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貴祥X董啟章X韓麗珠X徐世琪X曾繁裕——「科幻文學作為香港的少數論述？」講座

(由左至右：曾繁裕、韓麗珠、徐世琪、董啟章、羅貴祥）

《流浪地球》在中國大熱，電影改編自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的短篇，劉氏代表作《三體》英文版於2015年奪得雨果獎，他本人亦在2018年獲克拉克獎，另外，劉宇昆翻譯中國科幻文學，出版Invisible Planets與Broken Stars，亦令中國科幻文學在過去五六年得到不少國際關注。反觀香港，《流》似乎反應平平，談香港科幻小說可能還是倪匡衛斯理，近年雖有不少科幻小說家掘起，如譚劍、天航、望日等，但在香港造成的聲勢似乎不大。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主辦文學節「科幻的多維世界」壓軸講座——「科幻作為香港的少數論述？」，邀請四位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包括董啟章、徐世琪、韓麗珠及曾繁裕，由羅貴祥主持，討論科幻文學對香港文學的衝擊，科幻作為題材／手法能否令香港文學有另一層次的發展，並提供新路向？

主持羅貴祥先從中國科幻潮談起，近年中國有「科幻現實主義」之說，指在官方禁制下，傳統寫實主義受限，科幻或成為一種社會批判的方法。但官方媒體參與後，情況又變得複雜。相比中國的科幻潮，香港科幻文學是少數，但不是沒有，香港有科幻會，有國際性的Melon Sci-Fi Festival自2017年於香港舉行，有人開拍香港科幻電影《明日戰記》，但他亦發現，不少中國科幻文學浪潮的討論中，都排除了香港與台灣的相關發展。

藝術本來已很科幻

首先發言是藝術家徐世琪，她是香港科幻小說結集《暗流體》（2017）的編者。徐世琪認為藝術與科學其實有不少重疊，她的創作多少亦包含對科技與醫學的思考，2008年她將達爾文進化樹倒轉，創作出一系列偽科學繪圖，將人體器官、內臟打散，再與昆蟲、植物結合，當時的思考是：人的地位是否真的那麼超然？如果（what if）所有生物都是由人進化而成又會怎樣？她說：「藝術本身就很科幻，因為藝術家不斷問what if。」

2013年，她跟朋友合寫小說Berty，探討人與機械的複雜關係；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期間，在社會分化的死胡同中，徐世琪忽發奇想，想找香港作家或科幻作家去想像香港未來，「打破現有框架，重新建立一個世界觀，看是否能有新的啟發」。直到2015年中，計劃才成事，資料搜集的過程中，她發覺早在2010年國際上已有不少科幻文學的討論、展覽，亦發現了一本美國科幻小說文集Octavia’s Brood，結集二十位不同界別人士寫科幻小說，當中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等，因為編者覺得，搞社運其實就是想像社會未來。徐世琪參考這個概念，亦找來香港不同社運人、藝術家、建築師、學者，以科幻作為方法，思考香港的未來。

「香港人有沒有能力想像自己的未來？」徐世琪憶述攝影師謝柏齊在《暗流體》工作坊中問的問題，她覺得兩種人不會去想，一是安於現狀的人，二是充滿無力感的人，而兩種狀態都是危險的。「《暗流體》不是純科幻，比較似speculative fiction，它不是文學又不是藝術作品，其實很難定位，但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透過科幻去思考科技發展和香港的未來，這也是重要的。」

科幻豈止脫離地球

美國科幻小說家Philip K Dick曾經掙扎要當文學作家，抑或文類作家，直到他發現自己寫的文學小說沒什麼人看，相反科幻小說的反應不俗，最終才決定成為文類作家。如果有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之分，在座幾位講者都不是科幻小說作家。董啟章說他在公眾場合遇上不認識的人，最常被問：「你寫咩小說？」「咩叫『咩』小說？已是個難解的問題。」上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The Reincarnated Giant，收錄中港台科幻文學作品，當中包括董啟章《時間繁史》節錄。董啟章說他不是要寫科幻小說，但他的作品卻常常被納入科幻範疇，可能因為當中牽涉「對未來的想像」、將人與物結合的奇想，而他的近作《愛妻》則有比較明顯的科幻成分，它牽涉人工智能。

董啟章寫人工智能不是要回應中國的科幻大氣候，書中提到「將人的意識上下載」也不是董的發明，而是科學界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更有科學家認為可行。資訊抑或實體比較重要？有科學家說是資訊，因為資訊流動，能夠存在於不同地方。如果將人的意識化作資訊取抽，再植入另一個軀體，人是否就能永遠存續呢？董啟章覺得這終究也是關乎人的壽命與追求永恆的問題，「純粹的信息，其實回歸一個傳統宗教信仰的概念，靈魂概念。如果你相信靈魂，相信肉身死後仍有意識存在。科學家將人的意識化為資訊，那個就是靈魂。」

