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廿八】胡適︰半本書震動中國

1919年，胡適，28歲。

就在兩年前，一位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生，在刊物《新青年》發表了一篇影響歷史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就此，「白話文運動」如浪似的捲起整個中國；半年後，這位年青人還以26歲之齡，成為北京大學的教授。他是胡適－－一個在歷史洪流裡耀眼奪目的名字。

即使已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還未滿足：他的抱負，是要整理學術，為現代中國謀求最好的出路。而一個學者，必先有一本學術成果作理論基石；志比天高的胡適，決定先向中國哲學這座大山下手。就在28歲這年的五月，胡適順勢出版他的首本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此書原是胡適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兩年前他到北大教書，便根據論文內容編定成「中國哲學史」課的講義；經過兩年的整理，這本匯集十二篇文章、十餘萬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甫出版就引起當時學界的哄動；不過兩個月，胡適就把此書再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意義，在於它為當時的中國帶來劃時代的想法。師承杜威、受實證主義影響的胡適，在書裡反對傳統以三皇五帝為思想啟源的觀點，放棄固有對先哲的「聖賢」概念。因此，他丟開唐、虞、夏、商，反以老子、孔子首先自成一家學說的理據，提出老子孔子，才是中國哲學起點的論述。

誠然，把胡適的理論放於現在來看，不免是有點武斷草率－－但在民國最搖晃、浪蕩的階段，胡適始終是為那死水般的學界轟出如夢初醒的一炮。時任北大校長、他的上司蔡元培，就為此書作序，說胡適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一向與胡適持不同意見的的梁啟超，則評論此書「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形容胡適「不廢江河萬古流」，認為他有「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其學生顧頡剛，盛讚胡適有「截斷眾流的魄力」；馮友蘭還因為此書，寫出更紮實的《中國哲學史》，延續學界對中國哲學史的探討。

以往的概念裡，聖賢就是思想家，聖賢說的就是道理、就是哲學；今日的我們，不會認為堯、舜、禹、湯這些傳疑的「聖人」是中國文化思想的開端。這是因為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批判傳統的論述，提出新觀點，更剝脫了老子、孔子的聖人形象，著眼他們的著述思想、一家論說，我們才扭轉了哲學史的概念，以「思想家」作標準，建立現代的哲學史論述與邏輯。

同年7月，胡適也在其主編的《每周評論》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與重視主義與理念傳播的李大釗論戰，在學術界引起迴響。

在刊於《新青年》、12月1日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裡，胡適針對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思想，清晰地表達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更理解到他提出現代思想論述的原因。

對他而言，知識分子首先要研究舊思想的問題；然後，借用西方的思想哲學，以科學化的評鑑方法，「整理國故」，再造出新中國的學術。而所謂「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亦即，像尼采所言，評定舊有中國的所有價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建立新的論述秩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就是他整理舊有國故，革新思想的第一個學術成果。最終，胡適也沒有完成下卷的寫作－－他只是以半本書，就震動了一整個中國。

1919年，除了是胡適著書立說的重要年分，也是其母親離世，把指腹為婚的妻子江冬秀接到北京同住的一年。胡適是對妻子千依百順的丈夫，閒時，他會陪她逛街，看電影，吃東西，讓她見識大城市的繁華，甚至特意買一個房子讓妻子打麻將。有一次，胡適差點出軌，江冬秀就衝進廚房，拿起菜刀脅著孩子。胡適自此就更畏內了－－面對朋友取笑他「怕老婆」的性格，胡適這樣打趣回應：「愈是自由平等開放的國家，男人愈怕老婆。」

1919年，胡適，28歲。距離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尚有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