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大西洋月刊》報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達梅斯教授表示，大部分大學生未有閱讀習慣，甚至有學生向他表示從未完整讀過一本書，他對此感到相當驚訝。在他們的公立高中，學生從未被要求完整閱讀一本書，只需閱讀摘錄、詩歌和新聞文章。達梅斯認為不是他們不想讀書，而是他們不知道如何閱讀，中學已經不再要求他們具備閱讀能力。根據第五十三屆日本全國大學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所做的學生生活實態調查顯示，一天讀書時間為「零」的大學生占比全部大學生的53.1%。根據2015年微軟發表的報告，現代人的注意力持續的強度（能夠專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時間）只有八秒，相比起2000年則為十二秒，下降三成有多。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指出媒介對生活的重構。紙本閱讀之所以重要，在於其賦予我們線性、深度的思考以及理性、有論證的辯論能力。回到當下語境，當人們沉醉在媒介技術帶來的生活狂歡時，技術也逐漸統治人思想、行為、思維與生活方式、乃至於意識形態。一如波茲曼所言，「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創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那麼理解這些隱喻就會容易多了。」理解自己所用的工具，則不落入被工具奴役而不自知的處境之中。

最近，香港文學生活館重印了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距離上次文化工房的復刻本，已差不多15個年頭了，序言書室有見文學館版的封面比之前的色彩更斑斕，而且15年以來很多人不曾買到舊版《雷聲與蟬鳴》，銷情一般倒是令他詫異，所以撰文淺談一下。序言從五十年代的台灣現代詩運動說起，觀其脈絡，余光中的新古典主義影響一代香港詩人。然而，也斯回歸日常生活的風格，作為對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的陌生化，或新古典的鄉土或家國題材的抗拒，其態度令序言想起英國政治思想家以撒・柏林的「現實感」。

劇場和學校，都是造夢的地方，而劇作家和教育家，就是造夢者，所以香港劇作家甄拔濤出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校長時，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在訪問中，甄拔濤說起自己與兆基書院的淵源，出任校長之後，他仍然堅持做個人創作，也鼓勵從事藝術教育的人不要放棄創作，要追趕時代的步伐。此外，甄拔濤也談到對學生的願景，希望他們學好不同語言，再利用他的國際網絡，邀請外國藝術家來到書院辦工作坊，或是出國參與劇場創作，以創意連結世界，把夢想造大。

著有《日常運動》、《樹的憂鬱》的本地作家梁莉姿，於上月29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於1月出版創作結集《吐露滋蘭》（第三輯），收錄數屆畢業生作品，但全書未曾獲任何作者授權，出版後亦無另行通知作者。梁莉姿曾去信該書主編，但不滿對方的官腔回應，於是連日在臉書出PO抨擊。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包括港台作家及出版界均表示關注，並在帖文下留言及分享，引起連串討論持續發酵，亦已有報章及網媒報導，而中大中文系至今未有作出公開回應。以下整理事件發展脈絡，謹望引起對作者權益與文藝價值的討論，讓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在書展舉行活動期間，表示「香港文學館」正式籌建並預告明年開幕，然而自從2013年開始，由一群香港作家、學者、文化人、藝術家、媒體人已組成「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本地文化界以至一般文藝愛好者熟知的「香港文學館」印象，均來自此。「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日前發表聲明，以正視聽，強調「從未和香港作家聯會有過任何形式的合作」，認為「若有文學館建立之如此大事，確保業界持份者的知情權與參與度，屬應有之義」。

不知何時起，經常聽見老師說學生寫錯字，家長對所謂的錯都莫名其妙，不明所以。原來小學有一本規範的常用字表，老師必須嚴格遵從。小孩學寫字是非常重要的認知階段，對於筆劃、部件的裝嵌無疑都必須錙銖必較，小學老師在此作了很努力的工作。

疫情時代裡，師生關係也變得有點耐人尋味，如吳詠彤所說，打從第一課開始，「你我」總是網上相見，甚至也不算是相見，因為上網課的時候，對方總關了鏡頭，並未真正「見」到你。我只能看著一片黑色的視像畫面，聽著你那邊無端傳出一些打字聲，也不知道你還開了些什麼視窗，在打什麼，忙什麼，納悶什麼。「你我」的溝通，竟只能靠著這虛無縹緲、狀態不穩的網絡連線。

每位到外國的創作人，在當地都是「邊緣人」，哈金認為「邊緣」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別人把你從主流邊緣化，二是指自己無法融入或不願融入主流，而主流中心則是指當地傳統和保守的文化。作為一個當地的外來者，難免會有文化差異，甚至抵觸。所寫出的作品也難以讓當地讀者引起共鳴，從而創作人的道路也變得崎嶇。

在人們隨地域不斷流徙，意識躁動不安的時代，平地映社主辦，第四屆平地學生電影節於 11 月 18 日至 28 日舉行，影節分為多個單元，包括「三尖八角」、「FF原是永恆」、「過去進行式」、「一夜長大」、「返屋企」、「家的形狀」，放映 20 齣本地及亞洲學生的影片作品。本文將評析劇情片《中轉站》及紀錄片《孩子，我回來了》，兩套均拍於 2019，反映不一樣的離愁別緒。

說中學生不好閱讀，大概不是新鮮事，但不少語文老師以為要讓中學生提高閱讀興趣，必先閱讀貼近中學生的校園書寫、直白式故事或具備明確價值觀的作品，至於經典，就留待對文學有特殊愛好的學生來讀吧。陳志堅覺得這顯然是種剝削，反而局限了中學生的閱讀視野和眼界。

