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一舉：「暴力」應該如何被觀看？
「紀錄片」這個詞，時常給⼈客觀、冷靜的印象，然⽽最⼤的問題或許在於他掩蓋了紀錄片真正重要的性質，也就是紀錄片不只是⼀個旁觀的紀錄，⽽是⼀個強烈地介入社會的過程。從⼀開始尋找訪談者、溝通交談、拍攝他們的⽣活，並長時間的追蹤，相較於許多虛構的劇情電影，紀錄片的製作充滿了對研究對象各式各樣的介入，並形成不少的打擾。紀錄片所記錄的，不僅是影片所拍攝的事物，更反過來記錄了⼈們以怎樣的視⾓、位置介入社會議題。
從這個⾓度來看，不難理解約書華·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紀錄片」——《殺⼈⼀舉》（The Act of Killing）為何是⼀部讓⼈⼗分震驚的作品。因為這部片雖然以印尼⼤屠殺——九三Ｏ政變為主題，但與其說他省思的是⼤屠殺的歷史問題，不如說真正在省思的，其實是⼤屠殺的歷史如何被呈現的問題，換句話說，創傷的發⽣不只是在過去的歷史遭遇裡，⽽是也發⽣在「歷史」和「創傷」是如何被呈現的過程。反映紀錄片的形式，在⾯對複雜的歷史和社會狀態中，需要時刻反思⾃⾝介入⽅式的影像實踐。
九三Ｏ政變發⽣在1965年，在這起事件中，陸軍少將蘇哈托（Suharto）在鎮壓叛變中，順勢推翻立場傾共的蘇卡諾（Soekarno），成為印尼領導⼈。在⻄⽅國家的⽀援下，他配合圍堵共產的政策，在全國動員政府和地⽅勢⼒進⾏共產黨員的⼤屠殺。但實際上卻藉著這次的清洗⾏動，將反對⾃⼰政權的異⼰都誣陷為共產⼈⼠⽽加以剷除。這場屠殺⾏動的歷史創傷和不正義⾄今都沒被當局重視，
因為當時的加害者仍然在位掌權，並透過官⽅的歷史教育、影像將這起事件塑造成國家打擊罪惡的「偉⼤事蹟」，⽽負責執⾏屠殺的加害者、⿊幫份⼦則被拱為「國家英雄」的⼈物在電視台、教育場所或是造勢場合演講其事蹟。
《殺⼈⼀舉》描寫的便是這群加害者的⽣活，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過往的紀錄。但和⼀般紀錄片不同的是，導演除了讓他們描述外，也以「歷史紀錄」的名義，讓他們根據記憶扮演受害者和加害者，透過表演「重現」過去屠殺的場景。⾄於導演⼀⾏⼈，除了將這些表演拍攝下來，也拍攝他們觀看這些⾃⼰表演的影像時所產⽣的感受和想法討論。⽽整部「紀錄片」最讓⼈難以忘懷的部分，便是導演在這樣的⼿法中，無意間捕捉到這些⿊幫在內與外的觀看中，從原本雀躍展現的態度到最後開始慢慢產⽣⽭盾、糾結和痛苦的過程。
然⽽除了上述戲劇性的⼈性議題外，這部作品讓⼈感到啟發的，更多應該是⼈和影像的關係。就像先前所說，由於這些⿊幫份⼦對當時的作為是感到⾃豪的，因此聽到想將這些事蹟變成「電影」來呈現時，沒有⼀個不是感到興奮的。因為這些⿊幫都非常喜歡好萊屋的⿊幫電影，經常從中模仿、參考電影中殺⼈的⼿段⽤在屠殺的事件，並想像⾃⼰是電影中懲惡揚善的英雄，⽽這⼀次他們終於能在化⾝「主⾓」表演⾃⼰的事蹟。其中的⿊幫⾸領安華剛果（Anwar Congo）更這樣說道：
「我們想要活地像影⽚裡的⼈⼀樣……過好的⽇⼦，做⾃⼰想做的事情……⿊幫的印尼語：preman，就是來⾃英⽂的freeman，我們⿊幫是『⾃由的⼈』。」
