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能動力：讀陳冠中《北京零公里》
自《盛世》以來，陳冠中的小說家身分登堂入室，如今已屬最受矚目的華文作家之列。話題性十足的「中國三部曲」都非以體量取勝，到了《北京零公里》，陳冠中交出這麼一本近五百頁的大部頭，頗見野心。《北京零公里》分有三部：〈內篇〉述史；〈外篇〉仿微信公眾號；〈秘篇〉則是外星人所寫的學術報告。顯然，陳冠中著意突破傳統的小說敘事，從一個自足的敘事者位置跳脫開來，挪用形式紛紛，毫不安分。
小說與大說
當中最惹人側目，是長達全書四分三、大可獨立成書的〈內篇〉。〈內篇〉設置了一個介乎人間與地獄的北京倒影「活貨哪吒城」，在北京死於非命者無法超生，只有成為永遠囚禁於此的「活貨」。敘事者余亞芒是活貨裡的歷史學家，發現陰間哪吒城的邊界會隨著陽間國都改朝換代的增刪更易而「成長」，空間乃成時間的沉澱，由此展開洋洋灑灑三百多頁的歷史論述。
《北京零公里》抗衡大歷史的意識十分明顯，但〈內篇〉並不是我們在文學中常見的路數，把冠冕堂皇的官方說法的摺縫打開為深淵，讓被消音的底層小人物的切身經驗浮現；相反，陳冠中放棄了虛構情節的共感效應，而用「硬招」正面攻堅：組織史實以另類角度，把目光轉向被虧欠與傷害的人事物，照見在歷史角落堆疊成山的血肉與敗瓦。在這裡，我們再一次領略到陳冠中堪比大學者的知識氣象，從遼代以起的戰事與宮變到民國文人派系私怨，從平民在大時代下的生活樣態到中共高層的權力傾軋，悉數融會貫通，判斷銳利，娓娓道來：所言不虛地，寫出一部別開生面的北京簡史。
問題是，那麼，為什麼寫成小說？
當然，歷史和小說絕非真／假、客觀／主觀等的二元關係。歷史作為後見之明本身就是書寫的產物，誰寫、根據什麼寫、怎麼寫，無不涉及意識形態的中介，遍布想像與詮釋的鑿痕。而在中國古代，「文」與「史」向來曖昧勾連，以至中國小說的源流總會回溯到史傳。但《北京零公里》並非人物傳記，而聚焦於作為符號與實體的北京，大體上依循線性排比史料，行文多析述而少描摹。如果黃錦樹論《建豐二年》「小說裡的『言外之意』也清楚得不像是在『言外』」，那麼盡見陳冠中恢弘史識的〈內篇〉就更是大言炎炎，比起小說，似乎已更近「大說」。
小說與「大說」之間的張力，是王德威很早就開始關注的課題。二十世紀中國數之不盡有關歷史、政治、思想的宏觀大論，力圖在現代的挑戰中建構大國，但王德威重視小說之「小」，如何召喚出「大說」空隙裡的紛繁想像。可以說，是虛構的能動力讓小說珍貴。王為《建豐二年》寫的〈史統散，小說興〉就欣賞其介入「大說」，指出小說如何質疑歷史決定論，從虛空中摘出偶然的因子——《建豐二年》的「烏有」想像無疑是虛構的專利。回到《北京零公里》，〈內篇〉用二十頁左右把饒有趣味的靈異設定搭起來後，便直奔實實在在的（即使是銳意偏差的）歷史「大說」，偶爾才會回過頭來為活貨哪吒城添半塊磚、加一片瓦；如果抽起活貨哪吒城的部分，說是一本攪拌分類秩序的恣肆史著似乎也問題不大。
佔據現代文學體制皇座的小說被賦予重任與特權，或作為承載、引領甚至改革時代心智的偉大觸媒，或在藝術表現上百無禁忌、求新求變，兩者可能合流而更可能衝突。陳冠中固然對中國抱負深沉，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小說家亦不怎麼在意規則，遊戲文體。而〈內篇〉讓我不得不思疑：是現實的負擔終歸太重，以致只有擱置虛構的能動力而讓位於歷史嗎？這種敘述行為，難道有著這樣的意味——而這種意味不免是悲哀的，無論之於陳所感憂的中國現實或小說本身——歷史的幽靈，只有託付於虛構體裁，方能發出「真的惡聲」？於是〈內篇〉用上開首一整頁來嘮嘮叨叨「死著是為了講述」的永動欲望，那作為〈內篇〉敘述的前設，其實比敘述本身動人。同理，比起史論，小說家為其巧置的條件——活貨哪吒城能接收到的都是陽間所燒之物——更能導出一個精彩顛倒：焚書成為獲取知識的原初場景（因此活貨哪吒城上一次的「文獻大豐收」是文革）。在這個意義上，活貨哪吒城的虛構，便體現了陳冠中自二零一四以來多番演繹的異托邦。
把形式進行到底
