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和到衰敗：談高見廣春和深作欣二《大逃殺》的時空設置
「今天，大家來互相殘殺吧！」每當說起《大逃殺》，人們總會想到電影中的血腥殺人場面，以及這句經典對白。2021年7月1日，香港重映日本導演深作欣二的改編電影《大逃殺》修復版，讓我有機會到戲院欣賞這部20年前轟動一時的經典作品，後來又借了作家高見廣春1991-96年間撰寫的原著小說來讀。但或許人長大了愈體會到，無形的暴力比肉眼可見的暴力更為可怕，我在觀影和閲讀過程中，反而更關注《大逃殺》裏面支撐那個荒謬的生存遊戲存在的時空設置，發現那看似虛構的異世界，其實無處不找到作者和導演所置身的時代影子。
《大逃殺》的故事設定很簡單，就是政府從全國中學裏隨機抽選一班學生，把他們送到無人島進行一場互相廝殺的遊戲，直到只剩一人生還為止。在這「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的遊戲背後，《大逃殺》和不少惡托邦的時空設定類似，其故事亦是設置於架空的近未來，只是小說和電影的具體時空描述有些分別：前者交代了故事發生在一個和美國敵對、名為「大東亞共和國」的對外封鎖法西斯主義國家，後者片頭字幕則有「新世紀之初，一個國家陷入衰敗」的描述。這個時空設置上的差異，正暗示了作者和導演在呼應現實及呈現主題兩方面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這麼近那麼遠：《大逃殺》虛構時空和現實世界的呼應
在《大逃殺》中文版小說的作者自序中，高見廣春開首寫道：「這部作品的背景設定或許會讓各位想起1945年以前，在亞洲和太平洋掀起廣大戰爭的日本。」之所以有此聯想，相信與小說虛構的國家名字會令人想起二戰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政治體系構想、以及小說中對於政府實行高壓獨裁統治的具體描述有關。但同時，讀者又不會將《大逃殺》理解為一個發生於上世紀初的架空歷史故事，除了因為小說有明確交代其時間為1997年外，我們在小說裏又能看見一些作者同代人都會有共鳴、70-90年代的社會文化產物，尤其是小說男主角七原秋也偷偷接觸象徵反叛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外國搖滾樂，如John Lennon 的Imagine、Bruce Springsteen的Born to Run等，均是現實中膾炙人口的西方流行曲。通過將歷史中曾出現的軍國主義國家面貌、以及當下大衆流行文化元素融入到小說的虛構時空，作者建構了一個對當時90年代讀者來說既陌生又熟悉、從名字開始就充滿諷刺意味的「共和國」。
至於將時空設置為「一個陷入衰敗的新世紀國家」的《大逃殺》電影，其和90年代的日本社會則有更明確的對應意味。根據片頭字幕，電影又對該國家的衰敗情形有進一步的具體描述：「失業率突破15%，失業人數達到一千萬，八十萬學生杯葛校園制度，青少年犯罪問題增加。」在觀看電影時，儘管我對日本歷史的認識頗為貧乏，但這些片頭文幕、以及之後男主角父親失業自殺的戲劇性場面（這些内容皆為原著所無），還是令我不期然聯想到90年代初日本泡沫爆破、國家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境況。在那失落的時代，不僅喪失經濟能力的成年人失去自信，青少年亦失去對上一代及其定下來的制度的信任、乃至對未來的盼望。就像電影所描述的「新世紀」情形，90年代的日本確實存在種種如青少年自殺、輟學、犯罪的社會問題，可見電影的時空設置亦與深作欣二身處的衰敗現實社會遙相呼應。
體制之惡和世代之爭：《大逃殺》時空設置和主題呈現的關係
之所以拉近故事世界和現實社會的距離，正如高見廣春所言，他在《大逃殺》小說中並非要對「那場戰爭如果是日本獲勝的話」這個假設歷史命題進行想像，而是要放眼當下，探討「不管戰爭的結果是勝是負，日本這個國家都不會改變的弊病」。因此，在敘述生存遊戲的情節發展時，作者又如一個社會觀察者，插敘各個參與生存遊戲的學生的成長經歷，從中反映「共和國」這個國家在不同層面如教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種種問題。而到最後，這些問題又不約而同地指向政治體制層面的弊病根源，除見於小說主角七原秋也和川田章吾大量對政治制度、革命等問題的討論外，更見於小說結尾，負責「大逃殺」計劃的坂持老師用最理所當然的語氣，向倖存的川田章吾說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席話：
