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口的二人》:Everybody's gonna die,不如做愛?

影評 | by  黃柏熹 | 2020-06-03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最希望做甚麼?」這是每個人都曾聽聞的假設性問題。問題的重點不在末日,而是當一切追求積累與集體的社會規範都分崩離析,時間被壓縮至極短促的一瞬間時,人們往往能從中發現最心繫的信念和價值,如果不是虛無。


日本電影《火口的二人》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撇除以性愛場面作招徠的行銷手法,電影坐落於「311大地震」後的時空,以一段禁忌之戀和情色的愉悅,試圖從災難詢喚的國族意志中,走出一條「追從身體意願」的路徑。簡言之,既然災難在前,everybody's gonna die,不如做愛?



哀傷的性愛


媒體和電影院以性愛來促銷《火口的二人》,也不全然是誤導,電影的確透過性愛來表達兩位主角賢治(炳本佑 飾)和直子(瀧內公美 飾)之間的關係和心理狀態。本是青梅竹馬堂兄妹的兩人,少時有過一段犯禁的情慾關係,卻因無法坦率接納禁忌伴隨的罪疚感,最終黯然分開。故事開始在多年後直子將要婚嫁之時。


無論是性愛還是堂兄妹的情慾關係,都是禁忌的表現。在情色/禁忌中獲取歡愉,這種踰越與貪歡,不就是法國哲學大師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述及的情色理論嗎?他認為,情色作為純粹耗費的內在經驗,往往在相對世俗功利的有用性時,隨即展現它在精神上的至高性;不以生育為目的、以快樂為旨趣的性愛,最接近人性中的誘惑與激情,人在其中達至精神昇華,程度與宗教經驗近似。難怪《火口的二人》裡,賢治也用「色情」(erotic)來形容盂蘭盆節的舞蹈,因其狂喜的精神,因其忘我。


然而,後來賢治因「亂倫」而感到罪疚和害怕,直子也因關係的驟變,選擇違背慾望的引誘,以逃跑來迴避傷害——原來兩人並沒有真的踰越了甚麼,就連在富士山口(的海報)上「殉情」,想來都是一種偽裝的「死亡」(即便自毀的慾望是真實的);因罪疚而無法面對內心,情色到最後只剩濕濡的哀傷與失落……二人後來逐漸走上世俗的生活軌跡,賢治更是頹廢得徹底,沒有工作更沒有性愛,堪稱日本低欲望社會的一員。直到直子婚期將至,兩人再次面對彼此,不捨的回憶像相簿一樣展開,身體再次呼喚著慾望。


如何在世俗中重新喚回人們內在的慾望,想來就是《火口的二人》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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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後,災難中的國族


《火口的二人》原作是白石一文寫於2012年的小說,即東日本311大地震後的一年。311大地震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天然災難,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訴諸小說或電影,《火口的二人》希望對災難中的生活作出回應,尤其是通過大型災難詢喚的「國族身份」。


當大型災難發生,國家往往通過詢喚劃一的國族身份,以動員社會整體加入救災的情感與行動裡。回看各國在肺炎疫情期間把醫護高舉為「國家英雄」,卻絲毫不面對政治經濟結構如何加劇疫情危害的問題,這正正是動員的演示,國家通過災難「轉危為機」,透過鞏固國族身份以換取政權認受性。而個人意志,或政治變革的訴求,往往在這種集體意識下被犧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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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後311」文本,《火口的二人》中主角們面對的俗世與個人慾望的拉址,惟有坐落於上述的後災難政治,才能看到它想表達的真正意思。電影中,直子在自衛隊工作的未婚夫最喜歡看《坂上之雲》,一個講日本發憤圖強、追趕西方國力的故事,甚至把它當成電腦密碼,其喻意明顯指向由來而久的日本國族想像,以及它的神話。但這樣一個愛國男人,卻得向未婚妻隱瞞富士山即將爆發的「國家機密」,最後靠直子繞過電腦密碼,才發現真相。最親密的感情關係,在國族想像面前也不過脆弱。


其實《火口的二人》指的不僅僅是311大地震,就如電影編導荒井晴彥在一個訪談中提到:「東日本311大地震之後,日本各地有火山爆發,地震等天災亦不時出現[...]處於這種難以理解的狀態,說出『興奮』、『好舒服』這種話好像很冒犯。」【註1】實際指向的更似是一種被災難環繞的焦慮氣氛,這種氣氛構成了難以掙脫的枷鎖,換句話說,就是賢治和直子在禁忌之戀中所感到的罪疚——罪疚不一定需要真實的指責,它可以只是想像所加諸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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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愛,然後呢?


《火口的二人》尾聲挪用了富士山的爆發,極具象徵意味地打開了自枷鎖中解放的一扇門戶。它的意思也許並不複雜:今日唔知聽日事,如果明天便是末日(如直子說:「反正在這個國家,發生甚麼也不足為奇。」),就不必在意一切枷鎖與禁忌了,不如做愛到底吧。賢治一句「可以射進去嗎?」,便是自身慾望最裸露的一個時刻。


但回歸現實,電影的構想又無可避免會絆倒自己。說到底,電影之所以能夠撐起「追從身體意願」的立論,它必須反覆調用非日常的時間感,簡言之,即是有限的、短促的,甚至是末世且沒有未來的時間想像;一旦「終結」沒有發生,這個立論便難以支撐起來,又或只得把「終結」無限延伸下去,反而變成另一種焦慮。無論是直子的婚期將至,還是富士山即將爆發,都屬於這種有限的時間構想。


也就是說,《火口的二人》試圖自國族的「災難論述」中逃逸出來,卻反過來走進個人色彩的「災難論述」,在可以想像的災難面前呼喚人們回到自身慾望的懷抱中,其實沒有真正離開過「災難」,如鐘擺的兩邊。這使得電影中的性愛不如電影的英文名稱所說的it feels so good,而是使人有種哀傷的感覺,二人浸沒在似乎無限延擱的「終結」想像中。電影中二人因過度做愛導致的性器腫脹,反而揭示了另一種日常感:性愛的高潮也可以令人疲憊,或需要細心照料。


電影令筆者想起的,其實不是巴塔耶的情色理論,反而是猶太裔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的暢銷書《愛的藝術》。弗洛姆對性愛狂歡的想法較負面,他認為那是一種暫時的亢奮,性愛令外在世界短暫消失,藉此舒緩人的隔離感——它畢竟是短暫的。在弗洛姆而言,成熟的愛不僅僅在兩人之間,也可以自對方身上看見整個世界。生命的確是無常的,但除了躲進床上僅屬於二人的溫柔鄉裡,也可以自攬炒中的大世界找到更多同行者,絕望困境,更需彼此。



【註1】摘自白石一文與荒井晴彥的對談:https://bit.ly/36ZNZ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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