這句話雖然微⼩，但卻點出印尼的歷史屠殺其實和電影如何表現、呈現暴⼒有強⼤的聯繫。美國的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在《戰爭的框架》提到，戰爭的暴⼒並不僅僅只是奪去⼈的性命，他也和國家如何透過影像、論述去產⽣⼀個暴⼒的認識論框架有關，在這框架中，被視為「敵⼈」的⽣命將不被認為是脆弱、值得哀悼的⽣命，降格成死去也無所謂的東⻄；反過來，在被塑造為「我們」的群體中，⽣命的脆弱性和可哀悼性則被放⼤，因此顯現為需要被保護的事物，進⽽⽀撐了發動戰爭的理由，並讓⼈們對⾃⼰的⾔⾏和暴⼒不感到任何恐懼。
「戰爭把⼈⼝分成『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命。我們無法哀悼不可弔唁的⽣命，因為它從未活過，從未被算作⽣命……這個問題⼜再⼀次帶我們回到情感的問題。情感是如何被規範的？」
——巴特勒《戰爭的框架》
巴特勒的想法，非常適合拿來說明⿊幫份⼦和印尼政府為了粉飾這起屠殺事件⽽形塑的歷史觀和宣傳，也就是將當時的屠殺比喻為「捍衛國家」的「戰爭」，使得⾏兇的⼈們不會認為⾃⼰的暴⼒是暴⼒，⽽是變成「保護」、「正義」的⼒量⽽感到⾃豪。直到導演要他們重演過去的⾃⼰與受害者時，這個原本由⿊幫電影想像出來的形象以及被國家政府強加的觀看框架，才發⽣了鬆動，因為正是在扮演受害者的過程中，他們被迫脫離⾃⼰的視⾓來觀看當時「⾃⼰」的⾏為，同時也透過事後的影像看⾒⾃⼰是如何被⼈觀看的。在這種多重的觀看中，體會和感受到⾃⼰⾏為的暴⼒以及巴特勒所說的：⽣命的危脆性和可弔唁性，進⽽產⽣了哀痛的情緒。其中影響最劇烈的便是作為⾸領的安華。
要注意的是，在這種「重演」中，框架的鬆動不只發⽣在這些⿊幫上，也發⽣在觀看這部影片的我們⾝上，因為在這些重新演繹的過程中，這些原本給我們感覺「邪惡」、「冷⾎」的加害者並非像他們在官⽅場合所展現的那樣，是沒有愧疚的，同時他們的⼼靈也沒有我們所想的是強壯的，⽽是也暴露出脆弱的⼀⾯。加害者們對我們來說也不再是單⼀的群體，⽽是會注意到每個加害者在⾯對事件以及愧疚時都有不⼀樣的態度和反應。導致我們意識到這些⿊幫份⼦在官⽅場合的呈現，比起只是粉飾歷史的展演還要更加複雜。
在⼀次選舉的造勢中，安華向紀錄片團體說，其實底下歡呼的觀眾都是被買來的，⽽且選⺠之間還會互相比較彼此被賄賂的⾦額。因此他們只能繼續撒更多錢來維持⾃⼰的地位和權⼒，使他們這些在台上演戲的地痞，實際上就像粗俗的「肥皂劇演員」，努⼒討好底下的觀眾。
「⾃由的⼈」在此時完全成了⼀種諷刺。但安華的話重要的地⽅在於，它顯⽰出，對安華這樣的⼈來說，儘管在媒體前⾃詡是「⾃由的⼈」，但他其實從來沒有機會呈現⾃⼰真正⽭盾、複雜的罪惡感受。這部分也呼應到巴特勒⼀直強調的，我們應該要去注意情感是如何被規範和運作的。
影片中的另⼀場景，安華被當成「電影明星」出場於印尼國家的官⽅節⽬，並被詢問殺戮共產⼈⼠的⼿段是否受到電影的啟發？安華照實回答了他們。主持⼈於是讚許安華，並對著鏡頭說安華等⼈是如何發明了⼀種更有「⼈性」的⼿段來剷除共產勢力，這種⽅式可以「避免過度的暴⼒」將敵⼈消滅。這種說法和影片後⾯另⼀⿊幫領袖的發⾔是⼀樣的。讓我們知道，主持⼈的想法不是直接從安華的陳述中得到的，⽽是整個國家在不同管道中都在試圖傳遞的想法。安華在節⽬雖然像是電影主⾓⼀樣被恭維，宣揚他的功勞。但他其實對事件沒有多少發⾔的權⼒。因為⼤部分的說詞早就被規定好應該要怎樣呈現，並且對應到怎樣的內容。就像在節⽬中，主持⼈⼀樣詢問安華印尼語「流氓」的詞彙是怎麼來的，讓安華去回答來⾃於英⽂的freeman，洗除國家負⾯的流氓形象。
