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小輯】李歐梵X張歷君：曹聚仁與魯迅「內面」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香港卻少見討論之聲。月前，由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與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的「五四文學遺產在香港」講座，就以李歐梵、曹聚仁與香港魯迅閱讀史為主題。主持張歷君請得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與談，如此陣容，引來網上多人關注，反應之熱烈，令人想到魯迅筆下，詩句「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意境。

1980年代以前，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常被強調其對時代與歷史的正面意義、超凡形象，卻鮮有人挖掘其內心的思想世界。在冷戰時期的香港，就有兩位魯迅研究者－－曹聚仁與李歐梵，先後於五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建構「『人』的魯迅」研究方向，希望將魯迅拉回到人的位置來閱讀，呈現出這位重要五四作家，其「內面」的自我。

張歷君認為，對魯迅「內面」的探討，讓人想起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提出的「內面」概念，意指在現代的文學論述中，強調人物內心世界的觀點；而曹聚仁與李歐梵，之所以能在二元對立、氛圍緊張的冷戰夾縫裡進行「人」的魯迅研究，是得賴於香港這座城市，邊緣的空間、混雜的文化這些獨特條件。到底過去的香港，是怎樣孕育「內面」魯迅研究？香港又能否「作為一種方法」，在形成現代論述的過程中，體現香港的主體性？

花樣年華曹聚仁

李歐梵廣為當下學界熟悉；但對於年輕一代的學生，「曹聚仁」可能是一個印象模糊的名字。張歷君先從曹聚仁的背景說起。曹聚仁是戰後的南來文人，1900年生於浙江，五四運動爆發時，為學生自治會主席，亦曾在家鄉浙江籌辦《浙江新潮》；到了上海，他成為《民國日報》記者，因報導章太炎的演講，將內容整理成《國學概論》，成為章太炎弟子。他更創辦雜誌《濤聲》，獲得魯迅賜稿支持，與之建立友好情誼。

1950年，曹聚仁來港，任《星島日報》編輯，居於諾士佛臺，成為王家衛的街坊。「在開拍《花樣年華》前，王家衛就主動拜訪曹聚仁兒子曹景行，談及對曹聚仁小說《酒店》的印象，與兒時對前輩曹聚仁的記憶；曹聚仁的孫女曹臻，也認為在《花樣年華》的周慕雲看到爺爺的影子。」王家衛也是上海移民，但評論人在討論其作品中的文學與時代指涉時，多強調於劉以鬯與香港的現代性的影響上，忽略當中的上海色彩。張歷君在此點出曹聚仁與其著作《酒店》揭示的意義：「既讓我們重新關注王家衛《花樣年華》的移民文化背景，也能突顯到香港空間的混雜性、文化的獨特性，思考南來文人與香港主體性的關係。」

魯迅研究的「第三條路」

接著，張歷君先後梳理曹聚仁與李歐梵在香港研究魯迅的過程。1956年，曹聚仁在香港出版《魯迅評傳》。在書的序言裡，他表達了自己研究魯迅的原則：「與其把魯迅寫成神，不如把魯迅寫成人」。這種觀點源自德國／瑞士著名記者和傳記作家路德維希（Emil Ludwig）的著作《人之子》。路德維希認為，耶穌父親並不是神，而是強姦了其母瑪利亞的羅馬軍官，由此去除耶穌的神聖形象，強調了耶穌是反暴政英雄的論點。在魯迅的詩作〈復仇（其二）〉中，亦可見強調耶穌是「人之子」的想法：「上帝離棄了他，他終於還是一個『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連『人之子』都釘殺了。」

張歷君笑稱，曹聚仁在研究裡強調「人」的魯迅，有以「魯迅喜歡的方式捧魯迅」之嫌；但無可否認，這種研究方式突出了魯迅鮮明的人物形象；而路德維希本人，就是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新傳記」（ New Biography）流派代表。所謂「新傳記」，由吳爾芙（Virginia Woolf）來命名，有別於維多利亞時期的英雄傳記文學的寫作方式，是英國現代主義時期傳記文學書寫的新方向。主張平等求真的研究態度，揭露人物內心的陰暗面。

李歐梵比曹聚仁年輕四十二年。1970年，李歐梵來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早在哈佛唸博士時，他已受當時著名的心理學家愛理生（Eric H. Erickson，又譯作「艾瑞克森」）的啟發，進行「魯迅內傳」研究。故此在其在任期間，他就應當時崇基歷史學會的邀請，主講一個以魯迅「內心世界」為主題的講座。講座內容後整理為〈「魯迅內傳」的商榷和探討〉，連續四期於《明報月刊》發表。張歷君認為，這就是李歐梵在香港研究魯迅的起點。直到1987年，李歐梵出版《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從此成為重要的魯迅研究學者。

