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身說法】踏上這無盡旅途：居港權抗爭廿年

還記得談雅然嗎？2001年7月20日，這位生於大陸而遭遺棄、最後被港人領養的孩子，得到終審法院一紙敗訴，面臨遭遣返內地、與家人分離的絕望處境。當時談雅然不僅面對入境處的遣返警告，更受媒體與公眾輿論的猛烈追擊，連自己是養女的事實，她都是從《明報》記者口中才得知的。成年人尚且未必能承受這樣的壓力，何況當年談雅然只是個十二三歲的中學少女，箇中滋味是難以想象。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如今談雅然已從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畢業，著力於動物法律研究，又前往英國進修政治哲學。命運在她身上急轉彎好幾次，年少時的波折經歷，也讓她對法律和命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幾年的法律學習，令我深深體會到法律的限制，雖然它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可以用來維護公義，但它同時也可以用來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她所面對的，一直是這樣本質的問題——到底是誰可以決定我們如何生、如何活？

生活是，一啖砂糖一啖屎
1999年1月29日，「吳嘉玲案」[1] 宣判，香港終審法院指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經成為香港居民，均擁有居港權」，不少分隔兩地的家庭都重燃希望 。然而不久後，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表示，這樣的政策估計導致十年內有一百六十七萬人內地人士移居香港，為社會帶來沉重人口壓力。這個說法引起了巨大的社會爭議，之後更出現了第一次人大釋法，居港權政策緊縮，大量家庭團聚幻夢破滅。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事情毀滅給你看。在李維怡的短篇小說〈一啖砂糖〉中，安琦一家不正是面對類似的遭遇？故事中還在讀小學的安琦隨父母來港生活，但因政策之故，親生哥哥卻要隻身留在大陸，逢大時大節才能短暫來港，多數時間還都在居港權運動現場抗爭。政府的見利忘義，使得原本得以安生的家庭，如今卻要像坐過山車般，乞討一家團聚的權利。李維怡說「一啖砂糖」，之後還未說破的，不就是政府繼而給出的、「一啖屎」那樣的騙局麼？

於個人而言，時代的創傷更是難以抹去。小說中的哥哥安國長大後不嗜甜，可能就是因早年與家人分開的時候「被五姨拉著，在月台上飲泣，表姐阿霞為安慰他，把一塊糖餅乾放在他嘴巴前面，大哥不肯吃，表姐便把糖餅乾弄成一小塊一小塊，一口一口地餵他。安國的嘴巴便塞滿了口水眼淚鼻涕和餅乾碎。」甜，於他而言就是痛苦的滋味。而現實中，那張因敗訴而痛哭的相片裡，談雅然與父母絕望的神情，我們至今還記得。

（2001年談雅然居港權案敗訴後。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居住魔咒：不存在的香港人
2019年，居港權抗爭進入第二十個年頭。1月13日，一直關注弱勢群體的甘浩望神父再次於政府總部外絕食抗議，因的還是港人子女的居留問題，卻已鮮有媒體報導。其實早在九年前，甘神父就因此事進行一次絕食行動，當時政府承諾於2011年容許合資格「超齡子女」（即其親生父母於獲身份證時，該子女未達十四歲）申請單程證，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家庭內部可能已發生很大變化，但面前那道政策的鐵閘，還依然堅固不破地豎在那裡。雪上加霜的是，因著日益累積的中港矛盾、更多政治事件爆發，這群無法歸家的人，已從媒體視線中淡出，真正成了不存在的隱形人。

在居港權的問題中，有太多限制、太多荒謬，不能盡數。廖偉棠的詩〈荃灣，石圍角村〉，寫的是無法留在香港的母親（未獲得單程證期間，丈夫去世了，而根據政策她不能申請來港照顧年幼無依的兒子），充滿辛酸：

「石圍角村寂靜至極，老人們點頭說笑依舊，
不存在的女人鼓起了空氣，空氣粗糲
足以傷害一切——首先傷害自身。
現在是丈夫的幽靈仍然為她向空氣申請……
申請一把火、一片好柴、一張舊報上
滿載的升平……」

唯一能幫助那位無助母親的，只有她不存在的丈夫，而他仍得透過不斷地申請、申請、申請，仿佛生和死都得在居住權的魔咒中循環往復，讀起來都是字字錐心。

如此看來，談雅然雖然不幸，但也是幸運的。在居港權爭議風口浪尖時爆發，她的個案受到矚目（儘管中間也因此經歷了被人誤解、上訴失敗），但最終還是得到了居港身份，如當年李白在被流放的路上突然得悉獲釋，回頭看則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但還有多少死別生離還在發生？沒有忘記，不能忘記，看不見的他們仍在邊緣掙扎時發出的呼喊聲。

[1] 吳嘉玲於1997年7月初來港，其來港方式在法律修訂前並非違反偷渡罪行，但在經修訂後，她的行為被後來的法律追溯成為犯罪。

（香港電台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聯合製作的電視節目《現身說法》，將於3月24日起，逢星期日晚上8:30在港台電視31及31A播映；於3月27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00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及流動程式RTHK Screen視像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