「有醫生為癲癇症病人做手術，將他的左右腦分開。分別掩住他的左右眼，再問他問題，他左右腦的答案是不同的。那是否意味，我們腦裡有不止一個自己？」探討人的意識與人工智能的《愛妻》，董啟章稱為「向內的科幻」，那是回應劉慈欣對科幻小說的分類——劉在克拉克獎得獎感言中說自己被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遊》所震撼，認為那種宏偉的科幻小說，帶領人類脫離地球的狹窄視野，向外太空進發；同時他也批評，科幻小說後來演變成反烏托邦小說，不再描繪宇宙的壯麗，而以科幻反思人類社會，是缺乏想像力的，因為那些事已經在發生。董啟章卻覺得，「科幻不只是離開地球；無論離開地球有多遠，你都是建基於地球去想像你未來的故事。」

科幻熱潮是泡沫現象？

曾繁裕最近出版《後人類時代的它們》，虛構人類滅絕後的世界。他認為科幻文學裡充滿創作者的複雜情感，除了包含作家對社會的觀察、未來預測與政治隱喻外，亦有他的個人經歷和情感，例如曾就在作品中加入他對愛情的思考。動筆時他並沒有刻意去追逐一個科幻熱潮，只是想到一個點子：「如果世上只剩下機械人會怎樣？」而發展下去。眼看不少科幻作品會為世界觀加入大量解釋，他覺得「不解釋似乎也很有趣」，後來他的老師告訴他，這種做法已經有人在做，那是「硬科幻」與「軟科幻」的區別。簡單來說，硬科幻會解釋，而軟科幻則把科幻當作常態展示。

「很多人覺得科幻文學成為了熱潮，會不會只是文化圈裡的假象？而圈外的人其實不覺？」曾繁裕認為，雖然科幻文學在香港屬於邊緣少數，但有可能成為邊緣的中心，基於科幻文學的三個特性。一，娛樂大眾功能，透過虛構展示讀者未經歷過的事情；二，寓言功能，透過展現不現實的世界，令讀者反思與現實的關係；三，預言功能，例如《1984》預視共產主義的擴張，對一般人有參考作用。「無知使人恐懼，或許人們可以透過學者、甚至小說家虛構的故事，去掌握未來，減少恐懼。」再加上，他覺得科幻文學的可塑性大，撇除藝術性的修辭，單是橋段和題材有趣就能吸引不少讀者，從而擴大文學讀者群。

科幻是文學裡的巨大隱喻

韓麗珠小學時喜歡看《衛斯理》，但她沒有因此愛上創作，因為她覺得衛斯理雖然有豐富的情節，卻缺少人物內心描述，她認為小說應該同時包含內在與外在世界。直到她接觸電影《變形人魔》（The Fly），戲裡科學家研究一個電子傳送鎗，能夠將物體分解，傳送到另一個地方再重組，但一天實驗出意外，令他變成一頭半人半蒼蠅的怪物，後來這個畫面一直留在韓麗珠的腦海，成為她的惡夢。她為這惡夢尋找不同解釋——對細菌入侵的恐懼、對不可控制因素的恐懼，但都不能解除惡夢，於是她決定重看一遍電影。

後來她知道電影原來改編自1957年法國小說家George Langelaan的同名短篇，短短29頁的小說，帶給她另一種震憾。小說以第一人稱展開，比起電影提供視覺上的驚悚，小說在文字之間處理更複雜的思想。科學家的弟弟一天收到他大嫂的電話，跟他說：「你哥死了，是我殺的。」但大嫂卻不肯說為什麼動手，直到她打算在療養院自殺，才在信中交代來龍去脈——科學家實驗失誤，跟一頭蒼蠅結合了，躲在實驗室中不敢出來，說唯有死才能解決問題，妻子勸他不要做傻事，無論怎樣都會接受他，至少他仍是個有靈魂和腦袋的人，但當她看到丈夫半人半蠅的外貌，她嚇暈了，最後決定殺死她的丈夫。

「小說在問一個本質的問題，當你所愛的人有一天變得面目全非，到什麼程度你不能接受？科學家的臉發生變異，臉直接影響人的身份、表情、人與人的關係，這小說令我想了很久。」關於臉的思考，可連結她最新長篇小說《空臉》，政府強制居民換臉，亦可解讀為一種後雨傘或反烏托邦小說。「科幻對我來說是文學裡一個巨大的隱喻，因為它接觸到很多人內心的暗角，暗角裡可能有無窮的慾望與恐懼。」日常生活處理恐懼的方法，一是消滅它，例如禽流感就殺雞；二是否認它，例如說鉛水不危害健康；而第三種，則是將恐懼化成作品，將恐懼鋪展至極致，便是一種內在的解決。

科幻熱潮是好是壞？

最後有觀眾提問：科技進步令藝術家能運用的媒介愈來愈豐富，更容易呈現科幻的世界，會否令科幻在藝術範疇中變得不再少數，甚至成為潮流？徐世琪說科幻無疑成為趨勢，例如悉尼雙年展有請過藝術家做科幻創作，城市大學黎肖嫻教授去年12月辦「演算藝術：劃破時空」展覽，亦邀請香港藝術家就台灣科幻小說家張系國的作品來構思機器。她覺得這些嘗試都很有趣，亦令更多人留意科幻，但她卻覺得科幻成為潮流可圈可點，「科幻始終是一些較有顛覆性的東西，或許讓它留在一個地下（underground）的位置會有更好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