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許鞍華執導的紀錄片《詩》今日正式上映,《詩》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短訪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談詩是甚麼;第二部分篇幅最長,專訪黃燦然及廖偉棠,談他們對詩的態度;第三部分短訪年輕詩人黃潤宇,談詩的功能。自小愛詩的許鞍華即使執導多年,仍深深地覺得:「詩是很難講的。」
兩位現役詩人對詩的態度
許鞍華今年76歲,拍過30套電影,「我問自己還有甚麼題材想拍?就是詩。」許鞍華形容詩是她的守護符,在人生低潮時,是詩句給予她心靈的撫慰。2021年,她開始了拍攝香港詩人的紀錄片,主角是黃燦然及廖偉棠。「大方向是講這兩位詩人和他們的詩,他們對詩的態度,詩對他們來說是甚麼?」許鞍華覺得「詩是甚麼」這條問題必須要由現役詩人來解答才最有說服力,因為他們的詩能印證他們的語言。
《詩》的兩位主要受訪者廖偉棠、黃燦然都剛好不在香港生活——廖偉棠到台灣教書;黃燦然則「經濟流亡」深圳。許鞍華說這是巧合,正確來說不是她「選擇」訪問這兩位詩人,而是「他們肯讓我訪問」,她笑了笑,「因為很多詩人不是很願意說自己。」另一方面,當然是許鞍華對他們的詩有興趣。這個巧合讓他們「代表了離開的人,但原因不同,這反而開放了一個題目:不是所有人離開都基於同一原因。我覺得這是好的,代表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無法預測的拍攝
紀錄片的拍攝往往是無法預測的。2021年5月,為了拍攝廖偉棠,許鞍華及團隊特地飛到台灣去,那時正值台灣Covid-19疫情最厲害的時間,廖偉棠所有活動都取消了,只能與小朋友一起關在家裡,或到無人的課室開視像課,團隊怕病毒傳染小朋友,很多畫面都沒有拍。回到香港,團隊都很沮喪,覺得拍不到東西,許鞍華則覺得「如果我們拍他的生活是甚麼都沒有也很有意思,很特別,好像是一個metaphor of(比喻)他的生活。加上疫情,為電影加添了一種張力,人人都戴口罩。我們不是想誇大這件事,但這令廖偉棠那一段有他的獨特性。」
許鞍華說不但她有做功課,整個團隊的人在拍攝之前都看過黃燦然及廖偉棠的詩作。在訪問兩位詩人時,許鞍華在紙上寫下一些問題,但在開機之後一切都是隨機的,「譬如廖偉棠唸詩,其實我沒有叫他唸。他想說就說,不說就不說,他讓我拍甚麼就拍甚麼,其實沒得按我的(想法)。」
詩歌影像化
在拍攝之前,許鞍華當然有她的想法,私心選出了一堆她喜歡的詩作,「我是很有興趣研究怎樣拍詩才會像詩,因為從一個媒界(詩)過渡到另一個媒界(影像)是很大的挑戰。」在《詩》中,當說到黃燦然的〈在茶餐廳裡〉時,為了更形象地呈現詩中「這是個沒有希望的男人」,團隊找來演員演繹詩中的情節。
原本許鞍華還想拍黃燦然〈戀愛中的女人〉:
如果你也在凌晨走路回家,
在黑暗中看見不遠處一個女人走來,
低着頭,看上去疲乏、困倦、憔悴,
你會以為她是個夜歸的服務業女工,
說不定是個按摩女郎或酒吧侍應,
家裡有一群弟妹靠她賺錢交學費;
你跟她擦身而過時,瞥了她一下,
感到她心灰意冷,臉神沮喪;但你錯了,
我剛看見她從一輛的士下來,
一個男青年跟着下來,擁抱她,吻她,
然後又坐進同一輛的士;她目送他離去,
然後轉身,她家可能就在附近。
她的背景,疲乏、困倦、憔悴,
那是她在戀愛中的緣故,幸福
正大幅消耗她的能量,她體態纖弱,
那是一種隨時倒在戀人懷中的纖弱,
一陣風就會吹走她,夜色再暗些
就會溶掉她。我看見你跟她擦身而過,
向我走來,我們互相瞥了一眼,
你大概會說,瞧這男人精神奕奕,
好像很幸福,而不知道我這熱情
只是她的幸福的餘溫。
許鞍華原本要求黃燦然出鏡拍攝這首詩,黃燦然否決說:「那是另一個人,是第二身,不是我,所以我不用出鏡。」許鞍華堅持:「你要出鏡!」回想起來許鞍華也不禁失笑,「我自己都覺得很離譜,他寫,難道他不知道嗎?他最知道。我還以為我很明白,因為他的詩都很直白,可是爭論完我冷靜下來才想得通那個『我』是nobody,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你。但那時我很激烈,因為我很想拍那首詩,我連鏡頭都分好了,最後我們因為這首詩觀點太複雜,還是沒有剪進去。」
可是「詩意」是可以影像化的嗎?「我不知道,我想詩歌影像化只是一個開端,」許鞍華說,「我想我拍了一套電影,最好就是大家看完會有討論,不是說我拍了就等於是最好的拍法,但我自己覺得挺Work的,不然也不會展示給別人看。原因可能不是詩怎樣拍本身,而是我將它鑲入他的生活裡,很自然,好像他突然從一首詩中走出來,回到他的生活。」
從討論中抽身出來,許鞍華覺得「現在我說甚麼都沒有用,我覺得既然拍出來了,別人看到甚麼就是甚麼。所以我越來越抗拒導演跑出來解說,你講得再好,作品也不會因為你講得好而好了。」
如果說盼望,許鞍華希望大家可以學懂去欣賞詩,「不應該有一種覺得詩很高級、裝模作樣的成見,藝術應該是人人都可以接觸、吸收、享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