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些青年把頭髮留長、燙成金色、定型成刺蝟形狀；他們穿戴銀色飾物、打耳釘、滿體紋身，看起來很像很兇。表象背後，他們卻是脆弱的邊緣青年，從鄉村來到城市，受盡壓榨和凌辱……他們在工廠日復日勞動，一個月三十天都沒有假期；誇張駭人的裝扮，是他們唯一能夠主宰的事。

這是「殺馬特文化」，一種2010年代出現在中國的次文化，名字從英文單詞「smart」音譯，專指城市移民青年，以誇張的髮型為主要特點。 《外交政策》網站指，這一群體缺乏高等教育，在城市中從事收入不高的工作，其外形表達了他們對城市的疏離感。

2019年發布的獨立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英譯：We Were Smart），由導演李一凡製作，剖析「殺馬特文化」如何在壓迫中抬頭，反抗工廠式體制。

工廠世界裡失去自我

紀錄片中，不少殺馬特青年受訪，道出工廠工作的辛酸：「工作很單一乏味，日復日的重複，好像沒有了個人的價值。」天未亮，工人就要起床勞動，一直工作至晚上十點幾，所有精力都被榨乾榨盡。有些殺馬特青年甚至整天待在工廠，即使在城市生活，也不懂搭公共交通工具、不會逛街購物，對身處的地方一無所知。

《殺馬特，我愛你》中不少片段並非由導演操刀，而是工人用手機在工廠裡拍攝，揭露內部的黑暗。導演將屏幕切割成三塊，在左、中、右同時播放三條影片，仿佛暗示有太多內容、太多我們看不見的東西，沒法一時說清。

他們備受體制壓迫，有些甚至去廁所也要向主管申請；不獲批准時，只能隨地小便，但工廠又會因此而罰他們錢。有些工人遲到，工廠會逐分鐘罰錢，如果遲一小時，就可以把整個月的工資都罰光。

雖然不少工序已經機器化，但仍然有需要人手的部分，例如機器只懂在皮革上打孔，剪裁出一個銀包形狀，然而那塊皮革本身不會移動位置，必須依賴人手調整。一不留神，就可以趕不上機器的速度，剪爛皮革被工廠罰錢；不小心的話，更可以被機器切斷手指，血流滿地。

機器會不斷運作，所以工人也要不斷工作；機器開多久，你就要工作多久。說到底，工廠模式就是將工人與機器「同化」，無論在工作性質、工時過長抑或保護機制方面，工廠都沒有把他們當作「人」看待，在體制下，他們只是擁有軀體的「機器」。電影讓人反思，自稱「馬克思」的中國社會，原來是如何欺壓勞工、利用資本剝奪人性。

訴諸造型　自我意識的抬頭

看似完美的工廠體制，始終沒法壓抑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被譽為「殺馬特教主」的羅福興，驕傲地宣告：「審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點」。青年把工資花在誇張髮型上，並染得鮮豔，造型駭人。於是，他們就從工廠工人的「整體」分裂出來，變成「個體」，有了自己的形象和性格。他們在工廠時，其他工人甚至主管都因為形象而對他們心生畏懼，有時還奉承他們：「髮型好帥氣喔！」

殺馬特說：「別人都害怕我，這樣多麼好。」在嚴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裡，改變髮型成為一個自我賦權的過程：「當我決定這樣做（殺馬特髮型）時，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要改變，我的人生由我來作主。」

不少受訪者都說，以前自己在城市生活沒有「存在感」，但燙髮之後，每次外出都會被經過的行人注目，使他們感到被重視、在社會有自己的位置。與其說殺馬特是一種文化，不如說它是一種「自我表達」，透過打扮得標奇立異，讓邊青走到大眾目光的中心點。

如幻似真的陪伴

中國農村青年都曾憧憬城市為「機遇處處」的金礦，他們大部分在十幾歲時決定離鄉別井，走到城市打工，豈料所謂天堂原來只是另一個地獄。因為戶籍問題，他們沒有身份，屬非法勞工；因為來自純樸的鄉下，到城市常常被詐騙出賣。最常見的「騙案」，是當工人想離開工廠時，主管要脅指，如果現在離開，就不發工資。打工夢破滅，又受盡城市人凌辱，這群的人仿佛甚麼依靠都沒有。

有殺馬特直言，他有時也幻想：「如果我在街上被人打，其他殺馬特可能會來幫助我。」有女性殺馬特說，有次她在街上遇到另一位女性殺馬特：「我不認識她，但我感到我們是共同的……她是自由的……」

這些殺馬特之間，或者並不存在很直接的交流，但他們透過非語言的方式，彼此感受和交換能量。在城市中，他們建立出一種共同體，分享著同樣的遭遇和痛苦，展露出共同的反抗意識。這種如幻似真的陪伴感，電影亦成功捕捉得到----在假日，殺馬特會去廉價disco玩，或輪式溜冰場。在那些地方「到處都有人……我們肩貼肩，站得很近，假如我前面的是個男人，就好像我快要親吻他了！」他們想有人陪，想得到愛，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