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最近常聽說這句句子，所以我希望在被時間的洪流洗刷去之前，將去年在理大校園內那些模糊的聲音、紛亂的畫面以及壓抑的氣氛記下。有一刻，我以為自己是那些要渡過鴨綠江的脫北者、又或者是當年想要逃離東德而冒死跑過邊界的人。

由於缺乏約束，專制政府權力會不可避免地愈來愈自我膨脹，這也一定會在警察權力和秘密行為的擴張上顯示出來。

因為在陌根地（香港），虛構與現實是交錯存在的，一如它的邊界，曖昧、模糊、且等待人們偷渡與踰越。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日前（九月六日）舉辦講座，邀來鄭詩靈教授、譚萬基博士、周豁然女士、鍾浩浲先生，以人類學角度解釋「暴力」的不同面貌。講者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法律、經濟、生活價值等看似和平的秩序，無不是通過看不見的暴力來維繫。最後，講者亦討論了邁向非暴力的可能。

一個口號，甚至一抹微笑，一次握手，一個問候都是在極權暴政下至關重要的個體行為，這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暴政》（On Tyranny）一書提出的論點。另一個人的希望，可能就在你日常對他所釋出的善意之中；另一個人的絕望，可能就在善意的缺乏當中越積越厚無法收拾。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

當我們談論香港文學，我們在談甚麼？2019年5月29日至6月1日，為期三日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展開。研討會從香港的文學歷史、文化、創作特質、時空想像、視覺元素等角度出發，舉行了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周蕾與李歐梵教授主講）、一場圓桌討論及十場分組研討。與會者除了有香港各大高校的學者，還有來自台灣、美國、中國、瑞士、星加坡等多國院校的文學研究者，可謂是香港文學研究界難得的盛事。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甚麼是調解（mediation）？「審判是很複雜的，有輸有贏，輸了的一方總覺得自己失去了一些東西；即使是法官的裁判，也不是人人信服，總會有人質疑。我們很難用訴訟審判去迎合每一個人的需要、討好每一個人。」

1990年，在中國就發生了一起舉世矚目的版權公案。當年拉美魔幻寫實代表人物馬奎斯到訪中國，發現書店到處都陳列著各出版社擅自出版的《百年孤寂》、《霍亂時期的愛情》等作品，深感憤怒，並決絕地留下一句：「有生之年到死後一百五十年，不會將自己作品的任何版權授予中國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尤其是《百年孤寂》。」

還記得，大學的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問大家喜歡以怎樣的姿勢上課，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地板上。一位同學回答說，她比較喜歡坐椅子的姿勢，因為可以把整個身體放進桌子下，就像把每個同學與老師都放進一個格子，不容易碰到身邊的人。老實說，我本來正期待著一起坐在地板上課的情境，畢竟，那樣看起來比較親密。而坐椅子的姿勢，總是有種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的感覺。

誰是施濟美？從上海培明女子中學升讀東吳大學經濟系，施濟美不但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四十年代更與張愛玲及蘇青齊名，並稱「三大才女」。1946年，東吳大學某女學生參加《上海文化》月刊舉辦的「你最欽佩的一位作家」活動，「施濟美」三字躍然紙上（當年施濟美只有二十六歲而已！）；在後來的「我最愛的一位作家」讀者調查統計中，她更名列第四，緊隨巴金、鄭振鐸及茅盾之後，可見當年她在上海文壇上的地位與名氣。

每個人的小歷史，其實都是一部大歷史，而在大時代之前，任何一步行動、一個決定、一下靈光閃現，都足以改變歷史軌跡。盧麒死後，John Rear妻子被示威者截停座駕，原來六七暴動正式爆發，John Rear萬萬想不到，那就是成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契機。

還記得談雅然嗎？2001年7月20日，這位生於大陸而遭遺棄、最後被港人領養的孩子，得到終審法院一紙敗訴，面臨遭遣返內地、與家人分離的絕望處境。當時談雅然不僅面對入境處的遣返警告，更受媒體與公眾輿論的猛烈追擊，連自己是養女的事實，她都是從《明報》記者口中才得知的。成年人尚且未必能承受這樣的壓力，何況當年談雅然只是個十二三歲的中學少女，箇中滋味是難以想象。

