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的肉身：讀韓麗珠《黑日》

作為一本文學書，《黑日》是奇怪的。我們通常認為文學乃慢，文學寫作由於其手工藝性質，它的產生總是難能（也不必）追上外部世界的變化，更別說足量以出版。在這個時代、在這個震驚成為日常的香港更尤如此。當（後）雨傘文學仍在緩緩積累——五年之於文學的可能生命其實還很短——香港再度爆發一場革新人們想像的社會運動。它的規模更大，曝光更嚴重的濫權濫暴，亦引發了更危迫的出版回應。這批新近的專書包括報導結集、視覺藝術與各界合力的資料爬梳，《黑日》是唯一一本文學散文，以日記的體例，歷時載錄作家在2019年4月至11月期間寫下的文章。

一個恆久而難解的問題是：面對重大的歷史時刻，文學何用？在並不遙遠的二十世紀，戰爭刨出文明的野蠻根柢，災難降臨以後，文學成為艱困近於不可能的見證。納粹大屠殺超出人們理解的惡，壓垮倖存者心靈的界限，當記憶無法負荷，只有透過否認、遺忘來偷換劫後餘生的殘存秩序。《黑日》中幾次引述的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是奧斯威辛第174517號囚犯，被關押十一個月後，活著走出集中營，用兩年時間寫成第一本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在後遺一生的抑鬱與羞恥中，作家以文學轉譯巨大的歷史創傷，成為對那個時代最有力的證言。

《如果這是一個人》如今已是經典，但當初出版其實並不順利，曾被多間出版社退稿，理由包括時機尚早（換做今天的語言，可能是「題材敏感」），直到十幾年後再版才廣獲追認；而《黑日》的成書，除了是言論氛圍的體現，亦要感謝港台之間的文化紐帶。它得以來得更迅速，在事件的現在進行式中隨之誕生，對記憶的危機意識，即兌現為一種素樸而急迫的文體：日記。

日記作為一種敘事裝置，將時間與經驗的本真置於寫作的核心。日記寫作的機能比起手更傾向心，它的奧義不在技藝，而來自把現場經驗及時存續的一種衝動：趁日子未遠、記憶的強度尚未盡數流失，文字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皆挽留於一種鮮活時態。這近乎某種古老的寫作存有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而當身處危難，那進而成為生命的銘刻。二戰浩劫的另一座標原爆，在日本戰後文學嵌入一道血痕，代表作井伏鱒二的《黑雨》七成篇幅動用日記體，其原型的確是親歷原爆者的日記、手記。由此，小說召出存活於官方敘事外的庶民聲音，日常往復的凡人瑣事，歷歷照見災難的波幅。

《黑雨》的日記體畢竟有其後設維度，身為散文的《黑日》，則更趨近日記的原生態。文類的區分實際上有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它的形構。根據黃錦樹《論嘗試文》裡的多篇雄辯，散文的形式化程度屬諸文類中最低，這不僅是個技術的問題（例如相比小說的虛構工程要求更多設計，或詩對語言的高度自覺），而關乎其倫理預設：散文應該恪守真實性的契約，那是它文學效果的緣由。也可以說，散文的審美價值，生發自某程度上的「修辭立其誠」。

也許可以回到魯迅——那藉日記體宣告中國現代主體的誕生與壞毀的悲哀的父親——對當時起風的日記文學，他對真實性有嚴厲的堅持。〈怎麼寫〉批評不少日記體文章虛有格式，因其一旦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便容易粉飾、隱諱、裝腔作勢；「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但求心之還原，一種無中介的絕對坦誠。在這意義上，真正的日記只能是孤絕的——也可能是太孤絕的。我們會留意到，一個世紀後的社交網絡深深改變了寫日記的前設與型態，它的物質性、及其影響下的心態習慣已不是同一回事，而更可能向預想的讀者開放；《黑日》的關鍵，也正在私人和公共的交匯點。更重要的，是血與墨的倫理交織：比起真實的苦難（血），寫作（墨）毋寧過於輕易，總已是虧欠甚或背叛。災難以後，寫作怎樣才能不淪落為野蠻，或自絕於沉默？如果「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花的薔薇之二〉），那麼文學唯有回應倫理的內在之聲，以墨的流傳逼現血的真實——即使那終歸不可能，並因對不可能的承擔而可能。

循此邏輯，日記對真實的迫切感受，構成文學作為見證的條件，而這正是《黑日》背後的那種倫理性衝動，正如作家在後記中的自白：「當我寫小說的時候，為了尋找更新銳的敘事方式，常常刻意迴避『故事』，然而，當現實前所未有地鋒利，〔⋯⋯〕自六月以來的每一天，當我坐下來寫字，從空蕩蕩的身子裡搜索，那裡只有一些接近故事的『敘述』瓶子，我只能把所有難以言說的傾倒進去，它們便有了自身的形狀。」在亂世中行動與目擊的焦慮淹沒了寫小說時去故事化的形式追求，美學考量只得向現實肌理的感觸退讓：讓生命自己成為形式，文字乃如肉身。

於是寫作或閱讀《黑日》，是一個簡單亦難的過程。它的修辭並不繁異，但寫下來只是寫作的最後一步，在那之前的準備更具決定性：「寫作看來像是主動發出聲音，但如果要寫出真誠的作品，必須先要無條件和不帶立場地聆聽。」書中對聆聽作為真正溝通的條件的強調，顯現一種邁向他者的願力，而使日記的私語心緒與公共生活的理想互涉。九月十六日的日記，認真挖掘了「離地」此一貶義潮語背後的空間喻說而有深刻反思：「離地」「貼地」的語用總是太快地預設一種割據領土、畫地為牢的敵意，因而阻隔了交流的管道。這種耐性，作家從佛家思想中浸潤而得：感悟因緣業報的深邃流轉，超越俗世生命單位而升向更廣大的默想宇宙，由此迴照一種艱難的修身之道：時刻同理共感他者——不論是弱小如流浪動物，或權勢如黑警——以作為關心自己的技藝。生命與世界遭遇之處，情感自裂縫而生；換句話說，情感的流轉乃是他者進入視域的效應。通過代入他者的處境、反芻其引發的情感（而非被駕馭），得以安撫受傷的內心且尋找連結的機會，從而強韌公共行動的基礎：堅定清晰地發出聲音、要求對話與尊重，建立健康合理的關係。

當被網民質疑不應以未經證實的事件為創作素材，作家的回應是：「世界已碎裂，每人的視線所及，都只是最靠近自己的碎片。或許，只有當每個人都誠實地描繪自己撞上了的那塊碎片，所有的碎片才有可能在未來拼湊成失常時期的城市全貌。」面對危機，作為對真實——包括社會的和個人的，如果兩者真的能夠分開的話——的執著，誠實成為一種抵抗權威操弄的行動意志。一種可能的疑問是：在資訊發達以至泛濫的年代，聲音畫面皆在網絡隨手可及，還需要依賴文學來保存真相嗎？正是在這裡，我們也許能夠窺探那難以捉摸的「文學性」的其中一種意義：不限於客觀紀錄，主體的敏銳之心捕捉到某些難以被正統化到大歷史裡的剩餘物，那或許是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或許是對個體生命經驗的尊重，見證如此而成。由此，我總是發現自己在閱讀過程中勾起回憶或陷入沉思，一頁頁揭過書頁好像重新經歷同一段日子，以另一顆心靈；我感到憤怒、遲疑、被明白、悲傷、平靜、愛。

因為文學本身是對他人的應答，而終將成為贈予他人的禮物。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