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小輯】文人學生入獄：穿梭監獄與研究所，才是最高尚的生活

「我沒有被煽惑！」今日香港，佔中九子被起訴判刑，「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的罪名讓不少雨傘運動參與者義憤填膺，不約而同出來發聲。其實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三十多名學生當晚被捕入獄，之後便有五千多名同學前往檢察廳自行投案，並在投案書中寫道：「學生等誠無狀，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靜候處分」，對當局施加巨大的壓力。

因傘運入罪而坐監的，不少是學生學者；而細數在五四前後入獄之學生學者，也著實不少。百年已過，兩者的待遇與命運相照，又有何異同？


五四發狂大拘捕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後，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帶領著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來。先前在曹宅『裝裝樣子維持秩序』的警察一見到上司，立刻來了精神，他們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幾槍，開始大肆逮捕學生……」1919年5月4日的抓捕行動，就這樣荒謬地、因著「扮工」而開始了。

當日，警察拘捕了在場的三十二名學生，過程充滿暴力。親歷者見證軍警抵達後「見人就打、見人就抓」：學生領袖易克嶷被警察用繩子綁住，許德珩則與警察扭打在地、終被拘捕，而陳藎民更是被打掉眼鏡、手錶、打得滿臉是血。在被臨時用於拘捕的拉豬手推板車上，許德珩還記得易克嶷說了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英雄好漢」，意即已有必死之心。

還記得黃之鋒出獄後寫下的監獄紀實嗎？每天剝光衣服對著長官、吃的是咬不斷的不知是豬肉還是牛肉、時時遭到長官的粗口問候，那是他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據記述，五四學生們在獄中也受到非常殘酷的對待：環境惡劣擁擠，睡床旁邊就是尿桶，每半小時被看守員要求翻身以證明還活著，餐點只有又硬又冷的窩窩頭。獄中人毫無尊嚴，這一點倒是從沒變過。但好在也有看守員對入獄的讀書人十分同情，不時告知大家外面世界的情況；與此同時，外面的世界還不知道被捕學生都被抓去哪裡，緊急營救正在展開——學生代表段錫朋、魏巍與劉翰章前往警局自行投案，並為被捕學生送食品，輿論壓力下，三人受到寥寥詢問後獲准放回。直到5月7日，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與警察總監吳炳湘達成協議，並勸說學生復課，獄中同學才被保釋出來，暫離地獄。


楊振聲：警察總監又長又臭

在這張三十二人大名單中，有一位人稱「闖將」的學生楊振聲，在被保釋出來不久後，又被逮捕。

原來在5月7日學生保釋出來之後，北京學生聯合會出版了一份名為《五七》的報刊，一來紀念被捕學生釋放，二來記住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國恥。學生在街頭講演、將刊物分派給路人，卻不料很快被警察扣留，楊振聲也因此再度入獄。在《回憶五四》中，他記下了這一段往事：

「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霉的小屋子裡去了。」

儘管這位日後赴美留學、成為教育學家的勇猛學生領袖，在1950年公開宣稱五四運動有著「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的弊端，認為是除了愛國別無他長的運動，但他依然以自身真實個案，讓我們看到軍警們攜帶著「舊文化」裡濫權、維穩的一面。

陳獨秀、朱謙之：思想的威脅

因五四運動而入獄者，絕對不止五月四日那三十二名學生，還有更多學者義士先後因五四運動的餘波而入獄，新文化運動倡導人陳獨秀、哲學家朱謙之就是其二。1919年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研究室與監獄〉的小短文：

「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就數日後，陳獨秀被捕的新聞震驚全國，對他的營救行動也立刻開始。原來時任《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帶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其中向政府提出了「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等主張。6月11日，穿著白帽西服的他攜著上千份宣傳單張，潛入「新世界遊藝場」頂樓，一揮袖就把傳單灑向地面，登時引來人群騷動。實際上陳獨秀的這些舉動都被密探監察，警察當晚就持槍核彈包圍了陳家，並從中搜出大量信札、傳單……

從研究室進了監獄，陳獨秀卻獲得來自文化教育思想界的全力支持，彼時青年毛澤東都看文參與營救，表示支持陳獨秀所提倡的「人民有絕對的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權」，並有感於「古今中外每當文網最甚之秋正其國運衰歇之候，以明末為殷鑒，可為寒心。」（而之後的事，豈不更令我們寒心……）

書生坐牢，不再是因為「火燒趙家樓」等暴力行為，而是因為散發著當權者更懼怕的思考能力。與陳獨秀遭遇相似，篤信無政府主義的朱謙之，儘管當時還是學生，卻也因思想而鋃鐺入獄。1920年10月10日雙十節，朱謙之與好友畢瑞生上街分發革命傳單，不料畢瑞生被捕，而他身上正好攜帶著朱謙之寫的《中國無政府革命計劃書》。此情此景下，朱謙之並沒有逃亡，而是慷慨赴獄，被捕理由是「宣傳危險思想」。

與黑白分明的「憤青」們不同，朱謙之在運動中的身份、所作出的選擇，一向有他自己的判斷。五四學生運動熱潮時，主流學生總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們「看不起大伙同學的愛國運動，以為『愛國』是落後的思想」，但作為無政府主義之一的他，卻身體力行地參與這場運動，出現在每一次示威集會中。到了1921年新年前夕，宣傳了危險思想的朱謙之選擇在警察廳絕食，引起五四學生對警察之公憤，也掀起了營救行動。出獄之後，朱謙之不僅回到研究室，更到了杭州兜率寺出家學佛，選擇疏離這種集體政治風潮，在經驗與思考中尋其「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還有甚麽比這更加可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