張歷君強調，「曹聚仁明顯是因為注意到李歐梵的『魯迅內傳』研究論文，所以才想與李氏會面。他當年便曾在雜文中談及李歐梵的魯迅研究。」同年，在戴天與羅孚幫助下，曹聚仁、李歐梵短聚見面。張歷君形容，兩代魯迅研究者的這場交流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冷戰時期，無論在左邊陣營還是右邊陣營，正面還是反面地研究魯迅，都會塑造一個神化了的魯迅形象。曹、李兩人，卻共同指向矛盾重重的魯迅，呈現其立體的內心，開闢了研究魯迅的『第三條路』。」張歷君相信，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地緣獨特的城市存在，曹、李二人就不可能擺脫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政治限制，在冷戰的時空下，超越二元對立思維，產生「人」的魯迅的構想。

香港的李歐梵 李歐梵的魯迅

講座的第二部分，由李歐梵回應自己的魯迅研究歷程，與香港給予自身的反思。「在美國讀書時，我常常有一個回到廣義的『文化中國』的願望。1970年初來香港時，中國正發生文化大革命，台灣仍未解禁，讀不到魯迅的作品。相比之下，香港卻是開放的言論空間，形成了特定的時空狀態，甚麼都可發生。」他記得自己中大講課時，不僅能討論魯迅，還可以大講俄國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批評港英政府。「可以說，是香港解放了我。」

對李歐梵而言，魯迅從來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研究魯迅時，希望呈現到魯迅的陰暗面。在探討魯迅的內心世界時，他參考了老師愛理生的著作《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書中提出了「心理發展階段」（Erikson's 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理論。

在「心理發展階段」理論下，人的生命歷程，可分為八大階段；每個階段裡，人都會面對不同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李歐梵將魯迅作品〈父親的病〉，套入了愛理生的框架，探討魯迅父親對魯迅自身帶來的創傷影響。「下一代人是怎樣超越父親的載體，克服心理問題？以甘地為例，父親有三個太太。甘地長大後，他刻意節制慾望、疼愛妻子，反映他『超越父親』的心理；魯迅也是一樣。父親酗酒、吃鴉片，晚年受肝病困擾，屢看中醫不果，最後失救。魯迅長大後，就不吃鴉片，走去做西醫。」可惜的是，李歐梵在個人認知、愛理生理論的限制之下，無法更完整地論述魯迅的心理自我、「內面」形象。

1970年與曹聚仁的香港會面，擴闊了李歐梵研究魯迅的視野。「那時我還是一副小子的模樣。」而有關魯迅心境的資料，如與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周作人的回憶錄、夏志清的研究，李歐梵也是往後才有機會研讀。

多年來，李歐梵都著力在香港這地方實踐「文化中國」的想像，如擁抱新亞等現代中國思想，但心底又會追求六十年代美國裡自由解放的左翼文化。「矛盾愈多，寫得愈多。」李歐梵相信，人必有矛盾的內心，才有無盡的書寫。一直被神化的魯迅亦然。「做人清清楚楚，就一點可研究的問題都沒有了。」

香港作為方法的反思

所謂「香港作為方法」，最早見於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裡的同名文章，意指從香港產生理論的可能性。李歐梵就曾經於2014年與陳冠中對談的「香港作為方法」講座，與2016年由朱耀偉主編的《香港研究作為方法》討論這個話題。回到曹聚仁、李歐梵在香港的魯迅研究上來思考，兩人突破冷戰局面的限制，交匯魯迅研究成果，就是「香港作為方法」的早期例子。

最後，張歷君以「視差視野」（parallax view）的角度，為是次講座總結。在柄谷行人的理解中，香港「孤懸」於中國和列強之間，這個無法歸邊的城市，無論對中國還是列強，都意味著一種嶄新的，突破自身和他者局限的「認識」。從此角度來看，本土還是過境的研究者亦能在此地得到啟發。「來自中國，抑或台灣的文化人，都能在香港比較自己與他者視角之視差，對論述產生更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在冷戰時期的香港，當中國學界因著政治需要而過份渲染魯迅的反傳統性、左翼革命領袖地位；台灣又全然禁絕魯迅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討論；曹、李兩人竟能在夾縫之下，生產出「人的魯迅」研究，當中那些關於其反神主張、父權創傷、情慾書寫的發現，就成為魯迅作為人，與內心陰影、私密自我的僅有佐證；同時，這些研究亦能令我們更認清，香港從來在文化史與文學史的形成過程中，那不可取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