〈外篇〉以吃為老北京文化的介面，繞到〈內篇〉的反面，由死到生，由靈異到世俗，由精神冥絕到肉身浮沉，內應外合「活貨」的困頓。〈外篇〉的主角余思芒是〈內篇〉敘事者的哥哥，年輕時是充滿志氣與主見的知識分子，弟弟對歷史的愛好乃受他渲染。他歉疚於意外害死弟弟無法釋懷，自此放棄理想，成為癡迷飲食的「饞人」。〈外篇〉模仿微信公眾號頗見用心，先有一篇由責任編輯寫的〈余思芒前傳〉交代上述淵源，然後才是余思芒「本人」的飲食小品。
《北京零公里》之令我猶疑，恰恰在於形式的壓力。就像〈內篇〉對歷史學家的完美扮演，〈外篇〉把信息寄託在形式上：盡數家珍的內行食評，自證中國知識分子的後八九沉淪。有心人當能辨識色香味的弦外之音，影射如何的社會生態，而余思芒對老北京的執著以及微信公眾號的日新月異、資本橫流之間的矛盾，亦是精準的一筆。但〈內篇〉〈外篇〉的種種妙處，經常是完成於「事前」——以其識見之深與廣，陳冠中提取構思、佈置框架皆能人所不能，以致小說需以過載的資料支撐它，或瀕臨被吞沒。對我來說，《北京零公里》的瑕疵不在「不夠真」——甚至「太真了」——而在「不夠假」：小說能做的事有很多，只有小說能做的事則在於「假」。的確，《北京零公里》的形式實驗擴大了小說的想像，只是當落實起來，卻不那麼有想像力。
想像平凡
目前的幾篇書評，都不約而同把焦點放在〈內篇〉〈外篇〉，留給〈秘篇〉的闡述總是不多，像一筆尾註。我的讀法截然相反：前文的歷史網絡為〈秘篇〉鋪墊了遠景，讓後者精密交錯的人物關係一目了然——對於一個老派文學讀者如我，〈秘篇〉其實才是重中之重，即使它只佔全書頁數一成。
〈秘篇〉動用科幻元素，模擬學術報告：在未來，外星人已研發一種自由回溯所有時空的全知科技，考掘出一宗意圖復活毛澤東的滔天密計。這種科技想像並非首創，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裡，例如劉宇昆（Ken Liu）的〈終結歷史的人:一部紀錄片〉（“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就有類似設定。其實〈秘篇〉本身就醉翁之意不在酒，描述性研究也走樣作小說情節之便。它的動力來自一個保存毛澤東之腦以期未來復生科技之狂想，敘述這個秘密實驗室如何逆著時代潮流，履行隱藏、守衛與等待的職責，箇中願與不願、變與不變，真正沒有辜負陳冠中構思之大能。
如果沒有對中共黨史的深入認識作基石，覺激盪不出這麼令人拍案叫絕的想像，更難以將想像從現實的權力線網合理充實地延伸開來。〈秘篇〉的核心與其說是奇險，不如是平凡——終生背負秘密的平凡人、枯燥近乎無事的工作內容、實驗庫偽裝民居四合院⋯⋯正是種種平凡讓我心有戚戚焉：它使毛的政治歷史不僅是文獻或傳奇，而具體化為一種極致的愛戀：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的生命銘刻幾深，乃至甘願付出終生，成為他一人的遺民？陳冠中讓他的人物經歷翻天覆地的後毛時代，從改革開放、六四到習反腐所致的人事地震，考驗他的忠誠，既戲謔中共政權的弔詭，亦勾勒出奇觀背後那崇高的激情。
陳冠中擁有遠超一般小說家的視野，勝任一個大建築師，卻未必是個優秀的工人，而一部小說之完成，不得不仰賴大量工藝兌現腦力。《北京零公里》啟動不同進路多方趨近「北京性」，又有幾條線索貫穿三部分前後呼應，組成一個參差的有機體，功能性強而少見閒筆與由此衍生的韻味。閒筆是吹進泥土的一口活氣，其實最能賦予小說質地。真正的閒筆在《北京零公里》裡是罕見的，陳冠中畢竟聰明至極，字字句句掌握得明明白白，在知性主導的〈內篇〉〈外篇〉尤其如此；但〈秘篇〉編織情節，則不得不為過渡留出餘裕，造就了一些近似抒情的即景：如在六四當夜遠遠聽著槍聲，漫天是歷史的冥茫；或在前院修築大水池，吸引候鳥落腳作客，而那終成為靜候一個時代的死亡的場所。在這些瞬間（它們通常寥寥一兩句），歷史與虛構、必然與可能、外在情境與內在情感相遇而輝映，折射出小說柳暗花明的靈光。正如〈內篇〉如此盛大的招魂儀式，縱橫古今，千言萬語，深情不過東莞人袁崇煥一聲迴腸盪氣的「丟那媽」。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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