裡，卻孕育出許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神奇畫家。譬如畫出《吶喊》的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抬頭看見不一樣星夜的文森梵高（Vincent Van Gogh），以及深深墮進了迷幻貓世界的路易斯韋恩（Louis Wain）。

江記今次要談的本土製作動漫，是智海的《The Writer and Her Story》，據說它是本土文藝漫畫界中的傳奇。不斷重複的敘事風格，畫風罕見地沉重，一切的苦難，都返照我們創作的初心。與智海份屬好友的江記，同代人的解讀飽含感情，記得收睇。

「你有無食過新豬肉？」在病榻中，草食女蘇麗真寫下新詩，送給一名在醫院外日夜守候的肉食男，希望天天寫信給他，他終有一天會被打動，成為真正的素人……。

作為「黃霑書房」的主理人，吳俊雄博士花上十六年時間，將霑叔過千萬的文字，提煉成一書五冊的《保育黃霑》，這份做到極致的認真，亦有如霑叔生前展現的「匠人」精神，對每件事情也精益求精。面對世界一切，結果如何，吳俊雄說，「至少曾經盡力過」。

戲院復業無期，久未看過電影的話，或可先看失・逃分析日本紀錄片導演想田和弘的新作《精神0》。在僅僅七日的拍攝中，想田以極細微的觀察能力捕捉日常生活經驗，讓攝影機不再是「闖入者」般呈現，而是連繫人們的工具，人物與拍攝者近乎沒有距離感，甚至因而建立友好關係。

香港人在過往一年歷盡辛酸，精神的狀態徘徊在崩潰邊沿⋯⋯策展人黃嘉瀛為大家帶來一個探討情緒、精神健康的藝術展覽－－《無言以對》，六位藝術家將會用不同的呈現方式和大家講述原始及真實的情緒感受。想了解更多，不妨看看嘉瀛的訪問片段啦！

李智良的文字將城市生活的壓迫焦慮剖開，讓人直視瑣碎重覆的日常中的暴力，它引起共鳴，因為和我們的經驗如此接近。在疫症之下，我們被逼接受一種新日常，智良認為，在新秩序下原有的社群感似乎漸漸萎縮……

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問題是，這種愛偉大得有點過頭，接近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化的愛，甚至有點簡單化了精神病這個嚴肅又現實的議題。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Craftsmanship」，是Gat在場刊「Ideas」一段提及的核心，他說那是概念與實踐的結合，是對過往回憶與未來想像的總和，來構築起沒限制及澄明的空間與思緒。

正如在最近《3016》的教育劇場演出中，學生扮演企業的實習生，需為公司構思一雙鞋，卻有學生回答用糞便，演教員處變不驚，更一本正經地回答：「那麼你要考慮處理素材的成本，考量身處3016年的環境，再檢視造鞋的物料。」

止戈為武，正是李小龍截拳道的精髓：攔截的拳術，靜待對方靠近進攻，以己之長攻彼之最近處，後發而先至，截擊來勢，對方每每出手即愈打愈傷，漸漸失勢而放棄打鬥，以此達到止戈之目的。這種消解自身的武，不單是以技術及運動為主的武術，亦超越打仗實戰，武鬥打擊的武功，截拳道是一種武藝，是哲學，是拳術，是道。作為香港人，我們都渴望和平，但面對失治之城的濫權暴力，我們只能以武制暴，而在新時代除了相信群眾外，我們亦能從截拳道中學會，我們亦能相信自己。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每個人的小歷史，其實都是一部大歷史，而在大時代之前，任何一步行動、一個決定、一下靈光閃現，都足以改變歷史軌跡。盧麒死後，John Rear妻子被示威者截停座駕，原來六七暴動正式爆發，John Rear萬萬想不到，那就是成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契機。

我在倫敦修讀英語文學碩士課程時，剛好遇上2016年3月的香港學生「自殺潮」，常常在網上讀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以及網民對學生的批判。網上也有許多人試著反駁這些人對學生的批評，但當每篇網上新聞底下總有這類指責，身在外地的我便開始擔心在港的朋友們。

作家董啟章今年發表長篇小說《愛妻》，既成「精神史三部曲」壓軸一部，又是鍾曉陽同名經典的重寫。專題小輯包括作家本人的專訪，以及兩位年輕評論人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