來自新馬的作家牛油小生，因為眼見馬來西亞的文藝空間被壓縮，才冒出辦文藝雜誌的念頭。他一人製作文藝誌《Seal》，雖然盛載的內容不算多，但也不失為一個新嘗試，令更多讀者接觸文學。

我只能給你這麼匆匆的一小時／猜探然後原諒你言詞裡／一切可能的由衷與不由衷

身為老師，若將權威主義貫徹在課室中，長遠來說，弊大於利。由於老師習慣了在課室當「一言堂」，無意中會散發出「唯我獨尊」的氣勢，將自己放在一個「絕對權威」的位置上，忘記了課堂也屬於學生，他們也有發言和參與決定的權利。所以，課室中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權威」吧！老師的角色應當是適當地介入及協調，而非仲裁者。因為「對與錯」的概念萌生於孩子的心中，而非老師的口中。

老師說，這年你們不要幹其他了，專心讀書，入不到三大你們便沒前途。同學們乖順服從，沒半點掙扎。

君比常說：「愛是我創作與生活的原動力。」與君比相識多時的何紫薇，對她那溫柔和善的個性依舊難忘。擅長以真人真事改編的君比，採訪對象無分好壞，卻總讓年輕人暢所欲言，盡吐心事。這種親和的魅力，觸動每顆青春的心靈，但信君比這份愛的感染力，將隨着作品永遠留在人間。

乘著九月大、中學生陸續開學，罷課的新聞幾乎佔據半個月來的關注，尤其是中學生穿著整齊校服參與罷課、集會、組人鏈的影像，頻繁地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說到中學罷課，筆者倒是曾有過一次特別的「罷課」經驗。準確一點的說，是一次「失敗」的罷課經驗。

我們知道，我們要重新開始——不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繼續溫習；而是當一切無法在「正常」下去，我們必須弛滯，讓記憶鑲嵌在歷史的一方，傷口慢慢癒合。我們知道，無法再讓齒輪撕扯橫放在地面的血肉，拋開一切歷史，重新運轉，建構抽空的敍述。

九月二日，中學生各自在不同的校園裡響應罷課，有的在校內默站，有的在校外手牽手組成人鏈，今年的開學日肯定最難忘。就讀中六的 Teddy（化名）回校參與罷課後，來到中大的百萬大道繼續參與集會，手持菲林相機記錄現場。問到他會否擔心未來的公開試成績，他說：「既然我的未來有那麼多不公平的事，為何我還要為一個這樣的未來，爭取自己那麼小的東西。」

今個暑假，全港市民不論黃藍都置身於反修例運動的漩渦裡。街頭的戰線以年輕面孔為主，不乏中學生。當整個香港都回不去了；「開學」卻像真理一樣在前頭。學校體制規律高壓，與拼死渴求自由的學生的身心狀態，明顯斷裂。我們該如何迎接這個斷裂呢？

社會如此紛亂不安，要編寫一齣關於教育的香港電視劇，的確是一件毫不容易的事。剛剛播畢的ViuTV電視劇《教束》，卻在一片動盪疲憊的時勢中，廣獲網民支持。無論是劇情前半部，邊緣學生勇戰尖子精英，逆轉勝選學生會的過程；還是後半部故事中，師生挑戰校長，反對將平民學校「馬修書院」轉為直資學店的壓軸主線，《教束》這齣電視劇，都能保持張力，一邊嬉笑怒罵，一邊揭露社會現實，引起觀眾共鳴，激勵人心。

「（本報訊）今早十時正，大學一年級生於沙田火車站跳軌身亡⋯⋯」我一面讀著瑤的死訊，一面哼流行曲。車窗外是幾幢外牆剝落的唐樓。一群雛鳥在空調上棲息，只有一隻麻雀不斷繞著附近的樹飛。

因傘運入罪而坐監的，不少是學生學者；而細數在五四前後入獄之學生學者，也著實不少。百年已過，兩者的待遇與命運相照，又有何異同？

阿綠中三那年轉到這所傳統男校讀書，現為一名中五學生。他在精英班裡排名十五，尚算安全，可以在大海裡浮游而不被大魚吞噬。阿綠其實只喜歡看課外書。他最喜歡讀韓麗珠的《離心帶》；他覺得這裡的學生都患有飄蕩症，如風箏般在混濁的天空中飄浮。（你呢啲低層淨係識睇垃圾書！）但阿綠不説。他沉默寡言。（唔到你呢d低層講嘢。）

不少中學裡，中國文學科都面對被「殺科」的命運。課文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巧與碎片化的新高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足4成的學校開設文學科；報考公開試人數上，更從首屆的3000多人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人。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而立，開辦新高中文學科。自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考文學。文學教育的種子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一班學生成功爭設文學科的的故事。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回歸到那時仍在中大學生報的日子。女工姐姐見我們這班學生會及學生報的同學經常工作至通宵達旦，便好心交給我們鎖匙，在小店關門後，讓我們能一解肚皮之苦。我們絕不混水摸魚，享用美食之餘亦乖乖付上相應的金錢。在大伙兒為刊物文章爭論得面紅耳赤，拒絕理解與不被理解的人拿着文章攤軟在梳化堆砌了一幅無力挽回的悶局，就由一聲：「我落女工，誰要食物？」劃破。

星期日（9月23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逝世。本編輯部有幸蒙梁文道授權轉載文章，記述高錕任校長期間，關懷照顧學生的溫暖點滴，以及懷念高錕校長，與中大一代開放包容、容許挑戰權威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