文學與法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西西的著作《肥土鎮灰闌記》，卻承襲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元代李行道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甚至是《聖經》所羅門王判案的精神，探究公義與人性之餘，西西的創作更進一步回應時代，投射出香港對未來的探問。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成立的法律診所，也許就是當世的灰闌，在公義之前，法律診所更著重人人享有正確與專業法律意見的權利，尤其是基層市民，認罪可以，但若因為經濟及資源問題而扼殺了他們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就這樣認命，卻是絕不容許。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主辦文學節「科幻的多維世界」壓軸講座——「科幻作為香港的少數論述？」，邀請四位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包括董啟章、徐世琪、韓麗珠及曾繁裕，由羅貴祥主持，討論科幻文學對香港文學的衝擊，科幻作為題材／手法能否令香港文學有另一層次的發展，並提供新路向？

去年發生的理大民主牆風波，涉事的四位學生近日被處以停學、退學等懲罰。判決引起社會嘩然，亦再讓人陷入怎樣才是「好校長」、「好校董」的迷思。而當大家訴諸歷史，通常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蔡元培。

大學四年，我遇見的人大概分兩種。第一種以John為表率。John從第一天入學開始已日理萬機，到了year 3，偶遇他是你看到他的唯一機會。在提早回校的某天，你會碰到身穿黑色呢毛企領大衣的他，手中挽著公事包（裡面不是Mac機而是dell，還有另外配置的滑鼠），頂著含蓄的飛機頭在校園中奔走……

我在倫敦修讀英語文學碩士課程時，剛好遇上2016年3月的香港學生「自殺潮」，常常在網上讀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以及網民對學生的批判。網上也有許多人試著反駁這些人對學生的批評，但當每篇網上新聞底下總有這類指責，身在外地的我便開始擔心在港的朋友們。

經歷了六年肉搏、好不容易擠進大學門檻的精英們，又怎會輕易放棄自己一身的（也是惟一的）招式。我的標準與林鄭口中的紅線一樣，一年比一年低；一個學期後，但求他們發現「中文原來有別的讀法」，也就算階段性勝利了⋯⋯

周耀輝的歌詞班早已是浸大傳說級課程，就連鄰校城市大學都曾有學生過來sit堂，由2011年開辦至今已經七個年頭，7x30就是210個學生，然而，桃李滿門的周耀輝卻說：「我唔知點教架。」

回歸到那時仍在中大學生報的日子。女工姐姐見我們這班學生會及學生報的同學經常工作至通宵達旦，便好心交給我們鎖匙，在小店關門後，讓我們能一解肚皮之苦。我們絕不混水摸魚，享用美食之餘亦乖乖付上相應的金錢。在大伙兒為刊物文章爭論得面紅耳赤，拒絕理解與不被理解的人拿着文章攤軟在梳化堆砌了一幅無力挽回的悶局，就由一聲：「我落女工，誰要食物？」劃破。

浸會大學有一班視覺藝術系學生就不怕爛grade，更大膽將他們的爛grade（取得C+或以下成績）作品放進展場，公諸同好，策展人是四年級的Alysa Chan，「離開評分機制、學院制度之後，一份artwork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這是Alysa決定辦爛grade展的第一個想法，她指出平常學系辦展覽，參展作品都是老師挑選的，只有他們認為好的才能入選，但她卻覺得即使不成熟或不好的作品，其實都能忠實反映創作者當時的狀態，「反映他們的創作困境都可以是一件artwork。」

自從教資會今年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後，兩個研究院的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樂觀地想，每個月可以少給四千元學費，但其實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學額並沒有增加。」

訪問是六月尾做的，地點是畢業生早已離去的大學校園。專程回去探訪作家唐睿，本來要談的是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前景之類的問題，最後談到的是生命中不斷疊加而無法處理好的焦慮，寫著寫著，稿件不斷延宕，竟然已經是開學的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