「『計劃』對這個國家來說是必要的。〔……〕結論是：誰也不能相信誰！大家都是這麼想吧？這麼一來，就不會有人試圖要合力發生政變，不是嗎？大東亞共和國以及國家的理想，就得以永遠存續下去。既然是為了如此崇高的目的，當然大家都得平等地死去才行。」
通過這段話，坂持老師道出了國家要制定這個讓人互相殘殺計劃的真正意義，而作者亦揭示了他要批判的現實重點所在。或許二戰的結束在某程度上重構了日本、乃至世界的政治秩序，但那個專制獨裁的政府真的不復存在嗎？抑或它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當今社會，我們每天也不自覺地被制度操控著，無形中上演著一次又一次的「大逃殺」？甚麼時候我們才能到達那些搖滾樂曲描述的自由國度，一個真正的「共和國」？這些都是作者希望透過筆下的虛構世界，讓讀者對當下社會進行反思的政治現實問題。
而在深作欣二的《大逃殺》電影中，基於其對原著時空的改動，當中探討的問題焦點也產生了頗大程度的變化。不少學者已指出，電影的主題側重在「世代之爭」，首先便體現於上文所述的時空設定：一個經濟和社會秩序面臨崩潰、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間產生巨大不信任乃至衝突的國家。基於這個時空背景，電影中的成年人決定通過《新世紀教育改革法案》、即要青少年參加自相殘殺的「生存遊戲」，其目的乃令成年人能將國家敗壞的問題歸咎於青少年、通過「解決」他們重新確立自信和權威，又使青少年順從於「弱肉強食」這個成人世界的不明文規則，成為成年人的一份子。顯然，電影中「大逃殺」計劃制定的動機與小說原著中的論述有所不同。
「你們可以蔑視成年人，但你們要記住，人生是一場遊戲，大家拼死去戰鬥，才能成為有生存價值的成年人。」這是在生存遊戲開始前，電影中主持遊戲的北野老師回答學生質問時說的一段話，再次點明整部電影所針對的世代議題。由是，電影接下來對每個身在局中青少年行為的呈現焦點便落在，他們作為新一代、在面對「是否被成年人定義的生存法則同化」這個問題時會作出甚麼選擇。另一方面，電影又加插大量對北野老師和學生關係、以及其自身家庭的敘述，如往日他常被學生捉弄、曾被其中一名學生國信慶時用刀刺傷、回家又被女兒討厭嘲諷等，均反映那時代成年人面對的種種自信危機。
由此看來，我們或可將《大逃殺》電影的主題進一步理解為：隨著舊有社會制度即將崩解，不同世代在這「改朝換代」過程中對自己何去何從的一次思考。究竟是上一代能維護他們沿用的秩序，重建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尊嚴？還是下一代能破舊立新，在新世紀建立新秩序？在動蕩的世紀之交，深作欣二的《大逃殺》電影正正呈現了20世紀末日本社會的集體焦慮和迷惘，乃當時人們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當年和今日：未完待續的「大逃殺」
從「大東亞共和國」到「一個陷入衰敗的新世紀國家」，《大逃殺》小說和電影的時空設置反映了兩個創作者在不同時間點、以不同角度對他們所關心的社會現實的反思，當中的設置變化又和日本從二次大戰到20世紀末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20年過去了，但我們似乎仍對這部經典所開創的「大逃殺」模式遊戲和影視作品樂此不疲，層出不窮的「吃雞」類型網絡遊戲、以及近年爆紅的韓劇《魷魚遊戲》便是最佳例子。到底為甚麼《大逃殺》的影響力會如此深遠？或者應該問，為甚麼人們會對「人類互相殘殺」這個設定如此着迷？或許，我們同樣需要將問題焦點置於那個隱藏在「遊戲」背後的時空，看看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代，怎樣的社會 —— 也許會發現，我們現在的社會根本不比20年前的社會進步多少。
在此祝願每個人都能為這些問題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當然，前提是你能在這場「大逃殺」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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