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彈後，深水埗市民的地攤日常

深水埗那些「井」字型割開的街道，諸如鴨寮，或北河街，感覺只能用「擠逼」來形容。街道擠滿了排檔，行駛或停泊的車輛，到了晚上還有隨時會被食環檢控的地攤，功能複合。路人幾乎都要瀉出行車道上，與車輛並肩，恐怕難以滿足任何「上返行人路」的要求。

若果警察肆意往這些街道發射催淚彈是一種「暴力」，在深水埗擺地攤的基層市民每天面對被檢控的壓力，早已是暴力滲透日常的體現了。基層市民賣物維生，卻屢屢需在食環職員來到前收拾離去；稍一不慎遭到票控，不只賠上高額罰款，載滿財物的手推車都有機會被充公。

明眼人都知道這種做法不近人情，正如俗語所說，「恰到上心口」。「佢哋（食環職員）叫我哋體諒佢，又唔體諒下我哋？」其中一位地攤檔主陳婆婆，接受訪問時說。

地攤的街道日常

深水埗是現時香港貧窮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2018年年尾，旅發局宣佈投放逾1,200萬元發展深水埗的旅遊項目；然而，地鐵站裡的街景海報，以至那幾張仿製的紅色膠椅，一概無法反映居民真實的生活面貌。「觀光客」看到的不過是失真的死物，儼如沒有靈魂的軀殼。

居民的生活，都在那些各種事物都擠在一起的的街道上，或許也是一種草根的寫照。鴨寮街、基隆街、大南街、桂林街、北河街，諸如這些，不過是一部分而已。排檔一般都在下午開始營業，販賣電話卡、電器、衣飾等各式商品。至晚夜，街上陸陸續續有人舖上地蓆，從尼龍帆布袋或行李箱裡拿出雜物貨品，在已經關門的排檔旁，或空地上，打開自己的地攤。

筆者在基隆街近欽州街的街口遇上地攤檔主陳婆婆。剛看到陳婆婆時，一位顧客正在翻看地攤上的一條褲子，隨口便問她「呢條褲咩碼啊？」，她回答：「呢到又唔係舖頭，自己睇啦。」是有一點脾氣的，或說坦率，諒及地攤上的不是大型商店裡整齊的陳列品，婆婆也不必是一個低聲下氣的售貨員。「買就買，唔買就唔買」，陳婆婆的道理。

的確，這些地攤跟日常光顧的商店很不一樣，貨品很多時是二手的，種類繁多且雜亂，生活用品、衣物、玩具、書籍、色情光碟等等，什麼都有，也沒有明碼的價錢。筆者就曾經見過一個比手掌大一點兒的木盒子，打開有兩層擺放雜物，而木盒的蓋子上，竟放有一張少女的照片，照片稍為脫了一點顏色，也沾上了一點塵。看起來有點詭異，然而多少說明了地攤的性質－－賣的貨品未必是全新的，甚至有別人用過的痕跡，重要的是，這些貨品到底為基層市民增添了生活所需。

地攤的光顧經驗，也跟商店很不一樣。一般來說，為了讓顧客清楚看到貨品，商店必須燈火通明。由於地攤是露天的，只能依靠泛黃的街燈照明，常常出現燈光不夠的情況。於是，有些看來經驗豐富的市民（兼顧客），會在逛地攤的時候隨身帶備電筒，走過時往地攤上的貨品照射，才能看到究竟。

食環與地攤，高牆與雞蛋

在陳婆婆的地攤裡，我看中了一個攝像機的腳架，不陳舊，機能仍然良好。問起價錢，陳婆婆說，40元，約莫是原價的四分之一。付款後，陳婆婆說快要執拾離開了。為了避開食環職員的檢控，她只能在六時到七時這段時間裡，先開檔一小時，等到晚上約十一時，食環職員都下班了，再回來開檔。「俾人拉得好緊要。」陳婆婆如此形容食環的檢控行動，「會有五、六十個人一齊嚟。」

陳婆婆更說，被票控後不只要付高額罰款，有時甚至會充公檔主的物品，包括地攤上的貨物，以至整輛手推車都會被收走。陳婆婆愈說愈氣憤：「啲嘢明明係我哋嘅。」食環職員要人「體諒」的說話尤其令她語氣加重，「佢哋又唔體諒下我？」

跟其他擺地攤的人一樣，陳婆婆身後也放著一輛長型的手推車，有幾個行李箱和尼龍帆布袋，收拾後，貨品都會往手推車上放，有時會出現物品過多，最上層的雜物傾倒，得用雙手把它從新扶起來。她一邊收拾物品一邊跟我說，有些擺地攤的婆婆為了對付前來檢控的食環職員，特意拾來一些石頭－－「用來擲向他們嗎？」，我驚異地問－－陳婆婆說，當然不是，拾回來的石頭會放在手推車下，好讓其增加重量，藉此為難正要收走它的食環職員。「咪由得佢哋拎走。」陳婆婆語帶輕鬆的說。

公職人員與基層市民的權力不平等，就在如此日常的細節裡顯露出來，私人財物非私人財物，到底可以被官僚的術語玩弄。而那些堆放在手推車下的石頭，不過為了增加收去的難度，經已是一種對「暴力」的抵抗了。即便微小。

催淚彈後，難得鬆一口氣

8月14日，有網民在深水埗發起「激光燒衣積陰德祈福晚會」，隨後警方以催淚彈驅散人群，更一度向鴨寮街等內街發射，商戶、住客均走避不及，只得「硬食」。陳婆婆當晚也在現場，筆者在兩天後遇到她，她說手腳皮膚仍然略有不適。警方施放催淚彈後，幸好有幾個年輕人扶著陳婆婆走避至地鐵站內，那時她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只是，當晚寄放在街上的手推車上，好一些物品被盜去了。

陳婆婆還說，自從「燒衣」（她有時會稱為「暴動」）那天，近幾日食環職員檢控小販的情況稍稍減少了，可能因為生怕樹敵更多，惹來更大的反感。「終於可以抖下氣。」她說。長久積壓下來的恐懼，竟在警方不顧後果地發射催淚彈，誤打誤撞的情況下，稍為釋放了一點。

只是，她仍然因為生怕遭到檢控，開檔不過一小時，便收拾離去。同一條街上，有不少地攤檔主也在收拾，或許是久而久之成了習慣；畢竟，被檢控的代價，或說食環職員所把持的暴力，依然那麼大。至晚上十一時，筆者再次來到基隆街，深水埗正在下雨，地攤自是無法開檔。聽天由命，在地攤合法化或基層市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社會保障前，也只能如此了。



（原刊於「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