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長安的荔枝》——改編自馬伯庸的一部同名小説——早前於8月7日在香港的戲院上映。這部戲院未上映之前,各方媒體已對它有相當的期待,認為它訴盡了當代職場上社畜的心聲。因為這部戲是講述唐代天寶年間,由九品官李善德(大鵬飾演)突然升職擔任「荔枝使」,要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運送到長安。而眾所周知,當時要從嶺南運送新鮮荔枝到長安,簡直是天荒夜談。李善德不得不接此命,但辦不到的話,卻又是死罪。此處便流露了「打工仔」、「牛馬」們的辛酸與無奈,不敢違抗上司頒佈的任務。
電影透過李善德在職場上的個體命運,以小見大,以此折射出當其時唐代走向衰落的國運——為了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運送到長安,可以砍盡對阿僮充滿意義的荔枝樹群,可以使李善德被迫背叛對好友蘇諒的承諾,更可以對運送荔枝沿途上的村民預徵半年的稅款,搜刮民脂民膏。然而,當新鮮的荔枝及時送到宮中,鏡頭只停在楊貴妃欲取未取的手上,荔枝最後有沒有被吃掉,沒有人知道,此一鏡頭可謂諷刺的極致書寫。
如此一來,李善德固然是戲中的主綫,但是,故事中還有其他人物的故事綫——蘇諒、阿僮,以及林邑奴,而電影對這些人物的塑造,卻沒有達到他們最起碼的飽滿度。例如蘇諒,故事中,其父親以其兄與他比較,認為他不是做商人的料子,他為了證明自己,遂賭博似地投注在李善德運送荔枝一事上,企圖事成以後,獲得朝廷厚待。然而,看在觀眾眼裏,未免是蘇諒義無反顧地協助,直至得知被出賣,便消失而去,卻又突然在危急關頭出現,再度「義無反顧」地助李善德一臂之力。人物性格無甚變化,也欠缺立體,有淪為推動李善德主綫與整部電影劇情發展的工具人之嫌,而其他兩個角色也有此問題。
或許有論者認為將一部長篇的歷史小説,濃縮成一部電影,也屬不易,但是,至少就目前來看,戲中也有不少鏡頭與畫面,或屬多餘,大可刪減,預留空間作其他該有的發揮。例如戲中出現的算命先生(宋小寶飾演),初次出場是與蘇諒發生口角,由此催生喜劇氛圍;後來出場,是獲邀出席經略使的宴會上,又與蘇諒發生口角,借此「搞笑」。然而,從根本上來説,算命先生對劇情發展無甚影響,除了讓喜劇演員宋小寶出演的這一象徵性意義,筆者想不到其他可能。而説到喜劇元素,這在電影中也表現欠佳。電影的前半段,透過李善德上班的日常,以及他為了籌備運送荔枝,結識蘇諒、阿僮過程中產生的互動,來營造喜劇效果;電影的後半段,則聚焦於李善德一次又一次運送荔枝的艱辛與驚險。由此,喜劇元素積聚於前頭,形成頭重尾輕的格局,有斷裂之感,就一部喜劇片而言,這未免失格。
不過,内地一位影評人藤井樹對該部作品作出了有趣的觀察:「電影《長安的荔枝》像是一部古裝公路片,主角一直都在路上,而其他角色統統圍繞著荔枝專員之事奔忙」其實,筆者在觀看時也有類似的錯覺。但筆者後來尋思,便覺得這部戲與公路片仍有遙遠的距離。公路片類型的作品裏,主角會因某種原因踏上旅途,於旅途中遇到各種各樣的人,經歷各種事情,從而成長、轉變;相反,《長安的荔枝》並不像一場旅途,因為李善德是立足於嶺南,幾番實驗,派出幾號馬車來試驗運送荔枝的成效,又,他踏上運送荔枝的路途,過程不牽涉遇到其他角色,只一味向前衝,盡顯艱辛與血淚。當然,這部作品之誕生,也未必是以公路片的標準來製作,以這樣的標準來判斷,實屬不公;然而,若《長安的荔枝》予人一種公路片的錯覺,且是中國古裝公路片,站在這點來看,也未嘗不具有實驗性的意義。