在這裡面，安華並不⾃由，⽽是被表現為「⾃由的⼈」。節⽬本⾝雖然叫做：「特別對話」（Special Dialogue），但呈現的都是其他官⽅場合中既定的思想。有趣的是，約書華同時拍攝了電視後台⼯作⼈員觀看節⽬的反應。儘管節⽬中安華等⼈被當作國家英雄、「電影明星」歌頌，但後台的⼯作⼈員，卻認為安華等⼈是恐怖的殺⼈兇⼿，但也是「可憐的⼈」，因為「這些⼈後來很多都瘋了」。這種反差⼤概就是許多加害者在印尼的⽇常。當他們在媒體⾯前，他們是「英雄」、「明星」，⽽回到現實⽣活中卻⼜⾺上知道⾃⼰是殘忍的「殺⼈兇⼿」。
《殺⼈⼀舉》的開頭，同樣很有意思，在這場景裡，我們看到有⼀排穿著亮麗的舞女，從⼀隻⿂形建築的嘴巴慢慢走出。接著她們在⼀個瀑布下跳舞，但其中卻混著穿著⿊衣的安華和扮著女裝的赫爾曼在其中穿梭，⽽有⼈正在要求他們微笑，露出亮麗的牙⿒，表現出「⾃然的美」以及喜悅、平和、祥靜的樣⼦。之後，⼯作⼈員喊卡，表演中斷。
《殺⼈⼀舉》開頭的場景，第⼀眼看給⼈的感覺可能是怪異的，因為他的拍攝⽅式，很像是⼀種宣傳印尼觀光旅遊的廣告。然⽽安華和赫爾曼怪異的裝扮，卻和這種觀光宣傳的正⾯形象不相襯，令⼈產⽣疑惑。有趣的是，舞女們走出的⿂形建築，其實是⼀個位在多巴湖（Lake Toba）的觀光餐廳，因為遭逢亞洲⾦融海嘯，所以營運不濟倒閉，⾄今仍被廢棄在湖的旁邊。
這段宛若宣傳國家形象的廣告，在讓安華和赫爾曼這些當初的殺⼈犯，以怪異的裝扮安插下，變成了詮釋印尼現狀的詭異寓⾔，因為導演似乎是藉此想要表現印尼當代政治和繁榮⾯貌底下處處潛藏的不和諧。這些不和諧來⾃於印尼政府⾄今仍然拒絕⾯對⼤屠殺所留下的陰霾，以及⼈們試圖持續在追求經濟發展以及表⾯和平下遺忘過去的創傷。
《殺⼈⼀舉》的拍攝不只顛覆了我們⼀般對紀錄片的印象，也改變了影像和觀看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回頭看許多和轉型正義相關的紀錄片，會發現紀錄片時常成為轉型正義中使⽤的⼯具，是⽂字論述的補充和裝備，加上去後可使其看起來更加完整，使內容獲得「證成」。然⽽，《殺⼈⼀舉》的影像呈現，使這些影像並不是說明某段歷史或是轉型正義的⼯具（所謂的「紀錄」），⽽是反思轉型正義的另⼀⾏為實踐，特別是讓我們去思考轉型正義應該如何呈現⾃⾝的問題，以及注意到許多轉型正義試圖呈現和追求的形象（客觀、中立，甚⾄像劇中的⿊幫領袖所說的「⼈性」）背後是否隱含了更複雜的問題沒有被深入思索。
冷⾎、邪惡的感受，⼀直是我們在觀看「加害者」時很容易產⽣的情緒，因為這是當我們想要呈現、表現「暴⼒」時，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觀看⽅式。約書華的紀錄片——《殺⼈⼀舉》並不只是⼀部讓我們知道印尼曾經發⽣過什麼事情的紀錄片，更是⼀部省思「暴⼒」如何被觀看與呈現的影像實踐。在這之中，透過「重演」以及各種視⾓的建構，導演讓我們比較了國家在維持暴⼒的運作中，各種不同層次的展演框架，以及這些殺⼈者所遭遇的⽭盾和難以⾔說也無法真正重現的創傷。儘管紀錄片的觀點後來主要聚焦在劇中深深對⾃⼰感到悔恨的安華，但導演並非要我們有意地去同情這些加害者，⽽是要我們藉由這種意外產⽣的呈現與⾒證，去思考歷史創傷的複雜性，暗⽰我們歷史充滿了很多難以被記錄的內⾯。關於這些難以被紀錄的內⾯，這部片的「紀錄⽅式」並未提供⼀個⼀勞永逸的解答，幫助我們去更加公正地⾯對歷史所有的創傷與不正義，但卻讓⼈們去不停尋找不同呈現與介入歷史的⽅式，以及在既定的歷史呈現中去尋找遭到忽略和掩蓋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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