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理由：「港文存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二十周年展」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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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人先看材料，再做評價。」本著這個對香港文學研究的期望，小思老師在2002年退休之際將其藏書和研究資料捐給中大圖書館，又與館方合作建立香港文學特藏。二十年過去了，香港文學特藏現已成為從事相關研究學者的重要資料來源，而在2022年下半年舉辦的「港文存檔」紀念展中，館方便向公眾展示這些年間持續搜集整理所得的豐富香港文學藏品。若僅就資料庫而論，香港文學特藏固然以無所不包、網羅數量越多香港文學材料為尚；但就展覽籌備而言，當中必然涉及更多「選擇」的問題，其取捨準則或能反映館方所欲呈現的香港文學面貌，背後理由值得深思。
已知與未知
西西、劉以鬯、金庸……每當說到香港文學，這些便是我第一時間想起的經典作家名字。毫不意外，我在展覽中亦能看到這些作家的「身影」。據負責導賞的圖書館職員所說，他們策展時的一大考量，便是公眾對與香港文學相關的作家熟悉度。又結合我的觀察，館方當有以主流觀眾也知道、或至少略有耳聞的作家作為切入點，展示能體現這些作家不同面貌的多元化藏品之目的。
以放在展覽開首當眼處、由張愛玲翻譯的《海底長征記》為例，張氏過去以其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為人所知，當中不少作品更和香港息息相關，故在香港文學展覽看到她的名字可謂意料之内。但這次展示的《海底長征記》特別之處在於，原書其實是美國潛艇指揮官Edward L. Beach根據其戰爭經歷寫成的軍事非文學小說，迴異於張愛玲一般為人熟悉的譯作類型。對於張愛玲為何會翻譯這部小說，據鄭明仁推測，有可能是「香港美國新聞處指派她翻譯的作品」。不論鄭氏說法確實與否，此書存在本身其實已能革新我們對張氏文學發展的既定認知，除了反映香港文學特藏不限於收藏作家文學著作、又包括譯著等較少人注意的材料類型，更證明其藏品對重構這些經典作家寫作軌跡、乃至香港文學整體面貌的意義。
展示張愛玲譯《海底長征記》的珍本書籍展區。
左右之間
一位老師曾和我分享，他認為最能體現從前香港的自由之處，便是人們在這裏既能讀到内地不能讀的胡適，又能讀到台灣不能讀的魯迅。在展覽中，我們亦能看到這種「左右共存」的香港文學面貌呈現。如在培訓不少文壇生力軍的報紙期刊方面，館方在展示由美新處資助的《中國學生周報》、國名黨經營的《香港時報》等右派報刊的同時，又展示共產黨經營的《華商報》、《大公報》等左派報刊，反映上世紀香港處於多方政治勢力夾縫、得以兼容各種意識形態的文壇局面。
對於這種「有左必有右，有右必有左」的呈現方式，圖書館職員在分享策展的心路歷程時亦指出他們正是有意為之。但除此之外，展覽亦展示了反映香港作家與台陸兩岸作家有所交流的藏品，如西西和莫言、余華的來往書信，小思老師在台灣參加「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1949-1993）」時獲贈的場刊等，似乎又有引導觀眾思考香港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文文學圈互動進程中扮演甚麼角色的意圖。就個人而言，我在這方面最印象深刻的展品，便是西西在1987-88年主編的《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作為一個香港作家，西西在這部由洪範書店出版、面向台灣讀者的小說選集裏，是以何種準則挑選大陸當代作家的作品？她與莫言、余華等大陸作家的交往，又對她所理解的、以及在選集中建構的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圖景造成甚麼影響？雖然目前我未對這些因為展覽而激發的問題作進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肯定，香港作家和學者其實曾經擔任兩岸文學交流的橋樑，而這相信亦是館方希望通過這些展品體現的另一層香港文學面貌。
西西編《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與莫言的合照和書信。
理由的理由
不論是從經典作家切入，還是兼顧左右兩派，這些挑選展品的考量似乎均在情理之中，前者確實能引起更廣泛觀眾的興趣，後者則能客觀全面呈現香港文學發展。但同時，或許因為近來做研究陷入了不斷自我質疑和批判的境地，我對於自己認為這些理由之所以成立的根據又產生疑問：甚麼是「經典」？到底上述經典作家是如何成為「經典」，成為我對香港文學既定認知的一部分？又，甚麼是「客觀全面」？如果選擇必然涉及主觀判斷，怎樣的香港文學面貌呈現才算是「客觀全面」？對於這些根本性問題，誠然，我至今仍未得出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但目前想到的是，我們對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根據、乃至對它們共同建構出的「香港文學」的理解顯然並非一成不變，就像不同人在不同年代寫文學史，他們選擇載入史冊的文學作品亦不盡相同；又像這篇觀後感，如果是由另一個和我認知經驗完全不同的人所寫，恐怕對這個展覽、以及對香港文學面貌的敘述也會有所分別。
因此，最近我又設想，如果中大圖書館在二十年後舉辦「香港文學特藏」四十周年展，不知那時候選擇展品的理由和現在的又會有甚麼不同？今天在展覽看到的作家，未來還會看到嗎？哪些今天未見的作家，未來在展覽會看到他們的身影？今天被認為客觀全面呈現香港文學的方式，未來又會否被認為主觀片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選擇，我們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