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朗茲曼：面對死亡，我們無從說起

克勞朗茲曼的故事，借用他在回憶錄《巴塔哥尼亞野兔》（The Patagonian Hare: A Memoir）開篇的話來說，是個「豐富多姿而且獨一無二的故事」。朗茲曼固然喜愛自吹自擂，但他這句評語實在難以反駁——他是法國知識份子圈的重量級人物，鉤沉二十世紀創傷歷史的巨人，最廣為人知的是曾執導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Shoah）。七月五日，傲慢的朗茲曼在巴黎家中與世長辭，享年92歲。

巴黎左岸最後一代知識份子

克勞朗茲曼（Claude Lanzmann）1925年生於巴黎一個猶太人家庭，他的父輩是東歐移民。少時加入青年共產黨，二戰期間參與法國抵抗運動，是地下游擊隊成員。戰後，在索邦大學修讀哲學，四十年代末到西德教書。回流法國後做記者，與沙特與西蒙波娃成為好友，並當上二人創辦的評論雜誌《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的編輯。後來在沙特的祝福下，朗茲曼與波娃發展一段親密關係，同居七年（波娃更會在給他的信寫上「你的妻子」）。八○年代波娃逝世，往後的日子朗茲曼便一直擔任《摩登時代》的主編。

朗茲曼當記者時，正值法國新浪潮的高峰，訪問過珍摩露、碧姬芭鐸、嘉芙蓮丹露、貝蒙多與甘斯堡等電影明星，更自詡幫助過他們打開璀璨星途。在風起雲湧的五六十年代，他撰文回應以色列、西藏以至北韓的政局（朗茲曼曾參與西方的北韓交流團，期間邂逅朝鮮女子，一位給他打針的女護士，異國浪漫史見於朗氏去年公映的遺作《燃燒彈》），還曾積極參與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和沙特及其餘199位知識份子連署《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呼籲法國軍人停止作戰。

1973年，已經步入中年的朗茲曼才開展導演生涯。他的首部紀錄片《以色列，為甚麽》（Isreal, Why）處理以色列建國二十五年後的問題（沙特在1946年發表《反猶主義與猶太人》，他鼓勵朗氏著述自己不同的觀點，過百頁書稿從未面世，輾轉變成紀錄片計劃）。翌年開始籌備拍攝代表作《浩劫》，足足製作了十二年，當中花了四年剪接350小時的毛片。這部影片最終變成長達九個半小時的口述歷史，是電影史上關於猶太大屠殺最具野心的鉅作。英文片名Shoah是希伯來語，通常翻譯為滅絕或災難，但實在沒有字眼能表達出Shoah有多沉重，而朗茲曼要背負的，就是猶太人的苦難。

朗茲曼回流法國後做過記者，與沙特與西蒙波娃成為好友，並當上二人創辦的評論雜誌《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的編輯。後來在沙特的祝福下，朗茲曼與波娃發展一段親密關係。

凝視黑色太陽的十二年

《浩劫》不用慣常的紀錄片手法，沒有剪輯歷史片段，包括四○年代的舊照片和新聞片都絕不採用。原因明顯不過，就是這些影像都無法見證歷史的真相：沒有人曾帶上攝影機步入毒氣室，生命的最後時刻死無對證。毒氣室的門一旦關上，光，就永遠透不進來。

於是朗茲曼決定把鏡頭對準現在，呼喚那些無法回憶，卻又縈繞不散的存在。如同阿倫雷奈的《夜與霧》，鏡頭伸向當下寂然無聲的風景，那些如今無從述說的納粹暴行現場。我們知道，極權政府往往用盡一切方法毀屍滅跡。用朗茲曼的話來說，電影必須利用「痕跡的痕跡」創作，一點一滴旁敲側擊。

他走遍十四個涉事國家，耗費八年全方位訪問屠猶歷史的見證者：有在集中營服役的黨衛隊軍官、搬進猶太人死者家中定居的德國人、焚屍爐近在咫尺，卻照常耕種的波蘭農民、明瞭由他剪髮的女人即將死去的波蘭理髮師、售賣往集中營的半價單程票給猶太人的公務員、戰時絕望地藏身在柏林的女子、研究大屠殺的西方學者、在集中營「特別部隊」工作的十三歲男孩等等。

這些見證人的證詞來回激盪，字與字的辯證足以構成一個想像的世界，比起任何過去的影像，更逼近那無法直視的真相。西蒙波娃曾言道，縱使戰後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她看過《浩劫》後才明白自己對集中營的恐怖經驗一無所知。觀影後，她第一次感到這些恐怖經驗成為屬於她的經驗：「朗茲曼藝術的偉大之處，在於讓地方言說，通過聲音使地方甦醒，並在字詞之外，用人們的表情傳遞出無法言語的東西。」

「這十二年來，我持續不懈地凝視納粹大屠殺的黑色太陽」，朗茲曼這樣說。如今他將永遠闔上雙眼，卻讓世界看見不可磨滅的集體記憶。他所代表的左翼知識份子良心，將會繼續見證人類歷史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