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們已無法在城市內自由記錄它的一切，更遑論移動與根著、歌唱與自由，《誠》卻告訴我們記錄香港的可能，那就是拍下香港人在香港存在的痕跡。可能只需要一部有自拍功能的電話，可能只是一個低炒失焦的自拍鏡頭，但如開首所述，我們仍要以倔強和驕傲的神態，訴說一個無人可奪取的事實：此時此刻，我們還在城裡恐懼著，熱愛著，記錄著我們的香港。

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公布入圍短名單，挪威導演Anders Hammer執導的紀錄短片，以「反送中運動」作為主題的《Do Not Split》（不割席）入圍最後十強，導演在Twitter發表感言，很高興看到來自香港的各種迴響，並讓各界關注此刻香港的人權狀況。

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理大圍城》足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紀錄之一。未敢忘記，也不需要釋懷，虛詞編輯部整理這個小輯，讓我們在自己的崗位，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繼續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最近常聽說這句句子，所以我希望在被時間的洪流洗刷去之前，將去年在理大校園內那些模糊的聲音、紛亂的畫面以及壓抑的氣氛記下。有一刻，我以為自己是那些要渡過鴨綠江的脫北者、又或者是當年想要逃離東德而冒死跑過邊界的人。

《理大圍城》是一部成功且可貴的紀錄片，真實地將圍牆內各人的身心經歷都拍攝下來。雖然不是全部，卻足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紀錄之一。我們倖存下來的人，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記。

送檢期間一波三折，連鎖戲院至今都不敢放映的紀錄片《理大圍城》，對部分觀眾而言，是既想看，同時亦不想再面對那些可怖的畫面。片長約一個半小時，全部鏡頭均取材自現場一手有些鏡頭是站在最前線拍攝，抗爭者視角，片段剪得頗為零散，不過卻錯有錯著，帶給觀眾另一種體驗。其中一句真實對白：「我唔驚佢致命嘅武器呀，我有致命嘅信念！」

一般來說，新聞或紀錄片都會盡量減少個人色彩，《致莎瑪》顯然不是這種紀錄片，電影名稱本來就是帶有濃厚個人感情色彩的標示，觀眾更似是在讀一封導演寫給尚未長大的女兒的信，無可避免被溢出的情感捲進去。

天、海、竹、風、戲台、巴哈，構成了卓翔的《戲棚》。《香港電影2019：時代影像》的影評說竹是物質元素，也是精神元素，宇宙有竹生成，空實自足，竹構成了空間，空間構成了電影。而這套電影是安靜的，鄧小樺說這讓我們得以注視空間的本質，是一種有情的低語，卓翔則在專訪裡解釋，靜是為了不打破空間的能量，因為戲棚這個空間最精彩的，導演最想帶給觀眾的，是一種身在其中的純粹體驗。

《戲棚》「知竹」，竹棚先是空間景致，入台披披掛掛不經意隱身在人事心緒中。

戲曲傳統文化是卓翔至今拍過三套紀錄片的一貫主題，2012年的《乾旦路》講述兩位香港青年以粵劇演員為志業的路，2015年《一個武生》則聚焦於崑曲裡位置邊緣的武生行當，上年交出的《戲棚》既是講酬神祭神的神功戲，亦是講上演神功戲的戲棚，有別於上兩套紀錄片，這次「空間」才是主角。

2020年3月21日，獨立電影策展人、青年學者張鐵樑因胃癌逝世，終年37歲。他是本地獨立電影策展者，是「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的唯一香港成員，也是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的監製。英年早逝，獨立電影導演陳梓桓與作家鄧小樺懷著悲痛，記下與張鐵樑那些未竟之事。

啊鐵會遠道而來我黃竹坑工作室看片，推我玩瀡滑梯一樣，給我很多意見、想像、對紀錄片的思考。

張鐵樑長年專注研究香港及中國獨立電影、紀實影像，曾協助籌辦大小本地獨立電影影展。

《踩板故我在》與介紹滑板的運動紀錄片不同，滑板的確貫穿了整套紀錄片，但只是作為切入點，讓人震撼的是電影本身的主題。除了記錄三位滑板少年的成長歷程，電影實際上也探討了不少關於貧窮、種族、階級的議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

對真實定義得愈實在，這種東西就愈是虛浮和不存在。反過來，真實不是要去定義，而是要去「接近」，這也是我現在辦「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的初衷。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從斷壁殘垣的古巴來到香港，經過一整天的旅行，克服了十二小時時差，古巴花旦何秋蘭、小生黃美玉，在香港藝術節題爲「名伶花旦展演話當年」的演出中，盛妝登台演出三個王寶釧折子戲︰《拋繡球》、《西蓬擊掌》、《平貴別窑》。時隔六十年，八十七歲的秋蘭和八十九歲的美玉重新回到後台的梳妝鏡前，享受化妝、衣箱的協助。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第38屆金像獎提名新鮮出爐，第一眼就覺得今年入圍名單好寡。最霸道當屬狂掃十七項提名的《無雙》，所謂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均會出錯，凡是可能被提名的獎項，《無雙》都獲提名了。

克勞朗茲曼的故事，借用他在回憶錄《巴塔哥尼亞野兔》（The Patagonian Hare: A Memoir）開篇的話來說，是個「豐富多姿而且獨一無二的故事」。朗茲曼固然喜愛自吹自擂，但他這句評語實在難以反駁——他是法國知識份子圈的重量級人物，鉤沉二十世紀創傷歷史的巨人，最廣為人知的是曾執導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Shoah）。七月五日，傲慢的朗茲曼在巴黎家中與世長辭，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